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拆迁一夜暴富挥霍返贫”，近年来，诸如此类大起大落的财富悲喜剧时常会见诸报端。不独杭州如此，在全国其他许多大城市，如深圳、北京、哈尔滨等，也都曾上演过类似现象。究竟应如何理性看待这种现象？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或许是应充分注意的。

　　其一，“一夜暴富挥霍返贫”现象究竟有多严重？对此首先应该有一个理性客观的基本评判，既不能低估，也不宜夸大。据当地干部介绍，“当地拆迁户一夜暴富后又因为赌博、吸毒等原因而返贫者，估计有10%”。这也就是说，“暴富挥霍返贫”之于拆迁农民，并非普遍多数情况，而只是少数个别现象。面对巨额的拆迁财富，绝大多数农民其实还是能够冷静看待、理性把握的。

　　其二，“一夜暴富挥霍返贫”究竟是一种农民身上的特殊社会现象，还是一种其他社会群体同样不可避免存在的普遍社会现象？如果我们能消除偏见、客观评价，便不能不承认，面对“一夜暴富”而常常会失去道德把持，陷入“挥霍返贫”困境的，其实并非只是农民，其他社会群体同样也会如此，其背后并不是一种只属于农民独有的心理弱点，而是普遍存在的人性弱点。以我们熟悉的、“素质”一般被认为远高于普通农民的政府官员来说，那些在法庭上追悔莫及的贪官，又有几个不是因为抵挡不住“一夜暴富”的权力诱惑，最终深陷“挥霍无度”泥淖而终至落马的呢？“2011年中国奢侈品销售总额达到126亿美元”，已超越远比我们更富裕的美国，其中“挥霍无度”的，难道主要是农民？

　　其三，“一夜暴富挥霍返贫”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无疑，就道德伦理而言，任何时候“挥霍浪费”都是一种应该摈弃的恶习。但从现代法治的权利自由角度看，又不得不承认，“挥霍”自身合法财产，实际上仍是一种个人自由权利。因此，对于这种行为，道德上可以批评谴责，但在法律上，外人却无权强行干涉制止。当然，享受任何权利，都是要支付代价的，如挥霍后的“返贫”。

　　基于以上几点，接下来，应如何对待“一夜暴富挥霍返贫”现象？我想，一方面，不要因为“农民”的特殊身份，便对发生其身上的“暴富挥霍返贫”过于另眼相看，放大其危害性，而应以一份平常心待之。另一方面，政府出面“管好”拆迁农民，也无不可，但这种政府“管理”显然又须谨慎为之，确保做到：其一，切不可简单以家长心态、父爱主义的方式越俎代庖，侵犯农民财产权，如像此前一些地方政府大包大揽地“代管农民的拆迁款”，而须对农民的自由财产权以及处理自身财产的理性，保持高度敬畏和尊重。其二，各种具体的政府“管理”措施，应主要以扶助、引导为主，且建立在农民充分自愿基础上。比如为农民提供必要的职业培训、引导帮助他们参加社保、为他们适应融入新的城市生活方式创造必要的社区软硬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