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参考消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经济距‘刘易斯拐点’还有十年”为题，转载了英国《金融时报》网站7月27日题为“中国人口红利尚有空间”的报道。该报道引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的主要观点，认为“一直到2020年，中国会继续受益于劳动力供给过剩。估计目前过剩劳动力在1.5亿范围内，预计2020年会降至3000万人左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的全文，笔者没有看到，但既然文中提到了“刘易斯拐点”，想必过剩劳动力是指农村。

     但中国农村目前真的还有1.5亿剩余劳动力吗？值得讨论，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以及金融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政策走向。

      2011年末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中的比重略逊于城镇，为48.73%，总数为65656万人。全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100283万人，若按同比例计算，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数约为4.8亿。在这4.8亿劳动年龄人口中，已有2.5亿左右进入城镇务工经商。这2.5亿是农村劳动人口的中坚力量，年龄分布大约在20~45岁，其中过半数受过初中或高中教育。

    如此算来，农村还有劳动年龄人口约2.3亿。这2.3亿是出不去的，不能看作是农村剩余劳动力。

    首先，中国有1.8亿亩以粮食作物为主的耕地，在耕作机械化不断发展的条件下，以每个劳动力负担15亩土地计算，就至少需要1亿劳动力。

    其次，各种经济作物如林业、茶业、水果、蔬菜、花卉等，所需要的劳动力也不会少于1亿。

    再次，农村还有一定数量的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季节性的服务业等，这些方面的从事人员，都没有计入进城务工经商的数量之内。

    最后，我国农村6亿多人口，假定平均按6口之家计算，至少有1亿户。在农村收入渐好，以及外出务工经商收入渐高的情况下，有些家庭主妇就不一定外出了。

    还有，在农村适龄劳动人口中，还有在校学生，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病、残、弱等，至少有2000万人。

    仅从以上不完全统计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农村已经没有剩余劳动力了。

    报告中提到“刘易斯拐点”。这一学说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在“二元经济”理论中提出来的。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非农产业比重逐步上升，从而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时，就会出现拐点，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刘易斯拐点”。以此我们可以看出，其内容是很丰富的。但就拐点本身而言，有两个特征是比较明显的。其一，“刘易斯拐点”是整个社会劳动力市场供应平衡的临界点；其二，由于劳动力供应紧张，从而导致劳动力价格大幅度上升。

    以上这两个特征目前在我国非常显著。假定不是这样，而如报告所说农村真的还有1.5亿剩余劳动力，那么就不会出现企业招工难的问题，也就不会出现工资过快上涨的问题。1.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所占农村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不低，绝对数量也不小，大体相当于我国本世纪初的转移水平。在我国加入WTO时，农村进城务工经商的，大体上是1亿多，以后的十年中又转移了余下的一半。那时由于劳动力供应充足，就业竞争比较激烈，工资难以上升。正是由于劳动力成本较低，抵消了其它要素价格的上升的影响，所以国际竞争力强，出口畅销，企业扩张很快，利润率较高，企业的日子很好过。

    现在，我国劳动力供应短缺已经扩展到农村。农村养殖业，塑料大棚，茶叶生产等劳动力缺口都很大。

对“刘易斯拐点”的两大特征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又不作农村劳动力分布的具体分析，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与中国进行年度经济磋商后”，在报告中得出的结论。真不知道这样磋商的根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