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近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猛，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社24.64万家，入社农户2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2%[1]。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实现农业集中化经营、专业化管理、市场化运行的有效组织形式，合作社的快速发展对提升农民谈判力量，提高农民经济收入，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应该看到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迅猛发展和不规范发展是并行不悖的，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资本控制①是合作社不规范发展的主要表现形态。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资本控制的普遍性和现实性

　　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初级阶段，核心社员领办的合作社已成为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的主导组织形态。对此，诸多学者有过论述。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行实践看，传统意义上的合作社已经衍生出多种类型和组织形式，其中，大户和龙头企业领办的合作社已经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在某些地区，这一组织形式甚至成为了承载农民专业合作的主导形式(张晓山，2009)。张晓山(2009) 对芜湖市136家合作社进行调查，发现大户兴办型的有125个，龙头企业带动型的有5个，共占到了95.6%，核心社员领办、控制和主导的合作社广泛存在[2]。赵晓峰(2007) 对6个省份的合作社进行调查，发现大户或公司领办的合作社占有极大比例，真正由普通社员自主经营的合作社覆盖农户范围有限，且大多在艰难维持[3]。崔宝玉(2008)通过对浙江台州合作社的调研发现，能人带动型和企业领办型合作社已经成为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的主要组织形态[4]。郝小宝(2007) 认为，在现有登记注册的合作社中，核心社员领办、控制和主导的合作社广泛存在，资本控制已经成为了农业资本占有者治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形式[5]。林坚等(2007)认为，从合作社的领办主体的身份来看，我国绝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生产大户、运销大户和农业企业等少数“带头人”在获利机会驱使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6]。张晓山(2009) 认为大户和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是当前我国合作社发展的必然选择，是龙头企业、大户抢占政策制高点，充分利用政策优惠的结果[2]。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资本控制的主要原因探讨

　　为什么会发生农民专业合作社资本控制?主要归因于两类原因。一是合作社的本身制度安排。二是合作社普通社员资本匮乏。Cook(1995)应用产权理论对合作社进行了分析，认为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五个主要问题：社员搭便车、视野问题、投资组合问题、控制问题、影响成本问题[7]。内部人控制问题被Cook认为是合作社这种产权和制度安排无法回避的主要问题。杰森和麦克林(1995) 的研究也表明，合作社特殊的股权结构与制度安排特别容易引发内部控制问题。Hart(1995) 断言“在均衡状态，产生最高社会盈余的所有权结构将被选择”，并主张“拥有重要投资或重要人力资本的一方应该拥有所有权”(Hart,1995)。崔宝玉(2011)认为，合作社资本控制是物质资本权力的内在要求，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难以测度的外化表现，外围社员“搭便车”也强化了合作社的资本控制[8]。李小卉(2001) 认为，合作社资本控制问题产生的原因是：所有者和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股权过于分散、集体财产产权主体模糊、合作社自身不规范、农民素质偏低[9]。曹利群(2008) 认为资金缺乏是制约我国合作社参与市场竞争的主要瓶颈之一，合作社无论是在组建初期还是在成长期，都极需核心社员资金投入[10]。核心社员作为资金拥有者对合作社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他们合作社就会运转困难(任大鹏，2008)。核心社员自身经济实力和融资能力对合作社来说至关重要[11]。唐宗(2007) 认为，市场交易条件的确定取决于交易双方的博弈，博弈的结果首先依赖于交易双方各自拥有的资源,其中既包括资本、人才、技术、产品等物质资源的硬实力,也包括营销渠道、社会网络等资源的软实力[12]。合作社中核心社员与普通社员交易双方的实力对比决定他们各自在市场交易中的谈判地位和实力。郭富青(2007) 则认为，在现代合作社组建、运行与发展过程中，核心社员作为合作社的“主要投资人”又容易同公司制企业互相夹杂，在某种程度上造成资本对合作社的控制[13]。

　　三、资本控制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股权结构形态

　　从产业链上看，核心社员与普通社员之间是认同、竞争和制衡的关系，从两者之间的合作实现形式看，两类社员之间的合作表现为以禀赋、需求为基础的资本合作以及最终会外化为资本合作的能力合作。实践中，核心社员与普通社员对合作社资本供给额度的差异，导致了合作社股权在两类社员之间的异化，而异化的股权结构不仅会造成合作社股权结构的二元性，还会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分化和衍生出不同的治理机制，并呈现出不同的合作社功能形态。

　　国内外文献对合作社股权结构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阐释合作社的股权结构形态。目前我国合作社出现了典型的“核心—外围”股权结构形态[11]，合作社虽表现为资本与劳动联合的双重性，但却以资本联合为主。从股权开放度来看，我国合作社始终处于“消极开放”形态，合作社普通社员资格和外围资本放开，核心社员资格不放开，核心资本不能任意认购、转让，合作社出现了资本集中和资本分散并存的现象，合作社股权结构呈现明显的二元特征。Carlo(2000)对美国合作社调查也发现，普通社员对合作社投资严重不足，其只倾向于提供进入合作社的“临界资本”，导致合作社股本集中在各类机构或大资本所有者手中[14]。Fiorentini(1995) 对意大利合作社与IOFs 股权结构进行比较，发现合作社比IOFs的股本资产比率低了30%，这客观上提高了大资本所有者的持股比例[15]。二是，探析合作社股权结构固化倾向。由于合作社股权结构设置的特殊性，合作社的股权不能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在社员之间转让甚至也可能被阻滞，就使得资本市场信号不能流向合作社[16]。尤其在核心社员掌控合作社的情形下，会出现合作社的股权结构固化现象[6]，核心社员不愿意放弃甚至是稀释自己的对合作社的产权，合作社会呈现股权结构的“粘滞”与“沉淀”。这样，合作社的股权将长久性地集中在核心社员手中，最终使得合作社变为了LLC和IOFs[17]。三是，剖析股权结构对合作社治理的影响。在影响治理的诸变量中，股权结构是影响合作社治理绩效的最重要的因素，股权结构的变动会映射到合作社的治理结构上。合作社中股权结构分化导致合作社成员的利益冲突。股权分化易导致成员目标和行动差异，并导致合作社内部成员的紧张关系[18]，同时，还会使成员在生产规模、风险偏好和未来收益的折现率上的不同导致其利益上的冲突[19]。USDA (2002) 认为，合作社成员之间在股权份额、受教育程度和资源禀赋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很难在合作社内协调各方的利益，这给合作社治理带来很多难题。四是，探索合作社股权结构演化及其机制[20]。合作社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防卫性”应急机制，良好的合作社治理结构依赖于内部机制和外部环境的耦合与匹配(徐旭初，2010)。

　　深受其赖以建立的外部组织环境和内部成员结构的制约和影响[21]。从合作社股权结构动态演化看，大股东有提高合作社股权份额的倾向，Joao Rebelo(2005) 通过对葡萄牙制酒合作社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22]。但从长期看，合作社的股权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市场环境改变、社员股本制衡、社员民主意识觉醒等因素改变而不断演化(崔宝玉，)。普通社员依据利益最优化原则来选择出资额，其对出资额的不同选择会强烈影响到合作社的股权结构，进而影响合作社发展的持续性。

　　四、农民专业合作社资本控制中的核心社员定位

　　对于核心社员与核心资本在合作社中的定位问题，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观点认为，核心社员领办的合作社在目前中国农村发展情境下具有必然性、应然性和现实性。没有核心社员就不可能有合作社企业家和成功的合作社。从两类农户交易本质看，核心社员与普通社员都是合作社服务的惠顾者、使用者，两者是典型的合作关系，基本目标具有一致性。核心社员领办合作社可以而且能够成为“农民的靠山、企业的基石”，核心社员的资本也可以成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载体。另一种观点认为，核心社员是作为投资者而存在的，在促成小集团行动过程中，会存在少数“盘剥”多数的倾向，产生严重的委托代理、成员利益冲突和利益侵占等治理问题。第一，关于委托代理问题。黄胜忠(2008) 认为，随着成员异质性的增强和由少数核心成员构成理事会的情况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代理问题主要表现为普通成员与核心成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16]。Staatz认为，由于缺乏股份交易市场以及股权激励机制，将导致合作社内的委托—代理问题会非常严重[23]。Malo(2004) 则认为随着合作社成员异质性增强、成员缺少明确角色分工、合作社组织规模扩大以及合作社经理人员对合作社价值的偏离，合作社的委托代理问题要比其他组织更加广泛和尖锐[24]。第二，关于社员利益冲突问题。具有共同利益的成员之间的联合与合作是合作社有效运转的基础[25]。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不仅存在于合作社成员与管理者之间，也存在于成员与成员之间[26]。林坚(2007) 认为，随着社员异质性的增强，社员本身的资源禀赋、风险承担能力以及加入合作社的目标都有很大不同。而合作社作为一个由多人共同分享所有权的组织[27]，成员异质性和目标不同，会造成合作社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利益冲突，导致合作社集体行动不能够迅速响应[6]。第三，关于利益侵占问题。Spear认为，由于经理人员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和外部市场信号相隔离，经理人员自利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可能会导致他们利用手中的实际控制权损害社员的利益[28]。崔宝玉认为，在公司牵头办的合作社中，公司与农户的关系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不平等的，在利益分配过程中，公司往往获得更多的利益，侵占了农户的利益[4]。崔宝玉还认为，在合作社资本控制情境下，具有强势交易条件的龙头企业或大户利用其对合作社的经营垄断权和决策权侵害社员的正当权益，导致“大农吃小农”的现象屡见不鲜[8]。李玉勤(2008) 认为，合作社是要赢利的，在经营过程中可能会被核心社员所控制，侵蚀和盘剥普通社员的利益[29]。

　　五、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我国政府已充分认识到保障普通社员主体地位和合作社功能实现的重要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明确规定了农民的主体地位，规范了合作社的决策机制、盈余分配制度和组织体系构架，尤其是，还对核心社员的出资比例进行了限制。同时，相配套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对合作社相关运行机制和财务管理规则进行了进一步的具体厘定，其目的就是在保障合作社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护普通社员参与的主体性和合作社功能的实现。然而，笔者在多次调研中发现，相关政策出台实施并没有消除甚至是缓解核心社员资本控制导致治理失范从而严重损害合作社功能实现的现象。很多的是，核心社员采取了诸多“变通” 方法对此进行规避②，合作社资本依然被核心社员所控制，合作社治理问题依然广泛存在。

　　针对合作社的资本控制问题，国内外学者从资本控制的缘由、合作社的股权结构、合作社中的核心社员与核心资本定位等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然而，面对我国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资本控制的现实形态，我们有大量的新兴研究问题需要去面对，比如合作社资本控制对合作社功能实现的影响，比如合作社资本控制和企业家才能的匹配问题，比如合作社资本控制的演化问题?是向规范化合作社演变还是向IOFs 演化，还有最重要的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诸多学者加以斟酌与思考的。

　　[注释]

　　① 资本控制类型的合作社是指由核心社员发起并组建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合作社，在合作社中，农户参股多少不等，社员权利不等，合作社的组织结构是发生赋予而不是内生谈判产生的，决策机制上也更多的使用一股一票等。合作社的社员一般可分为核心社员和外围社员，两者具有不同的参股规模和权利。现实中，合作社核心社员往往是大户或者龙头企业，因此，大户或者龙头企业在身份特征上具有一定的重合性。

　　② 比如，关于对出资额的规定，核心成员可以采用多重形式加以规避，如家庭成员分别持股、交叉持股、股份分解或合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