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是很大的，技术进步通过影响与农业经济有关的一系列主体，最终使得农村土地得以流转。技术是农村土地流转的物质基础，理性是与农村土地流转有关的行为主体的价值导向。在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过程中，必须把技术理性考虑进去。

　　关键词：土地流转；技术；制度；主体

　　一、农村土地制度的技术性欠缺

　　制度的存在和发展不能离开主体的理性需求，人的理性需求决定了制度的价值取向。在法理逻辑框架内，国家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相对限制是没有漏洞的。但是，这种所有权限制没有考虑实际情况。一旦国家对农村集体土地做出管理活动的时候，政府行为往往会出现变异。政府对土地的管理行为，从管理权意义上的规制变成了产权意义上的终极支配权，往往不考虑农民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要求。这种单向度的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带有浓厚的强制支配的色彩。

　　由于物质条件的快速变化，技术文化的滞后性使得农村土地制度的反应速率变慢，于是，诺思所言的制度“滞后性供给”就出现了。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由于存在着非均衡性，在保持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主体结构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就是对农村土地制度的非均衡性的积极回应。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非均衡性表现为所有权主体虚位、产权界限模糊、所有权权能残缺等制度安排的不足。

　　农村土地流转可以获得在农村土地制度非均衡状态下所没有的效益。农村土地的自由流转，可以增强农民对土地所拥有的各项权能，有利于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可以形成流转畅通的农村土地市场，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让农村土地的价格回归市场价格。所以，农村土地制度的非均衡性，使得农村土地自由流转成为了制度安排滞后性的必然结果。

　　二、农民主体理性的增长

　　(一)农民交易理性的增长

　　理性的启蒙作用在于人能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并愿意去实践。农民自主性的增长使得他们追求交易理性，社会性交换逐渐被经济理性交换所代替。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进入土地交易市场的土地，具有商品属性。在市场经济的带动下，农村要素市场在不断发展，其要素在不断丰富。农村土地作为一种商品进入了要素市场，土地的供给在市场上完成，其价格也在市场上形成。

　　农业集体化战略严重削弱了我国农村要素市场的发展。在人民公社时期，土地、劳动力、生产工具等要素市场是不存在的，自然不存在土地的自由流转，土地的相对稀缺性也就无法通过价格反映出来。农村社会缺乏要素市场的时期，也是我国农业发展最缓慢的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我国农村要素市场才走上恢复、发展的道路。今天，我国农村要素市场发展势头良好，土地作为一种商品参与到要素市场交换中来了。农民通过土地的流转即土地要素的交换，实现各种需要。

　　(二)农民道德理性的增长

　　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并不排斥道德成分，相反，道德成分在技术理性意识形态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促进人们行为发生的两股力量，分别是道德和经济观念。在传统农村社会，传统道德是农民行为的主要规范，而经济理性却受到排斥；在现代农村社会，传统道德的作用仍然存在，但却暗含了更多理性的成分，经济理性观念更为盛行。道德是有经济功能的，有成本和收益之分。道德成本是指道德主体在实施道德行为的过程中所有的物质费用和精神费用的总和；道德收益是指道德主体实施道德行为所得到的报偿，包括物质报偿和精神报偿。技术理性在农民道德上的表现就是，如何达到道德成本和道德收益的平衡，或者道德收益大于道德成本。

　　三、农业技术变迁的土地效应

　　(一)农业技术与农业经济绩效

　　技术作为一种经济要素，对经济的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家通过计算各种要素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出，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至少在50%以上。[1](P10)目前，我国农业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45% 左右，发达国家则为70% ～80%。[2]农业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更大。林毅夫对杂交水稻技术创新的研究显示：在既定的要素投入水平下，杂交水稻相对于传统水稻品种的产量优势约为19%。[3](P75)其后，由于良种、良法的应用，到20世纪90年代单产达400千克。近年来，超级水稻研究已陆续取得成果，如大面积推广后，单产有望迈上500千克的新台阶。[4](P211)

　　农业技术对农业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代替成本高昂的其他农业生产要素；通过技术的转化，克服自然因素对农作物生长的决定性影响，等等。总体来说，农业技术的更新换代，使得农业生产的效率愈来愈高，农业成本不断下降。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成为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这种农业经济特点决定了农地使用的成片化。

　　(二)农业技术的分化功能

　　契约中被许可方对专利技术具有良好而近似于完全的信息，但技术诀窍却是隐含的，契约一旦签订，许可方就很可能不完全传授或交付技术诀窍，于是就产生了集中于许可方的道德风险，所以被许可方就有可能为了弥补道德风险产生的成本而为契约签订付出一定的代价。[1](P2)农业技术的开发需要昂贵的成本和漫长的周期，这就决定了农业技术的成本价格是高昂的。

　　农业技术的分化功能还体现在技术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上。农产品价格变化与技术进步有很大的关系，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技术进步促成了农产品产量的提高。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有限性的存在，农产品价格在农产品产量提高的过程中逐渐下降，在短期内，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逐渐被农产品价格下降所抵消。所以，农业技术进步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下降，会使农业劳动者收入下降，并进一步扩大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加大要素(尤指农业劳动力)外流的压力，最终导致结构性劳动力失衡。[5](P233)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不能跟上发展步伐的农民将会被挤出农业领域，进入非农业劳动市场。于是，在农业技术分化功能的作用下被挤出农业领域的农民，会通过一定的方式把自己的土地流转出来。

　　四、结语

　　分析农村土地流转的方法是多样的，学科视角也是多样的。制度、技术和主体的含义是丰富的，既包括物质层面，又包括精神层面。从制度、技术和主体的角度来分析农村土地流转，意义重大。技术是农村土地流转的物质基础，理性是农村土地流转的价值导向。不同技术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不同，而不同的理性主体在对待土地的态度上也各不相同。农村土地制度的技术性欠缺引起了农村土地制度的诱发性创新，在外部效应的诱惑下，随着农民主体性的增强，农民以理性的土地行为积极响应获利机会；农业高新技术的出现，对农村土地规模整合提出了新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岳贤平.技术许可中价格契约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

　　[2]罗海平.我国农业技术进步有关问题解析[J].经济透视，2008(13).

　　[3]胡书东.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林毅夫[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刘运梓.比较农业经济概论[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5]黄主辉.转型、发展与制度变革：中国“三农”问题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