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南方早稻已经开始大面积收割。全国水稻生产第一大省湖南,预计今年早稻总产可增加7亿斤以上。“今年早稻来势好,主要得益于集中育秧。”湖南长沙市省望城区乌山镇农技服务中心主任、乌山贡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高建民说,“今年雨水非常多,阴雨寡照天气持续时间长,不利于早稻生产,但通过集中育秧和机插秧,有效减轻了灾害影响。”
针对4~6月初南方稻区持续阴雨寡照、影响早稻正常生长发育的情况,今年中央财政首次专项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湖南、江西、广东、广西250万亩早稻集中育秧。集中育秧,是指由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组织和涉农企业按照规范化、标准化的技术要求,对浸种催芽、整地播种、培育管理等环节实行统一操作的育秧模式。这一补助政策的实施,不仅撬动了各级地方7.5亿元资金配套,而且助推了南方水稻生产方式的新变革。
从“最头痛”到“不操心”,集中育秧让农民不再怵种双季稻
近年来,由于种粮比较效益偏低,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这使得费工费时的双季稻生产面临严峻挑战:“双改单”越来越多,直播面积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越是种粮大户越不愿意种双季稻的情况。
安徽省庐江县刘墩村种粮大户倪和长,流转承包了1374亩耕地,流转前这些耕地基本种植双季稻,流转后全部改种一季小麦加一季水稻。“平时100元一个工,‘双抢’时花200元也雇不到人。”倪和长解释说。
在过去20年,双季稻面积与南方水稻产量呈现同增同减趋势,“双改单”甚至季节性撂荒对我国南方粮食生产影响巨大。据统计,一亩双季稻比一季中稻可增加粮食近500斤,随着双季稻面积急剧下降,双季稻产量占全国稻谷总产的比重已经从最高峰的2/3降至目前的1/3。与此同时,直播稻面积不断增加。
“南方粮食生产的最大潜力在双季稻,发展双季稻的关键是扩种早稻,扩种早稻的难点在于育秧。”湖南省农业厅副厅长李志纯认为,恢复发展双季稻的主要障碍在于种粮比较效益低、劳动力不足和农时季节紧,突破这些制约,集中育秧是关键。
“早稻生育期短,特别是大田分蘖时间短,产量靠插不靠发。”中国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方福平介绍说,与直播相比,集中育秧可提前10天播种育苗,多抢积温60℃~70℃,既能保证适时栽插和基本苗,还能有效缓解栽插后阴雨天多、光照不足造成的分蘖迟、分蘖数减少和个体生长量小等问题,这就不仅提高了早稻生长期间的光温利用率,也为晚稻生产争取了时间。
“省地、省时、省工、节水。”湖北省春晖集团董事长谭伦蔚为集中育秧算了一笔经济账:工厂化育秧,育插比例为1∶200,即1亩秧苗可插大田200亩,用地仅为分散育秧的1/25;7天育一茬机插苗,省时30天左右;每亩省工3~5个,成本节约90元;此外,一季还能增产50多斤稻谷。
实施集中育秧,有效解决了当前水稻生产面临的突出问题,让农民不再怵种双季稻。据农业部农情调度,随着集中育秧的示范推广,今年早稻面积恢复了100多万亩,直播面积减少400多万亩。
从“一把抓”到“一根针”,集中育秧让政策效应“四两拨千斤”
秧好半年禾。在水稻生产中,近60%的增产增效技术集中在育秧阶段,然而受农业劳动力年龄偏大、文化素质偏低等因素制约,育秧新技术难推广难应用,往往是“家家育秧,户户管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难以育好秧、育壮秧,进而影响到机插秧等先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目前,我国水稻机耕率超过90%,机收率超过70%,但机插秧率仅为26.8%,尤其是南方水稻机插秧率始终徘徊在9%左右。机插秧水平低,成为制约我国水稻生产的一大瓶颈。“机插秧推广难,秧苗不达标是一个关键因素。”湖南省农机局总工程师汤绍武说,机插用秧要求苗高12~20厘米、秧龄15~20天、叶龄3~4叶的毯状秧苗,实际生产中一家一户分散育秧,秧苗质量很难得到保证。
如今,集中育秧让南方稻区各级政府抓粮找到了串起全局的“一根针”,不再“眉毛胡子一把抓”。近年来,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等双季稻主产区通过开展水稻集中育秧示范,统一育秧方式、统一种子供应、统一浸种催芽、统一播插时间、统一秧田管理,有效解决了分散育秧存在的品种多乱杂、种子不消毒、播种不及时、秧田管理粗放、农机农艺不配套等问题,加速了水稻高产稳产技术的集成、推广与应用。据江苏省农业部门统计,集中育秧新技术覆盖率达到90%以上,较分散育秧提高40个百分点。
“集中育秧效果好,但农户分散育秧并不计算自己的用工成本,这样算下来,买秧每亩大田要比分散育秧多花30元、比直播多70元。”湖南省农业厅粮油作物处处长许靖波说,对于多出来的这几十元,绝大多数农民不愿意支付现金,因此,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行政推动,水稻集中育秧难以持续发展。
从2008年到2011年,湖南省先后投入7000多万元资金开展早稻集中育秧示范,并将早稻集中育秧工作纳入政府粮食生产目标管理和考核;2011年,江苏省级财政安排8000万元扶持建设924个水稻商品化集中育秧示范点,每亩秧田补助3000元。在政策扶持下,南方水稻集中育秧面积迅速从2008年的280万亩增至2011年的近2000万亩,几乎一年翻一番。今年,在国家早稻集中育秧补助政策的带动下,南方稻区各级财政筹集资金7.5亿元,水稻集中育秧面积超过3000万亩,其中早稻集中育秧超过1000万亩,同比增加500多万亩。
在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的同时,各级农业部门纷纷加强技术指导,创新示范形式。广东省将集中育秧与水稻高产创建示范片相结合,与水稻育插秧机械化示范点相结合,建成机械化播种育秧线98条;安徽省建立专人定点联系制度,每个育秧工厂聘请一名农艺专家、配备一名农机技术员,在项目建设、播种、育秧、机插秧等重点环节做好跟踪技术服务;湖南省引进自动种子催芽器等先进设备,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民的催芽难题,使早稻平均发芽率提高8%以上,达到94.6%。
从“买种子”到“买秧苗”,集中育秧让水稻生产加速产业化
集中育秧在解决水稻生产现实问题的同时,也悄然改变着其组织经营模式。
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嘴镇金光村村民黄尚武常年承包近800亩地,往年育秧,他和妻子从购种、催芽到整地、播种、管护,忙得不可开交。今年,他直接从三丰水稻专业合作社订购秧苗,省工省时不说,每亩还节省成本25元。
“从‘买种子’到‘买秧苗’,集中育秧实现了育秧的商品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水稻生产的产业化进程。”方福平认为,在集中育秧示范中承担操盘重任的乡村种粮能手、基层农技人员,经过技术培训和实践锻炼,一部分将演变成专业化、职业化的育秧主体;与此同时,集中育秧统一秧苗供应,保证了一定区域内水稻栽培及耕作技术操作的一致性,也为统一机耕整田、统一肥水管理、统一病虫防治、统一机收作业创造了条件,这些都有利于从环节上逐步实现经营的规模化和服务的社会化。
但是,集中育秧在实践中也面临着技术创新、风险规避、供秧过程纠纷解决、育插秧时令衔接等诸多难题。据调查,集中育秧示范目前以村组组织和大户代育为主,这两种模式约占集中育秧示范面积的90%。受限于资金和技术,他们一般规模不大,实力不强,如果脱离政府补贴,完全按市场化机制运营有困难。
组织方式的创新,要求培育与之相适应的主体,这已成为集中育秧发展的当务之急。今年,中央财政实施的南方早稻集中育秧补助,明确要求将补助补到“开展集中育秧、为周围农户提供秧苗”的育秧主体上,然而每亩大田40元的补助标准,仅为集中育秧成本的1/5~1/4。
“要实现从‘供种’到‘供秧’的跨越,除了政府的扶持,还要创造环境吸引更多的资本、设备、技术和专业人员向集中育秧领域集中,实现育秧主体与用秧农户的双赢。”安徽天禾种业总经理王实分析说。
从2009年开始,安徽天禾种业向下游延伸产业链,依托大户和合作社开展代育秧、代耕作、代机插、代机收和田间管理服务,将种子资源、农机资源、技术资源整合到种苗产业链上来,建成标准化育秧工厂近80个,每年新增利润近千万元。安徽省霍邱县永合农机合作社就是天禾种业的签约合作社之一。全国种粮售粮大户、永合农机合作社理事长王厚云告诉记者,今年他和天禾种业签了50万盘的育秧合同,“按每盘1元的加工费,算下来稳赚5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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