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国际合作社年：农业合作社的国际趋势与中国实践”国际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据录音整理并经作者审阅）

　　现在，受黄祖辉老师的委托，我做一个会议总结。

　　首先，我想说的是，今天整整一天的研讨会可能是我今年至今参加的最有效的一场研讨会，内容十分丰富。

　　上午的四个主题发言，可谓是内容权威。George教授、Robert教授是来自于荷兰、美国的农业经济学家，在农经领域里都各有专攻；徐世勋教授是原台大农业经济系的系主任，李皇照教授也是资深的农业经济学家，都是我国台湾地区农业经济研究的翘楚，他们介绍的台湾合作社的情况是很权威的；而农业部赵铁桥站长是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行政主管部门最直接的官员，其权威性更毋庸置疑。所以，上午的内容是非常权威的。

　　下午的发言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精彩纷呈，二是后生可畏。前者，如苑鹏老师、孔祥智老师、潘劲老师等的发言，我们可以感觉到这几位专家在很多问题上既有共同认识，又有不同见解。第二，就是后来几个年轻老师，包括我们浙大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的几个博士生，或许他们的英语还不够娴熟，但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做的学问其实还是有深度的，或者说也很规范。他们或许代表了我国农民合作社理论研究的未来希望。

　　其次，我想主要梳理下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及其收获。

　　第一，围绕“农业合作社的国际趋势与中国实践”这个主题，无论是围绕国际趋势也好，还是说到中国实践也好，我听来听去，听出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合作社很重要”。Robert教授讲美国，他说到美国农业合作社的成员数量是逐年下降的。我们又从George教授提供的荷兰数据看，荷兰农业合作社在很多优势产业上，它的市场份额是继续提高的，甚至已经提高到一个难以再提高的地步。而从我们国内的实际情况看，无论是赵站长作为政府官员，他对中国合作社发展事业充满一种乐观的态度和估计，还是我们专家和来自合作社第一线的人员，对合作社的发展都有一种很深刻的认识。可见，合作社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句，我想说的是“合作社很纠结”，换句话说，合作社确确实实地面临着困境。它的困境何在呢?从根本上讲，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再说得浅一点，就是以社员为导向还是以市场为导向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是一个经典的合作社，它面临着如何在残酷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生存的问题；如果是一个不经典的合作社，它更有在合作社内部不同的利益群体相互博弈的问题，所以，从本质上讲合作社就很纠结。在这一点上，我感受特别深。合作社的这种现实困境，仔细深入思考，其实这里面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因素。先天的因素在哪里?在人性。因为从人性的角度来讲，任何合作社社员，除非他先天地具有或者后天被熏陶地具有无比的合作社意识的话，他通常具有三个东西，一是他具有机会主义倾向，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学经济学的都会支持这么一个说法，如果你不承认这个说法，那么大家不用讨论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民主决策过程中，由于不同人群的利益和需求的碰撞，几乎必然会在绝对民主或者相对民主的情况下，导致决策非常有难度。还有第三个就是，人们特别愿意搭便车，获取一些外部资源。我想不管是哪儿，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还是我国台湾，农民社员恐怕都有这个倾向，用社会学的理论讲，就是通过一种合法性追求来获得外部特别是政府的支持，因为它毕竟成本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如果考虑这些问题的话，一定会发现对于合作社而言，其本质规定性本身就先验地埋下了不少变异或异化的根源。另外，它还有后天的因素，就是时代的要求，就是人类社会已经走到今天，市场化程度、工业化程度、终端业态的发展程度都已经非常残酷了。而且，对于我们中国来讲，由于合作社发展路径前后顺序跟西方并不同，我一直说人家是先合作化、后产业化，而我们则是先产业化、后合作化，这导致的问题实际上很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合作社的困境是显然的，西方合作社的困境也是显然的。

　　第三句我想说的是“合作社是被嵌入的”，embeded in，被嵌入在一个大背景下，一个大土壤里，我想这点是肯定的，我想孔老师、苑老师、潘老师也都同意这一点。我们以前都研究必要性呀，本质规定性呀诸如此类，后来就开始研究异质性了，在这个方面，黄胜忠是做出贡献的，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成员异质性及其影响。研究成员异质性实际上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就在说合作社是嵌入在一个基于人口特征的框架中的，所以，什么样的农户就有什么样的合作，这是第一个嵌入。第二个是嵌入供应链里面、市场网络里面的，所以苑老师讲合作社中的四种利益机制，她有一个非常可贵的地方就是她跳出合作社看合作社，她把合作社放在产业化背景下考察，这么一来，你就会发现看得很清楚，合作社有时的行为是无奈之举。第三个是嵌入在关系网络中，我感受近年来已经逐步把合作社放置在一个社会关系网络中来研究了。我最近在看自科基金和社科基金，我发现很多方案都是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呀，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突然热起来了。这时你会发现，无论是异质性也好，还是供应链也好，还是社会资本或者社会网络也好，他都表明了，合作社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是一个小系统，它是被嵌入在大背景、大系统里面的。还有第四个嵌入，合作社是嵌入在我国社会政治格局中的，深受政府行为影响。这里就不多说了。

　　由此，围绕介绍现状、发展趋势，第一我就想到了这么几点。第二，我得出这么个结论，合作社就是在变与不变中发展的，中国的《易经》就是讲变与不变这个问题，所以宋代大儒朱熹就讲“易知”，智慧的人就知道什么变什么不变，什么时候变什么时候不变，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下午，就是潘老师、孔老师他们首先发起了一个讨论，就是对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或者说质性的讨论。这个讨论特别有意义，这说明中国的合作社经过十来年的发展，其实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它出现了很多新的类型，而面对这些新的类型的时候，我们难以辨明它是还是不是。刚才潘老师就跟我说合作社的范围问题，我觉得潘老师，郭老师他们的态度还是很鲜明的，不管怎么说，合作社都应该有它独特的，使它成为这种而不是那种组织形式的这么一种特点和特质，或者本质规定性，这个很重要。在我看来，可能有的时候不需要去讨论这个问题了，而当许多学者回过头来认为又要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是因为中国的合作社又走到了突然种类特别多，大家无法判断其性质，不知道到底怎么走这么一个路口了。浙江省作为中国合作社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农业厅童处长也说浙江省也不太明白接下来怎么发展，换言之，如果再发展下去，它一定会遇到质的规定性的嬗变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讨论问题，实际上往往是一种本质规定性的讨论与一种类型学的讨论的结合。其实，在讨论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有两种的态度：一种就如潘老师、郭老师他们一直强调的，应该重视质的规定性，否则合作社不就跟别的组织形式一样了吗。但是，孔老师、黄胜忠包括我可能更多地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关键还是要变，合作社归根到底还是一个环境适应性的组织，它还是要变的，核心问题不是哪个对，而是变到什么程度，这个程度得把握好。我大胆说一句，我认为合作社最后相当部分可能发展到刚才说到的美国那种带有股份色彩的实体，变成一种企业化的企业实体，或者有点合作社性质又有点企业性质的这么一种东西；同时，对于那种基于农村社区社会服务的、内敛性的，或者在贫困地区的扶贫性的，那些可能还是经典型的；但是，在比较完备的市场经济背景中，它可能最后的发展趋势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股份合作制的。所以，我觉得最后还是一个度的问题，就是怎么把握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难以把握的东西。上述这个是今天会议的第二个聚焦点。

　　第三个就是讨论合作社的治理结构。我一直认为，西方其实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很好地做过这个事，因为到目前为止，国际合作经济理论界还没很好地描述清楚出合作社治理结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说来说去就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用我前几年书中的话说就是基于能力与关系的东西，但里面究竟怎么样，谁也没说得清楚。所以从这个问题出发，大家紧接着就围绕了治理结构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个讨论很有意思，主要围绕了“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形式。我坐在下面就想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没有人去谈“大户+合作社+小户”?这里可能反映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合作社的评价，我们往往本能地去关注一种合意性，我们这么多文章都没有讲“大户+合作社+小户”，隐含的意思仿佛是“企业+合作社+农户”里面就问题比较大，而“大户+合作社+小户”里面的问题就小些，这对吗?恐怕不一定对吧。我总觉得，合作社研究如果过于注重合意性，就往往有点按图索骥了；而如果过于注重合宜性，也往往失之似是而非。讲到这个问题，我打一个比方吧：现在就是一个合作社丛林，丛林时代，有50几万家，就像长了那么多树，大家都想得到阳光雨露。而阳光雨露有些是普惠的，如免税，有时则是不能普惠的，是有选择性的，如政府各种财政扶持项目。阳光雨露照向哪里，那些树就怎么生长，就长得好些；地段好的，树就可能长得高，地段不好的，如果长得巧的歪脖子树，哪怕它长得歪，它也能接到阳光雨露，长得又高又大。结果可能是，你满眼看过去，长得高大的往往都是歪脖子树，都是这样的大树，所以，很多人一看，都是不好的，都是有问题的。有些小的呢，政府就会分点钱给它，下面长得倒挺直的，可惜长不大，长大了就要歪，歪向有阳光雨露的方向。所以，政府的引导，对于发展中国家合作社发展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正因为此，我认为股权结构并不是合作社最关键的问题，治理结构才是。这种观点不是我原创的，我是受George的启发。我认为，合作社就是一个治理结构。经典的合作社是一定不计较股权的，不存在股权问题的，至少不在乎这个东西的；当已经开始在乎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已经开始偏离经典了，或者不标准、不合意了。

　　第四个板块呢，就是我们浙大三个博士生做的研究报告，这是我们承担的国家自科基金重大国际(地区)合作项目，这也是与George教授、徐世勋教授他们合作的一个项目。那么，我们这几位博士生研究什么呢?一个就是合作社治理结构对整个制度安排的影响，今天吴彬博士生主要聚焦于环境要素，无论是技术环境还是制度环境，这些外部环境在怎样影响合作社的，究竟影响程度怎么样，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很想研究一下合作社内部的一体化。现在合作社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体化，不仅在外部一体化，里面也是一体化，是双重一体化。刘颖娴博士生就是试图研究内部一体化，大户、小户的事情。博士生高钰玲研究的问题非常有意思，就是合作社的服务功能。我们的理论研究很少注意这个问题，我觉得只有两个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孔祥智老师和孙亚范老师，他们曾经抓住过这个服务功能，但是，我们大部分人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小高同学一调查发现，很多合作社，服务功能不一样，明明可以五项服务，它只有三项、四项、一项、两项，而且服务面也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非常关心它的服务功能的实现与否是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所以，我们就特别想做这个。今天，我们三位博士生在这里是向大家汇报，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虽然我们这三位博士生的汇报内容还不成熟，但是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最近正在做这么一些东西。

　　最后，就我国未来的合作社理论研究，我有两点特别想跟大家交流。

　　第一点，下一步研究什么?我在这里纯属抛砖引玉。

　　第一，中国到今天可能要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了。事实上，西方并不这么提出，我们中国人喜欢搞个体系，我觉得这个受前苏联影响较大，但是确实也该提出来了，我们中国这么大，总得有个自圆其说的东西，而不能东说一下，西说一下，总得整合一下说一说。

　　第二，现在到了一个类型学与质性重新审视相结合的过程。譬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土地股份合作社，黄胜忠老师这次就拿了一篇文章过来，苑鹏老师也发过这个文章，潘劲老师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孔老师也研究过这个，大家大多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中国的合作社到了今天这个份上，出现了西方很少有过的情况：一是内部有核心成员与普通成员，这个核心成员还分大户跟企业，还有相关组织；二是当土地股份合作社出现的时候，着意味着中国有些合作社，它的成员已失去了生产者身份，它不是由生产者组成的，已经成为用土地入股的股权形式，苑老师说这是一种租赁合作社，我们在想这个租赁合作社是个什么合作社，这个情况它动摇了“使用者组织”的性质，如果入股就是一种使用，哪怕是用土地经营权入股，那就暗示大家企业也是合作社，那么，企业就是一种合作社，合作社倒成为一种最普遍的形式，企业倒是一种特殊的合作社，好像汉斯曼说过这个观点。

　　第三，还是合作社的治理结构。今年我们一个博士生邵科毕业，要到农业部工作，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社员参与问题，我们认为合作社的社员参与就是合作社治理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小邵把它分成了资本参与、管理参与、业务参与。那么，其实我们研究到现在，合作社治理结构还是一个黑箱，或者是一个灰箱，我想这个治理结构的影响因素也很多，值得深入研究。

　　还有呢，大家可能都注意到，都强调合作社绩效。实际上，不是所有合作社都有绩效，那么，这里问题就来了，是哪一类合作社有绩效，或者在某一类合作社是什么样的合作社有绩效，这个就是绩效的影响因子与是否有绩效的问题，这里面的问题就非常非常多了。大家如果有空就可以翻一翻今天论文集里面的一篇文章，是梁巧博士和George、黄老师和我合写的一篇关于核心社员与普通社员的文章，这篇文章美国的Cook教授也很感兴趣，也多次提到这篇文章，觉得它很有意思。其实，刚才George对吴彬提的问题也还是这个问题，老外对中国人这个问题还是很感兴趣的。

　　第二点，是怎么研究的问题。我个人的想法是可能需要注意六个东西：

　　一是要深入到合作社里面去。我们过于浮光掠影了。我特别佩服潘劲老师，她把一个成员的结构问题梳理得如此清晰，让人一下子豁然开朗，很多问题就明白了。同样，我也佩服苑老师，她跑过那么多合作社，深入进去了。

　　二是要跳出合作社看合作社。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一定要跳出合作社看合作社，你老在合作社里面看来看去，可能也有问题，所以第二点要跳出来。跳出来与进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三是要把合作社放在演进过程中看。合作社是在变的，不仅是整个环境在变化，它本身的生命周期也在变化，它在不同的阶段，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四是必须要注意时代的进步，不仅是个演进的过程、历时性的过程，而且是个共时性的过程，它必须在一定背景下，在一个横截面的背景下来看待这个问题。

　　五是如何提出一些对国内甚至国际合作社发展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东西。

　　第六，反过来，还有一个，我们怎么能够落地。今天张滢老师的文章，她就讲了合作社的风险防范，她注意到了合作社在具体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这个其实非常难得，我们往往不太愿意去注意这些带有实务性的问题，觉得这个问题不上档次，但是她研究得很好。

　　其实，总的说来，这些都是我个人的见解，谈不上总结。

　　最后，衷心感谢George、Robert不远万里赶到中国，这是毛主席表扬白求恩的，这是第一。第二，也特别感谢各位专家，给浙江大学，给浙江省农业厅，给嘉兴学院这个荣耀，能够请大家过来坐在一起交流一下，我希望以后能再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愿意每年都做一两次东，这个东没有问题。所以，我特别要感谢一下我们嘉兴学院钱院长、肖老师以及陈老师等等，包括在这里服务的工作人员，以及那些默默无闻地听到现在的学生，没有他们，我们气氛都没有了，他们坐在这里鸦雀无声，弄得我也不好意思跑出去开小差了。还要感谢这个教室，这个教室不太好跑出去。

　　另外，我宣布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我特别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卡特准备在中国召开一个“中国合作经济30人论坛”，我郑重邀请在座的各位成为这个论坛的30人中的一员，我们邀请30位专家，每年做一次权威的探讨。第二个事情，今天这么多中青年学者，对合作社有这么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研究，我在想是不是能建立一个中青年合作社研究协同网络，为青年学者开拓一个交流的平台。

　　谢谢大家!

（徐旭初教授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