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是指一个国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加速 发展的必然选择，它不仅表现为城市工业化，同时也包括农村工业化。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浙江农村工业充分发挥了民间传统手工业和商业发达、体制和机制灵活、起步早 基础好的优势，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到个体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在人多地少、各种 自然资源匮乏、国家投资又严重不足的工业化条件下，从自身省情出发，积极探索、大 胆实践，率先以市场经济规则组织生产经营，走出了一条以社会分工细、专业化程度较 高的“块状经济”为显著特征、富有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农村 工业已成为浙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和繁 荣农村经济等方面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认真分析和总结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历 程及其经验，可为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

　　一、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浙江农村工业化成绩斐然。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浙江人多 地少，自然资源匮乏，小商贩、小手工匠等比较发达，到省外和海外谋生的人都很多， 市场经济意识比较强。改革开放后，大批农民对逐步开放的市场经济适应性很大，较早 地办起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个体私营工业企业数量多、经济总量规 模大，在全省工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按全年价格计算，2003年与1978年相比，全省 农村工业总产值由21.2亿元上升至12076.61亿元。2003年浙江农村工业单位为63.23万 家，其中法人企业和个体工业单位(户)分别为9.6万家和53.63万家；农村工业总产值为 12076.61亿元，其中法人企业和个体工业单位(户)分别为8850.81亿元和3225.8亿元； 从业人员816.13万人，其中法人企业和个体工业单位(户)分别为485.27万人和330.86万 人。农村工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和从业人员分别占全省全部工业的83.5%、65.6%和74 .2%。(注：参见课题组：浙江农村工业与“三农”问题关系研究，浙江企业调查，2004 年第23期。)

　　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1、1978年前的萌芽阶段。农村工业作为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决策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后 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提出来的。1958年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首次 在党的文件中提出了农村工业化问题，指出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当时的大跃进和人 民公社化运动，不仅要求城镇实现工业化，也要求农村实现工业化。浙江农村工业化正 是萌芽于大跃进年代“大办工业”的热潮。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后，中央又提出了“围 绕农业办工业”的方针，主要依靠农业的原始积累，办起了一批“五小企业”，这些企 业和早期的社队企业，就构成了后来的乡镇企业的前身或基础。在这一阶段“大跃进” 式的农村工业化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浙江农村工业化就此迈出了曲折艰难的第一步。

　　2、1978-1991年的创业阶段。这一时期以乡镇集体工业(注：在这一时期特定的历史条 件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受到很大限制，不少私营企业主为了少惹麻烦，迫不得已采取 “挂户”经营方式或戴上集体所有制的“红帽子”，以避开与当时的正统意识形态的正 面冲突。)大发展为主要特征，具体又可分为三个小的阶段：

　　(1)1978-1983年：兴起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展开以及中央政府鼓励农村大力发展非农产业所采取的一系 列政策措施的实施，浙江农村工业化蓬勃兴起。1983年，农村工业总产值达到76.85亿 元，比1978年增加2.63倍，年均增长29.41%。这一阶段，浙江农村工业由于基础好、起 步早，表现出了明显的“先行者优势”。

　　(2)1984-1988：第一次高潮阶段。1984至1988年，浙江农村工业出现了第一个发展高 潮，成为推动浙江整体工业化的一股重要力量。全省工业总产值中，农村工业化所占份 额1983年为26.18%，1988年为46.51%。五年来上升了20多个百分点，比全国同期水平高 20.84个百分点。推动浙江农村工业化这一次发展高潮形成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浙江农村劳动力中，非农产业劳动力所 占比重1984年为28.45%，1988年为36.57%，比全国高15.08个百分点。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大规模转移，既为农村工业化提供了大批的产业工人，又显著提高了农民收入和对工 业产品的购买力，从而大大推进了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二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形 成的卖方市场环境。在当时各种商品多数紧缺的市场环境下，浙江农村工业生产的虽然 质次但价格相对低廉的产品(特别是各种低档日用消费品)有着巨大的需求和广阔的市场 空间，为浙江农村工业发展积聚了巨大的资金，许多企业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其原始 积累。

　　(3)1989-1991：治理整顿阶段。浙江农村工业化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原有的生产组 织方式、产品质量和技术结构、人员素质等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变动，再加上1989年下 半年开始，中国政府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强化宏观调控力度，浙江农村 工业化进入了长达三年之久的低落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强化宏观调控力度， 浙江农村工业化进入了长期三年之久的低落徘徊阶段。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随 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人们消费意识的提高，以1987年8月在杭州武林广场的“火烧 温州鞋”为标志，浙江农村工业的产品与百姓需求的距离越来越远，原先低成本、低价 格的优势荡然无存。而1989年下半年开始的宏观环境变化，更是加剧了对以低度技术加 工为主、产品质量和档次均不高的浙江农村工业的冲击。从1988年至1990年，全省乡镇 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只有12.11%(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约为7%)，明显低于前 五年的增长水平，比全国平均增速也要低6.21个百分点。1991年，情况虽有所好转，但 仍然没能恢复到以前的发展势头。

　　3、1992-2002年的二次创业阶段。这一时期以个体私营企业及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 制工业大发展为主要特征，具体可分为两个小的阶段：

　　(1)1992-1997年：个私企业大发展阶段。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及随后召开 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号召“改革开放胆 子要大一些”，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这对已初具规模的浙江农村工业无疑是一种 催化，使浙江农村工业在经历了短暂的低落和徘徊后迅速摆脱了困境，以个体和私营工 业企业的兴起为特征，掀起了被称作是“二次创业”的第二个发展高潮。在这一时期， 个体私营经济已成为浙江工业经济新的增长点，个体私营工业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由1990年的5.5%上升至1997年的40.6%。在个体私营工业不断发展状大的同时，集体工 业由于乡镇企业改制和原来戴“红帽子”的企业脱帽等原因开始萎缩，占GDP的比重出 现了大幅回落。

　　(2)1998-2002年：产权多元化阶段。1997年9月中旬党的十五大的召开及随后通过的宪 法修正案，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政治合法性，由此浙江农村工业在一个更加宽松的政治、 经济环境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一阶段浙江农村工业企业的产权形式更多的表现为产 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形式。这一方面是由于国有及集体企业改制步伐加快，另一方面 ，经过多年积累的个体私营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客观上也产生了生产要素的更大范围 内联合、并购、合作的要求，于是产权多元化的股份、股份合作制等混合所有制企业得 到了较快的发展。以规模以上私营企业为例，全省1998年私营独资企业为952家，私营 有限责任公司为937家，分别占私营企业单位总数的42.3%和41.6%；到2002年，私营有 限责任公司达7467家，占私营企业单位总数的比重上升至72.5%，比1998年上升了30.9 个百分点，而私营独资企业总数虽增加到2252家，但其所占比重则明显下降，仅占21.9 %(注：参见课题组：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沿革及变化特征，浙江统计分析，2003年 第68期。)。

　　4、2003年至今的农村新型工业化阶段。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把基本实现工业化作为本世 纪头20年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并且明确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推进 农村新型工业化，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浙江农 村工业化成绩斐然，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资源利用率偏低、消耗大、污染严重、发展后 劲不足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浙江农村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切实解决这些问题，浙 江各地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跳出“就农村论农村，就农业论农业”的局限，用现代工 业的理念谋划农业发展，用工业化的方式组织农业生产经营，把工业的管理理念、生产 方式、营销手段、科学技术引进农业，积极发展民营工业和以循环经济为特征的生态工 业，推动浙江农村工业进入新型工业化的全新发展阶段。

　　二、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基本特征

　　1、农村工业总体上保持较快增长但户均规模发展有所放缓，规模以上农村工业快速增 长动力主要依靠企业数量的增加和大企业的拉动。2000年至2003年全省规模以上农村工 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26.9%，比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增幅高1.4个百分点，比规模以上非 农村工业的增幅高3.2个百分点。但从企业户均工业产值看，规模以上农村工业企业增 幅低于非农村工业企业。2002年和2003年规模以上农村工业企业户均产值分别增长3.18 %和11.9%，分别比非农村工业企业低3.2和6.2个百分点，而2002年和2003年浙江农村工 业企业单位数分别增长了16.1%和21.5%。

　　2、农村工业主要集中在纺织品、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行业，而与农副产品相关行 业的经济总量比重明显偏低。浙江农村工业除了国家垄断的行业外几乎涉足工业的各个 领域，但相对集中在传统制造业。产值列前10位的行业工业产值占农村工业的69.7%， 单位数占70.6%，其中比重最大的是纺织业，其工业产值和单位数分别占16.7%和26.9%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见表1)。而与农副产品关系密切的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 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在农村工业中的比重明显偏低，工业产值分别只占农 村工业总产值的0.8%、0.6%和1.7%。

　　表1　2003年浙江农村工业中主要行业工业产值与单位数的比重(%) 　　　　　　　　　　　　　　　　　　 工业产值比重　　　单位数比重

　　纺织业　　　　　　　　　　　　　　　　　 16.7　　　　　　 26.9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8.1　　　　　　　2.2

　　通用设备制造业　　　　　　　　　　　　　 8.0　　　　　　　6.8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6.7　　　　　　　5.8

　　塑料制品业　　　　　　　　　　　　　　　 3.8　　　　　　　7.1

　　金属制品业　　　　　　　　　　　　　　　 5.8　　　　　　　7.3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5.5　　　　　　　3.1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4.6　　　　　　　5.2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4.6　　　　　　　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9　　　　　　　3.2

　　小计　　　　　　　　　　　　　　　　　　69.7　　　　　　 70.6

　　资料来源：课题组，浙江农村工业与“三农”问题关系研究[J]，浙江企业调查，2004 年第23期。

　　3、农村工业从地区分布看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杭、甬、温、绍等地区。从区域 上看，浙江东部沿海的甬温台绍和浙北的杭嘉湖平原(湖州除外)一带，由于体制创新活 动和原始积累完成较早，工业化发展的态势比较持续强劲，其体制的辐射力向周边地区 扩散；另一方面浙江中部义乌、东阳等经济活跃地区的辐射力向西南地区扩散，从而形 成了一条高增长带，浙江农村工业化中出现的比较出色的企业和企业家，多半集中在这 一带。而浙西地区和浙西南地区，由于工业化的自然约束较严、起步较晚，工业化进较 为缓慢，发展明显滞后。从工业产值和单位数的地区分布看，浙江农村工业主要集中在 宁波、杭州、绍兴、温州、台州和嘉兴6个市。这6个市的工业产值占全省农村工业总产 值的比重均在10%以上，合计工业产值要占全省农村工业总产值的82.4%，单位数要占77 .6%(见表2)。排在最后的衢州、丽水和舟山三市农村工业产值之和仅占全省农村工业总 产值的3.4%，单位数比重仅占6.8%，而地处杭嘉湖平原，地理位置优越的湖州市，农村 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也只有5.8%。因此，如何加快这些地区农村工业化进程，是浙江农村 工业下一步发展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表2　2003年浙江各市农村工业产值与单位数所占的比重(%) 　　　　　　　农村工业产值比重　　　　单位比重

　　宁波市　　　　　　 18.4　　　　　　　　 11.5

　　杭州市　　　　　　 16.0　　　　　　　　 9.8

　　绍兴市　　　　　　 14.9　　　　　　　　 11.7

　　温州市　　　　　　 12.8　　　　　　　　 18.7

　　台州市　　　　　　 10.2　　　　　　　　 11.7

　　嘉兴市　　　　　　 10.1　　　　　　　　 14.2

　　金华市　　　　　　 8.4　　　　　　　　　7.7

　　湖州市　　　　　　 5.8　　　　　　　　　7.9

　　衢州市　　　　　　 1.2　　　　　　　　　4.0

　　丽水市　　　　　　 1.2　　　　　　　　　2.0

　　舟山市　　　　　　 1.0　　　　　　　　　0.8

　　合计　　　　　　　 100.0　　　　　　　　100.0

　　资料来源：课题组，浙江农村工业与“三农”问题关系研究[J]，浙江企业调查，2004 年第23期。

　　4、农村工业企业总体上规模小实力弱、生产条件相对较差、经营管理层次低，经济效 益总体上偏低。浙江农村工业企业多数是以自家房屋为厂房、以家庭作坊式生产发展壮 大的。近年来，随着各类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浙江农村工业企业的生产条件已有很大 改善，但生产场地以自家房屋为主的仍还占多数，多数企业生产设备比较落后，先进设 备数量较少，经营管理层次较低。受生产环境和生产设备等因素制约，浙江农村工业企 业经济效益普遍较低。2003年规模以上农村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品销售收入实现利税为9. 81元，比规模以上非农村工业企业低2.11元，其中每百元产品销售收入实现利润为6.08 元，比规模以上非农村工业企业低0.05元；规模以下农村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则更低， 每百元产品销售收入实现利润只有5.83元，比规模以上非农村工业企业低0.30元。

　　5、农村工业化催生了大量的产业群，但内部过度竞争，知名品牌偏少。社会分工细、 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块状经济”是浙江农村工业化的显著特征。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 浙江大地形成了大量的产业集群，如温州的鞋类、服装、眼镜、打火机、义乌的小商品 市场、绍兴的经济、永康的五金、海宁的皮革、鄞县的服装、永嘉的纽扣、嵊州的领带 、大唐的袜业以及柳市的低压电器等300多个产值超亿元的专业化产业区，其中光是在 温州附近就形成了30多个各种专业化产业区。另一方面，浙江块状经济的行业分布以传 统产业和加工工业为主，虽然具有较高的专业化分工水平，但由于技术含量普遍不高、 进入的门槛较低，集群内部竞争激烈，具有高质量的知名品牌偏少。

　　三、浙江农村工业化的贡献

　　1、理论贡献：温州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浙江农村工业化在 其初期就形成了两种类型迥然不同的发展模式：一是基本类似于“苏南模式”的以乡镇 企业为主的“宁绍模式”，包括宁波、绍兴、杭州、嘉兴、湖州和舟山等浙东北地区， 其特点是以在较大范围内促进农村劳动力向乡镇工业转移，并较快形成一定的经济规模 ，培育起一批实力雄厚、素质较好、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二是以个体、私营和股份合作 制为主的“温州”模式，包括温州、台州、金华等地区，其特点是产权关系明确，机制 灵活，微观动力强，市场发育较快。其中，温州模式因其率先市场化发展取向、高度自 发性的独有特征和良好的可扩展性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成为国内外经济界和学术界 研究的焦点，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台州模式”、“义乌模式”乃至“浙江模式”的研 究热潮。

　　2、对地方经济发展与解决“三农”问题的贡献

　　(1)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快速转移效应。由于农业人口多、耕地少，浙江农村出现了大量 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后，发达的传 统手工业和众多小商小贩，推动了浙江农村工业的发展，使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技术 、人才和剩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地有效结合，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 会，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地快速转移，使长期以来存在的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得 到了较好地解决。由于浙江农村工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从产业上看以加工业居多 ，这些产业对工人的知识和技术要求不是太高，且具有很强的就业吸纳能力，这就不仅 推动了本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同时也为外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 就业机会。据浙江省企业调查队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浙江农村工业的从业人员以本村为 主的行政村占61.8%，以外来人员为主的占27.8%，本村人与外来人相当的占10.4%。此 外，在浙江农村还存在大量的兼业农户，他们一边从事农业一边到附近的工厂做工，这 种就地转移方式，无疑大大减少了转移的成本。同时，由于大量企业进入农村，这也为 中老年和妇女等在就业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劳动力提供了许多就业的机会。

　　(2)农村增收和收入结构多元化效应。浙江农村工业和非农产业已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 主要渠道。从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结构看，工资性收入比重逐年提高，经营农业的收 入比重不断下降，农民在农村工业企业中的劳动收入和家庭经营中的工业收入占人均纯 收入的比重较高并保持了相对稳定，工业和其它非农产业已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 源(见表3和表4)。

　　表3　2000-2003年浙江农村人均纯收入结构(%)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1、工资性收入占农民　　　　 47.0　　　　48.6　　　　 49.3　　　　48.1

　　纯收入的比重

　　其中：在非企业组织中　　　　 9.4　　　　10.0　　　　　9.5　　　　 7.6

　　劳动收入的比重

　　企业劳动得到的比重　　　　　31.3　　　　31.7　　　　 33.3　　　　31.6

　　其中：乡村企业　　　　　　　18.2　　　　19.5　　　　 19.9　　　　16.7

　　得到的比重

　　2、家庭经营收入占　　　　　 45.1　　　　43.6　　　　 42.0　　　　43.1

　　农民纯收入的比重

　　其中：企业占家庭经营　　　　14.2　　　　15.2　　　　 15.0

　　收入的比重

　　注：以上数据根据2004年浙江统计年鉴241页上相关栏目数据计算所得。

　　表4　浙江省农村人均纯收入结构(1985-2003年)(%)

　　(3)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效应。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细、专业 化程度较高的“块状经济”的大量形成和发展。“一村一品”、“一乡一业”是浙江农 村工业的重要特征。块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加快了开发区与小城镇建设，这反过来促进 农村工业经营单位向开发区与小城镇集聚，城乡界限明显淡化，从而推动了浙江城镇化 水平的提高。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我省城镇化水平已达到50.9%。另一方面，随着农 村工业化发展，浙江城镇差别有所缩小，2004年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从2003年的2.43∶1缩小到2.39∶1，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 从0.3635缩小到0.3587，初步显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良好态势。

　　(4)经济和社会结构优化效应。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农村工业化的进展 ，浙江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表5可以明显看出，改革开放 以来浙江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突出的特点表现为：一是附加值低的第一产 业产值所占比重不断下降，从1979年的42.9%下降到2004年的7.3%，而且第一产业的就 业人数也持续下降；二是第二产业产值所占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持续扩大，在 1998年达到54.6%后开始趋于下降；三是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不断趋于提高。毫无疑问 ，在浙江产业结构优化的演进过程中，农村工业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尽管城 市化水平仍滞后于就业结构的演进，就业结构又滞后于产业结构的演进，但整个就业结 构和城市化水平都在不断提高(见表6)。

　　表5　浙江省产业结构的变化(%) 年份　　　第一产业产值比重　　第二产业产值比重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1979　　　　　　42.9　　　　　　　 40.6　　　　　　　　　 16.5

　　1980　　　　　　36.0　　　　　　　 46.8　　　　　　　　　 17.2

　　1990　　　　　　25.1　　　　　　　 45.4　　　　　　　　　 29.5

　　1996　　　　　　14.7　　　　　　　 53.1　　　　　　　　　 32.2

　　1998　　　　　　12.4　　　　　　　 54.6　　　　　　　　　 33.0

　　2000　　　　　　11.0　　　　　　　 52.7　　　　　　　　　 36.3

　　2001　　　　　　10.3　　　　　　　 51.3　　　　　　　　　 38.4

　　2002　　　　　　8.8　　　　　　　　51.2　　　　　　　　　 40.0

　　2003　　　　　　7.7　　　　　　　　52.6　　　　　　　　　 39.7

　　2004　　　　　　7.3　　　　　　　　53.7　　　　　　　　　 39.0

　　注：以上数据根据2004年浙江统计年鉴241页上相关栏目数据计算所得。

　　表6　浙江省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化和城市化水平(%) GDP结构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1979-2003)　　　　　38　　　　43　　　　19　　 7.7　　　52.6　　　39.7

　　劳动力就业结构　　　农业　　　　 非农产业　　　农业　　　 非农产业

　　(1979-2003)　　　　 72.4　　　　　27.6　　　　　28　　　　　72

　　城市化水平　　　　 农村人口　　　城镇人口　　　农村人口　　城镇人口

　　(1979-2003)　　　　　85　　　　　　15　　　　　 55　　　　　　45

　　四、浙江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村工业在怀疑与争议、困难与挫折中迅速崛起并长期保持持续 高速增长，20多年来其增长速度一直远远领先于国有工业。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同时也是一个制度不断变迁的演化过程，它给我们不少启示。

　　1、“计划外的增长”与发展的市场化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村工业化的突出表现来自“计划外的增长”。在计划经济体制 下，浙江国有企业少、国家投资少、计划供应的物资和产品也少，这就迫使浙江的企业 要从市场上去寻找原材料和产品销售渠道，在计划外的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就当时的 体制而言，浙江处于劣势地位。但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 这一体制劣势反而变成了体制优势。1978年浙江全省集体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达5 5.7%，其中集体工业增加值占36.2%，都比全国水平高出很多。集体经济比重高，国有 企业少，意味着计划经济对浙江经济的控制力相对较弱，浙江经济就有可能从计划经济 最薄弱的环节突破原有体制的束缚，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浙江的农村工业就是在 这种率先进行的市场取向的改革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从浙江农村工业化区域推进来看， 思想解放快、旧全制打破较早的地区，农村工业化起步早，发展快，其中以温州地区最 有代表性，“温州模式”可谓浙江经济发展模式的精髓。浙江中部金华地区的义乌、东 阳等地，绍兴地区等也属于此类。而思想较为保守、对旧体制的依赖性较强的杭嘉湖地 区特别是湖州地区，农村工业化就要滞后一步。工业化的自然约束较严的浙西北、西南 地区，工业化进程则较为缓慢。

　　2、“自下而上的力量”与经济体制改革

　　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过程是通过诱致性变迁建立市场经济的一个典范，其动力源于 “自下而上的力量”，主要表现为通过民间发动的制度创新逐步突破来自上面的文字或 口头的限制，从而推动正式规章制度的不断改变和修订。由于有一个从体制外到体制内 的缓冲过程，因而，诱致性变迁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制度转换成本较小的制度变革形式 。这一点在“温州模式”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从个私企业“戴红帽子”或“挂户”到股 份合作制、股份制等多元化产权制度的形成，整个产权制度变迁过程都是这种自发需求 诱致性制度新的结果。由于特定的经济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限制，早在改革开放之前温 州人就开始了当时被认为是“非法的市场经营活动”。改革开放后，为了寻求政治上的 合法化保护及减少“非法的市场经营活动”所带来的较高交易成本和效率损失，当时许 多事实上的个私企业通过“戴红帽子”或“挂户”的形式为自己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 对于这一民间的自主性创新，当地政府采取默许甚至支持的方式加以保护，从整体上推 动了温州经济市场化的扩展，并在经济转型中由于率先市场化而取得了体制上的“落差 ”优势。同样，温州股份合作产权制度的形成也是农民选择中“经济取向”和“政治取 向”权衡创新，并最终由政府加以规范成为正式制度的结果。

　　3、“无为而治”与农民的自主创新

　　浙江各级政府相对宽松的管理，为浙江经济制度变迁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创新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浙江农村工业计划外的增长，无疑是与身处计划经济边际 地位的浙江农民频繁的创新活动密不可分。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社会群体 可以大致分为体制内社会群体和体制外社会群体两大类型。作为体制外社会群体，与城 市居民相比，农民一直具有较强烈的自主创新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主要成分为 农民的体制外社会群本，成为浙江这二十余年“体制外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可以说 是广大农民将浙江这样一个二十多年前的农业大省变成了今天的经济大省。刘易斯认为 ，在某些情况下，对一个集团的歧视会使这个集体在统治阶级所不感兴趣的方面显示出 强有力的发展。比如，如果统治阶级轻视经济活动，同时又限制其他集团在统治阶级引 以为荣的活动——诸如军事职业、政府或教会——中表现自己，那么，被歧视的集团就 会利用经济活动的机会，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特色。浙江工业发展的特点是人多地少， 国有企业少、国家投资少，这就迫使广大人民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地方经济。因此 ，投资少、见效快、效益好的个体、私营工业经济在浙江得到了迅速发展。另一方面， 在党的十五大关于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之前，产权制度的实际供给仍然是受到政治约 束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浙江农村工业得以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浙江各级政 府在制度变迁中采取了一些默许乃至支持的做法。浙江各级政府从实际出发，较少对农 民群众自主的创业行为设定各种禁区，较少明令禁止，较少大面积打压。这种默许的做 法，实际上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农民自主创新的一种支持，形成中央政府与基层之 间的一个缓冲带，非常有利于推进制度变迁。浙江各级政府这种被称作为“无为而治” 的做法，其实质是一种经济民主，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支持群众的制度选择，使千百万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体(注：参见 课题组：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沿革及变化特征，浙江统计分析，2003年第68期。) ，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了持久的动力和创新力。

　　4、在农村工业化的动力机制上，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创业激情是第一动力源泉

　　尊重人民群众的创新精神，注重激发民间的创业热情，这是浙江农村工业化的一条重 要经验。在农村工业化的动力机制上，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地方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关 系。从浙江工业化的经验看，人民群众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推动力。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自发转移到股份合作制产权制度的形成，从大大小小产业集群的出现到遍布各地专业市 场的形成都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都是民间力量推动、政府引导规范的在微观领域进 行改革和创新的结果。另一方面，在农村工业化发展到相当程度的今天，推动浙江农村 工业化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可能已不再是仅局限于微观领域的改革，而是要加强宏观经 济管理体制的创新力度了。象温州这样的市场化改革的领先地区，微观经济基础和经济 体制都已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革，但温州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职能转变与我国其 他地区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这必然会形成与微观经济基础的很大矛盾。民间力量虽然可 以推动政府变革，但不可能成为政府自身改革的主导力量。(注：参见张仁寿：温州模 式：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就 要担负起更大的责任，以寻求更大的制度创新空间。

　　5、在农村工业化的路径依赖上，诱致性制度变迁要比强制性制度变迁更符合实际也更 具效率

　　在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制度的因素是根本性的。从起点看，做出一项新制度选 择，首先要考虑它的自身特征，制度供给不同于商品，要通过既定制度遗产、制度结构 或制度环境共同实现；形成一种新制度也必须考虑正式制度安排及非正式制度安排乃至 现在的包括宪法在内的制度秩序、制度设计成本、现有制度的知识积累、实施新制度安 排的预期成本、规范性行为准则、公众态度以及上层决策者的预期收益等。只有通过渐 进的、不是非常完善和规范的制度选择，先促进经济的一定发展，再推动制度变迁，这 种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的交替演进才是最佳方式。(注：史晋川、吴晓露：台州外向型 经济发展模式研究，CCER学刊，2004年第3期。)从发展历程来看，与苏南等地区不同， 浙江农村工业化发展所进行的正是这种由内源性民间力量所推动的、通过政府引导规范 后推行的、渐进式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方式比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较少的 摩擦成本，能减少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阻力，减轻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因而更符合实际 情况，也更富有效率。

　　6、在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依托上，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是两个有效的运作平台

　　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既是浙江农村工业化的重要成果，反过来也是促进农村工业化发 展的重要平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民营经济是典型的体制外经济，家庭工厂生产的产 品通常很难进入正规的商品流通体系，必须另建一个直接面向市场、并由企业享有控制 权的、规模大幅射广的销售网络。而规模巨大的以专业市场为核心的销售网络的形成， 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以专业化与分工为基础的生产网络的建立和以“小企业、大市场 ”为特征的产业集群的形成。通过兴办专业市场来解决“产品市场”和“信息”问题， 通过培训产业集群来建立专业化的、高效率的“生产网络”，正是依托产业集群和专业 市场这两个平台，浙江才在相对恶劣的工业化条件下，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成功的 农村工业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