一、中国正处在转型关键期，但转型面临诸多纠集

　　1、中国三大转型迫在眉睫

　　在当今世界上，中国不仅被称作是新兴经济体，而且也被称作是转型国家。就中国而言，转型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由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和阶段所决定的转型，如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等等；二是由体制变迁所决定的转型，如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从集权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型等等。无论从中国当前的人均GDP(中国已接近中等收入)水平，产业结构演进及其与就业结构的关系，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内需与外需的关系，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社会的和谐稳定状况看，还是从中国体制改革的渐进性特点和要求看，中国正处在进一步转型的关键期。这种转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转型：主要是指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型。经济转型的重点，一是要从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增长方式转变。二是要从工业化推动的增长方式向城市化拉动的增长方式转变。

　　二是社会转型：主要是指社会结构与管理方式的转变。社会转型的方向是：要从生存型社会到发展型社会转型；从二元社会向一元社会转型；从管制型社会向民主型社会转型。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明显滞后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滞后，严重制约了经济转型。

　　三是政府转型：主要是指政府职能的转型。政府转型的方向，从中央政府看，是要从高度集权型的政府向分权型的政府转变；从地方政府看，是要从管制型的政府向服务型的政府转变。由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存在诸多纠集，致使经济社会的运行越来越依赖于政府的作用，这不仅迟缓了政府的转型，而且削弱了市场功能，扭曲了市场机制。

　　2、中国转型面临诸多纠集

　　经济转型纠集：我国的经济转型正处在两难困境。若不转型，自身资源环境难以支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若转型，我国人力资本状况在短期内将难以适应，进而会面临高失业风险，而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这种转型极有可能导致社会的高度震荡。

　　社会转型纠集：二元社会结构和管制型社会体制是支撑和维系中国经济超常规高速增长和社会超常规稳定的关键性制度，这一制度的变革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和风险，极具不确定性和挑战性。

　　政府转型纠集：政府转型不仅仅是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转变，究其本质，是关系到权力与利益结构的调整与变革，这种变革将触及政治体制。我们是否具备了这种转型与变革的足够勇气?是否做好了这种转型与变革的充分准备?按照目前的状态和态势看，似乎并不乐观。

　　二、中国转型的关键，是体制(制度)环境的改善

　　中国现行体制(制度)环境的改善，关键取决于改革攻坚与改革配套。其重点是破解双重二元体制。一是破解城乡二元社会体制，二是破解失衡的二元运行体制。前者是要消除城乡居民基本权益的不平等现象，后者是要消除经济社会运行中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失衡现象，也可称作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不平衡现象，即政府(体制内)的权利过于集中与庞大，主导并几乎包揽经济社会的所有运行活动，而市场(体制外)和公民社会(体制外)的作用却得不到正常和有效的发挥。为此，亟需进行以下三项体制(制度)的改革。

　　一是破除二元社会体制。我国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已延续了60多年，这一体制既有贡献，更有代价，现已到了非破除不可的地步。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本质是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权益的不平等。因此，破解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关键是建立公民基本权益平等机制。应该充分意识到，公民基本公共权益的平等不仅是和谐社会建构的重要基础，而且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前提。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该项制度的改革取向应该是一元化和属地化。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应该按照农民身份的“三分离”、农民权益的“四可以”以及农村土地制度、城乡社保制度、农村产权制度、农民住房制度的“四配套”的思路来推进。

　　二是改革财产权利制度。产权制度是民生基本权益能否得到充分保障，市场机制能否有效运行，社会和谐能否顺利实现的基础性制度。现阶段我国产权制度的改革取向应该是明晰化与可交易化。现代产权制度的发展表明，所有权并非产权制度安排与改革的唯一出路与选择，产权是一种权利束，具有可分解性。因此，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或关键，是明晰具体分解后的产权关系，以明确并保障相关产权主体的权益。当前尤其要重视农村土地、资源环境、农民住房等产权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三是改革政府管理体制。现阶段，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取向应该是分权化。其目的是推进政府职能的转换和效率的提升，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的有效分工与协同治理。政府的分权主要涉及三个层次，一是上级政府相关权力向基层政府的纵向释放，使基层政府的权利和职责相符，尽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二是地方政府相关权力向市场的横向释放，使市场机制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三是地方政府相关权利向社会组织的横向释放，使社会组织获得发展空间，组织功能得以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