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初西方合作经济理念与当时以互助进化为核心的社会思想相交融， 开始了其在中国的早期本土化： 用现代性的汉语资源表述西方的合作理念， 借助初步中国化的主义话语来论证合作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正当性， 视合作制度为中国经济改造的适当工具等。其旨趣在于促成一场社会化的合作运动， 改善平民经济， 建立合作自治社会。此种理念性因素奠定了政府在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但是，植根于西方个人主义土壤中的合作经济制度， 不可能在笃信集体主义的中国社会得到很好的生长。合作社组织在2世纪中国的异化或多舛命运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关键词： 合作经济理念； 互助进化； 文化信仰； 西方理念本土化

　　近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之一， 就是西化和本土化的长期并存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特别是20世纪开初20年间， 在西学东渐潮流的裹挟下， 西方合作经济理念作为新学的一项内容随着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 并开始了在中国早期本土化历程。值得注意的是， 其本土化历程最初假道于概念化或意识形态化的途径， 即所谓的/主义话语? 在知识社会和精英阶层中进行。当时来自于西方的各种社会经济思潮， 诸如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平民主义及合作主义等纷纷涌入中国， 而内化在这些主义中的互助合作话语就成为中国知识社会合作经济理念兴起的重要资源。本文对此脉络拟作初步探讨， 以图在理念性要素层面上去剖析近代意义上中国合作经济的起源。

　　一、知识社会认知理念和话语的转换： 从优胜劣汰到互助进化

　　任何一种理念的萌生和变化都要受制于人们对一定社会的认识， 而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环境也只支持特定的认知。由此， 西方合作经济理念在2世纪中国传播和本土化的一个前提或支点, 就是知识阶层对人类社会乃至于中国社会进化方式认知的调整： 由竞争进化转向互助合作。

　　众所周知， 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对世界影响是巨大的， 特别是在19世纪后期， 斯宾塞、赫胥黎等人将此引入到社会历史领域， 用生存竞争法则来阐释人类社会的进化， 形成了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并由此带来了人类历史观的重大变革， 而且促成了西方以竞争为主调的主流经济学。对于近代中国而言， 西学东渐潮流和国家面临/瓜分豆剖的形势， 为/物竞天择思想的盛行提供了沃壤。严复从世界观的高度介绍和阐发/天演之学, 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排空巨澜， 使得进化之语， 几成常言, 形成了盛极一时的笃信/进化论的风尚。胡适曾说： 《天演论》出版后， 很快便风行全国， /几年之中， 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 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 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 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 [ 1] ( P4) .也就是说， 以生存竞争为核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时成为服务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哲学理念。可以说， 文化信念是社会成员在特定环境中所持的一种预期， 当环境改变时， 它会影响着社会的反应和行为者的选择。20世纪初期世界大战之现实， 暴露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 打破了西方对理性和科学的乐观。因而， 西方文化危机的悲观论调充溢于欧美世界， 从前的理想和信条， 已经破坏得七零八落, 以至全社会都陷入怀疑的深渊， 现出一种惊惶凄惨的景象[ 2] ( P17) .受此濡染， 中国学界开始对其先前深信的生存竞争理念产生了怀疑， 并对人类生存方式进行了反思。不少人士指出： 物竞天择学说兴起后， 利己主义、重金主义、强权主义相继迭起， 金权、兵权乃藉此学说， 席此时期， 愈益猖獗， 非复法律、道德所能遏制[ 3] .许多杂志也都刊文抨击说： 竞争进化论的提出， 致使人们皆信人类欲自己生存， 不能不与人竞争。因须与人竞争， 遂不能不用各种之手段。，因之强凌弱、众暴寡， 遂成今日之世界焉。[ 4] 对/竞争负面效应的感悟， 引起学者对人性中互助性一面的更多关注。人们一致认为： 无限制竞争的必然结果是一面为进化， 一面为堕落 .而互助则恰好相反， 可以避免优胜劣汰的不平等现象， 使/优者无损于胜， 劣者亦随而胜.互助中的利他性可使社会在/全数皆进化的基础上形成人际间的平等关系。基于此， 人们呼吁以互助主义取代先前的/竞争之论[ 《] .互助观念也因此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所普遍崇尚， 并成为思想、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标识。

　　社会价值的转变是一切变革包括制度变革的前提和先导。当社会各界竞相摈弃物竞天择之口头禅而谈互助的时候， 则表明了时人社会认知理念的转换， 同时也意味着人们对于社会进化理解所依托的文化底蕴正由代表个体适应性的理性转向代表社会适应性的情感和伦理道德。这种变化了的语境, 致使知识界在寻求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路径时形成了一种新的偏好： 背离以竞争为手段和个体自利满足为指归的竞争进化理念， 转到以和谐、互助为准则， 实现社会群体利益/协作进化路径上来。当然， 基于对人性片面认识之上的这种转换不一定是正确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人类及其他物种， 都不是只有唯一的一套行为倾向， 而是遗传了大量的可供选择的行为倾向， 很难说哪一种倾向(竞争性、互助合作性)将会居于支配地位； 同时人类还有不同的概念化、沟通和把抽象概念与经验知识相联系的能力。尽管如此， 在社会转型特定时期， 这种嬗变无疑是为知识分子对来自西方诸多/主义进行信息筛选提供了一种驱动力。正因如此， 建立在连带哲学基础之上并融会在各种主义中的合作意念， 就成为2世纪开初知识分子破解中国社会问题， 特别是解决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一种路径选择， 并由此掀起了近代中国的合作经济思潮。

　　二、合作社会制度正当性的论证资源： 初步本土化的/主义话语

　　知识阶层的生存理念由竞争转向互助， 意味着他们在尝试构筑一种以合作、和谐为精神准则的新型社会制度。而这种制度在中国的正当性、合理性首先需要人们从意识形态上进行论证阐释。这是西方合作理念本土化的起点。事实上， 2世纪中国知识社会的决定性变化之一是： 对社会制度的正当性论证已逐渐脱离传统的汉语思想资源， 更多地采纳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思想。20年代前后， 主义论说的蜂起， 以平等论、自由论、互助论为诉求的社会思想， 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新兴的知识学科中寻找社会制度正当性的论证资源。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想及其经济原则正是这类科学的社会知识所形成的冲动之一。需要指出的是， 中国知识界的此种社会知识的转型， 一方面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照搬或西化的转型， 而是一种早期本土化的转型， 即用现代性的本土化汉语资源去阐述西方思想及诠释其中的合作理念、宣扬合作社会制度和寻求变革中国社会的路径； 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为中国现代社会的生成提供了一种理念性因素。

　　对合作社会制度正当性论证的一个重要资源是深受欧洲影响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论者声称欲以此为工具来打破东方沉梦， 给国人以警钟， 进而驱使中国平民与欧洲平民携手而竟将来之大 事[ 6] ( P38) .显然， 从工具理性角度看， 以平民为关怀对象、从西方而入的无政府主义， 其理论中所含有的互助、合作理念就成为中国合作经济思潮兴起的一个催化剂。就总的情况来看， 当时进入中国的无政府主义， 极为芜杂， 既有蒲鲁东的无政府互助主义， 又有巴枯宁的无政府集体主义， 但更多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克鲁泡特金学说以互助论为理论基础， 其代表作《互助论》指出： 达尔文所说的生存竞争并非是生物进化的根本原因， /科学的伦理学应是对于物种的进步的进化， 互助比互争更为重要[ 7 ] ( P9) .互助不但是一切生物进化的/真正因素, 而且还是现存生物的一种天性， 人类也不例外。

　　因而， 不论是在动物界还是人类， 竞争都不是规律, 避免竞争才是自然的倾向[ 8] ( P7》- 77) .正是互助性的存在， 人类才得以创造出一切财富， 所以财富当归大家所有， 并以非常平等、自由及符合人互助本性的农民公社为基础实行共产主义。克氏的观点与合作主义有相当吻合之处， 俄国合作思想家托托米安资( Totom iantiz)曾言： 克氏在互助论里采取的合作理论及原则， 证明人类进步的主要因素是合作而非竞争； 合作主义者在事实上应用这些原则， 并拿出证据证明合作优于竞争及战争； 无政府主义者与合作主义者一样， 都不承认政府是社会改革的工具， 甚至否认政府。因此， 克氏及法国蒲鲁东等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合作均表同情， 他们的思想/在英国合作主义者中也极受欢迎[ 9] ( P127 - 128) .互助与合作间的如此亲密关系， 使其在20年代初期中国的知识界， 渐乎成为可互相替换的同义语。

　　后来， 克氏的互助进化论经留学法国的李石曾介绍后而流行起来， 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冲击力， 促使不少知识分子认为社会发展是/协助生存的结果而去尊崇互助。有论者指出： /及至欧战开始以后， 克鲁泡特金之互助论又在欧洲盛行翻印， 以互助之说鼓吹诸国协力攻德， 是以其说， 已渐渐传至中国， 而国人亦弃其物竞天择之口头禅， 而谈互助矣。[ 1] 以至于除孙中山等人外， 许多具有初步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受到了互助论的影响。蔡元培说： 《天演论》出版后， -物竞。 、-争存。 等语， 宣传一时， 很引起一种-有强权无公理。 的主张。同时有一种根据进化论， 而纠正强权论的学说， 从法国方面输进来， 这是高阳李煜瀛(李石曾)发起的, 李氏对克氏互助论的信仰/几与宗教家相像，影响很大。李氏的同志如吴敬恒(吴稚晖) , 张继， 汪精卫等等， 到处唱自由， 唱互助， 至今不息[ 11] .蔡元培本人也是互助论的信徒， 他认为一战中协约国的胜利是因之信仰的/是克氏的互助主义。互助主义， 是进化论的一条公例.

　　受之催化， 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而/排斥强权论了[ 12] .李大钊也说， 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是/互助、/协合与友谊, 应当将此推及到人类全体生活中， 建立一个互助的理想社会和/互助生存的世界[ 13 ] ( P1》) .恽代英早期笃信互助论， 并在后来发起了互助社 ( /取克鲁泡特金新进化论的意义 )的社团， 要求入社者各自求其所以自助助人之道， 问人以自助助人之道， 告人以自助助人之道[ 14] ( P118- 122) .毛泽东曾/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 很受影响, 并且在那个时候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15] ( P128 ) .足可见无政府主义对当时中国的影响力。当然， 知识阶层亲和于互助论， 主要是把互助作为改造社会和人类精神世界的手段， 希望在互助中进行社会改造， 建立相爱、和谐平等的新社会秩序。之所以如此， 是基于他们对人的本性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在他们看来， 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盟， 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同与友谊， 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而且人类的进化， 是个人主义向协合与平等的方面而走的一个长路程.所以精神改造的运动， 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 宣传-互助。 、-博爱。 的道理， 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 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 13] ( P43) .

　　此处人的面目自然是指人的互助、合作本性， 社会的构建要以这一本性为基点。在个体利益均衡基础上， 形成一种新的、无需强制便可维持的社会秩序。

　　与无政府主义相关联的/新村主义, 对于合作的倡导也是不遗余力。他们认为： 生存竞争法则不适用于人类， 应当加以修正， 人际间不但不应争斗， 而且还应是互助的、平和的生活才是[ 16] .1919年7月， 周作人在访问日本东京/新村后指出： 新村运动主张泛劳动， 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 一方面也尽了各人对于自己的义务； 赞美协力， 又赞美个性； 发展共同精神， 又发展自由的精神， 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 17] 不言而喻， 新村主义是想通过合作经济行为即/协同全人类的改良方式， 建立一个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 协力与自由、互助与独立相结合的理想合作社会。

　　这种基于互助的新村精神， 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兼容体， 旨在实现保存个人自由基础上的平等合作， 其价值诉求与西方合作者倡导的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不无契合之处。 论证合作社会制度正当性的另一重要资源就是中国的工团主义(又称新组合主义 ) , 其立论的基点是自愿契约基础上的经济组织。论者认为， 社会之根基， 系于经济组织， 凡诸社会疾病， 如贫穷、压制、争斗之类， 皆由经济不平使然.因此， 必须要由各业劳动者组织的工会主管一切并进行经济斗争，以/求得其劳动之报酬和/完全管理种种产业[ 18] .斗争胜利后， 工会职责是担任生产， 改造社会则由各样劳工协会去做， 以把一切生产机关掌握在自己手中自营自助, 并利用劳工协会在经济上的联系代替国家机构， 取代政府的职能。可见， 工团主义的核心是主张工人自治和劳动者管理工厂， 在此基础上孕育出新的经济秩序和合作社会制度。这正像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所概括的那样， 工团主义主张一个完全非中央化的经济， 各生产性企业都归生产者的联合所有， 并由它们管理， 管理与工资控制是-民主的。 意思是说联合中的工人也像法国职工会或英国工会里的成员那样， 拥有同一类型的终极权利， 但又是经济的其他方面的政策及服务的主人[ 19] ( P148 ) .

　　以边悌( A1 J1Penty)和英国经济学家柯尔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对中国影响也极大。基尔特社会主义鼓吹由劳动者通过协作关系来支配实业运动， 把工会从劳动者自卫组织改造成为管理组织， 实行产业自治.这一工业民主形式， 获得了宣扬社会经济民治主义的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欣赏。

　　后来， 杜威与英国学者罗素来华讲学， 激起了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钟情。他们认为，发展实业是解决农业中国/贫乏至极问题的唯一出路， 但在缺乏成熟市民阶级和劳动阶级的情景下，发展实业只有/委诸将本求利的资本家, 同时还要避免资本主义的弊害。因此， 中国的工业化， 宜在发展资本主义同时， 大力发展生产协社， 将资本的企业和协社的企业并进。张东荪称， 这一调和资本主义与协社社会主义的主张， 为历史的自然阶段说与理想的人为创造说、性善的人生观和性恶的人生观的折衷调和[ 2] .与张东荪一致， 梁启超也指出： /提倡各种协社(组合)， 以从事于互助的生产也。此法最中正无弊， 无论随时皆可以实行。因而他要求/对于资本家采矫正态度, 先在劳资协调状态下/极力提倡协社, 并以/传教的精神策进之, 徐图协社的联合扩充。若能使全国生产的/中坚力由公司转为协社， 健全的经济社会即可成立[ 21] ( P4- 11 ) .由此可以看出， 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 虽其理念源自西方，但与西方相比较又有变异之处和本土化的特质， 它不像欧洲那样以革命或改革来取代既存的资本主义，相反则是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 采行劳资协调主义， 让劳工合作社与之一并成长， 最终通过劳工合作社经济力量的增长来改变工厂的资本性质， 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实质上， 他们所倡言的是一种资本主义与协社主义并进的/混合经济, 旨在寻求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调和。

　　除了上述几种/主义之外， 当时对合作思想传播有推波助澜功效的还有费边社的渐进社会主义、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内当时译为/社会民治主义)、民粹主义与泛劳动主义等， 受之驱策、濡染，国内学界盛行的平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 都在不同角度程度上/贩卖了合作思想， 张扬了合作理念。

　　这些/主义, 是自由连带主义学说的实际应用[ 22 ] ( P69- 673 ) , 特别是无政府主义， 究其实质， 都可看作是合作主义经济原则在政治领域的延伸。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 Joseph A lo is Schumpeter) 所指出的：

　　如果我们把协会主义的原则推广到政治领域， 并想象不仅工业企业已分解成为工人合作社， 而且民族国家也已分解成为自愿组成的-公社。 , 那么， 我们就得到了无政府主义。[ 23 ] ( P12) 换句话说， 这些主义作为初步中国化的现代性知识论述或意识形态， 合作理念是其试图在中国建构的以平等、自由为价值诉求的理想合作社会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 主旨在于表达西方合作理念对于中国社会和解决中国问题的适用性， 并从中产生了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实际企图。当然， 这种新的、无需强制便可维持的社会次序是在经济互助主义基础上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看， 蕴涵于主义中的/合作话语， 更多地充当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和探求中国新社会制度的/理性工具.这是西方合作经济理念早期中国化的基点。

　　三、合作社制度： 改造中国社会经济的适当工具

　　如果说上述/主义中的合作话语更多地是从意识形态上去阐释合作理念对中国社会适用性的话，那么全方位宣传合作经济思想的合作主义， 则是从操作性上强调了合作社为改造中国社会的经济工具。

　　前者可说是西方合作经济理念在思想上的初步中国化， 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方合作制度在操作层面上本土化的开始。

　　当时国内知识界以宣传合作主义为旨趣的， 是由复旦大学学生所组织的《平民》周刊社 (后改称平民学社 )。《平民》周刊社成立时， 因受平民主义思潮的驱动以教育救国为目标， 而从第五期起受复旦大学教务长薛仙舟的策励， 转向以-经济问题。 做周刊的主义； 拿欧美风行的-合作主义。 做改造经济的方法, 宣传与实行并举[ 24 ] .他们一致认定， 欲使劳动者逐渐脱离资本家羁绊而用和平手段， 非合作主义不为功.不过， 《平民》学生群开始标榜合作主义时并不清楚这种意识形态的独特性， 大部分人士以为合作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分支， 以为他们是社会主义者。缘此， 他们中有的人士提出中国应该设立罗虚戴尔式消费合作社， 以此来奠定中国的现代经济基础， 肇建合作社会主义； 另一些人士则认为应走雷发巽式的路， 建设以国家为主导的信用合作社网， 最后进入国家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理所当然的归宿， 而合作主义是最温和地达到社会主义的重要一步[ 2《] .后来， 因无政府主义者和一些社会主义团体也在竞相鼓吹合作社， 《平民》学生群感到有必要在理论上与他者作出区别， 因而指出： 在社会改造的三条途径中， 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革命；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经济的政治革命； 合作主义与其不同， 不是革命， 而是一种基于连带主义使个人与个人， 社会与国家， 以及国家与世界联为一体并通过团体互助来实现其社会经济目标的制度。这种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合作主义理想，有四项目标： 第一， 消除阶级， 释放奴隶， 使消费者不为生产者操纵， 劳动者脱离资本家而独立； 第二， 用合作制度代替现行自私自利的竞争主义； 第三， 以合作制度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资本之主权、劳动者生命及余利皆操于资本家的不平等境况； 第四， 用连带主义的合作制度来连接所有的利益， 由此终结不同利益间的社会冲突[ 2》] .合作主义与社会主义在认识上的分野， 使得合作主义者拒绝把社会主义视为向未来社会过渡的工具。在他们看来， 社会主义意味着通过革命来平分社会财富， 但眼前困扰着中国的问题是贫困而非富有。故而在流民无产者太多与资本家太少的状况下， 侈谈社会主义不仅毫无意义，相反还会加剧劳工与资本的冲突， 打乱和平的社会秩序。就中国情形看来， 用不着什么-Bo lshev ism. ,最好还是行连带合作主义， 以预防社会上大危险的发生。退一步来说， 即或是中国需要社会主义， 它也应该发生在合作的社会改良之后， 因为只有合作主义才能使中国的流民无产者与平民为自己工作， 减少社会阶级的敌意， 发展生产， 创造出为未来社会分配的财富[ 27] .很明显， 中国的合作主义者对合作主义的钟情， 和对社会主义的领悟、排拒， 更多地是从感情上而不是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理解的。殊不知， 从经济思想起源的层面上看， 合作经济制度在欧洲是属于社会主义的， 它是社会主义运动在经济上落实的主要方法之一。同时， 需要指出的是， 他们对合作制度的呼吁， 是基于他们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思考， 最终又从操作性角度将合作社视为改造中国经济、变革社会的重要工具。

　　正是这种基于向未来社会过渡的认识， 中国的合作论者强调了经济结社对劳动者的必要性。他们指出， 合作社分生产、消费、金融、地产、教育等多种， 生产合作是由平民集资筹办各种工厂， 以生产日用小商品为主， 生产目的在提供社员消费外， 可向社会销售； 消费合作是平民集资经营日用商品， 主要供社员消费， 以免奸商高价盘剥之苦； 金融合作指设立合作银行、保险公司以解决社员生活急需。其余地产、教育等合作也都是为了保证社员在各方面的利益[ 28] .但在具体实践中， 合作主义者发现仅靠他们启蒙呼唤是远远不够的， 并逐渐对合作的改良方式失去了耐心， 转而趋向于直接投入到社会行动和政治激进主义之中。此种情况下， 更多人士从中国实情和操作性层面出发， 一方面强调合作主义的理想应该通过民众运动来实现， 合作主义者应该/到民间去, 参加城市的劳工运动并与农民建立密切联系[ 29]

　　; 另一方面指出要在中国发展合作主义和实现理想的/合作共和国, /非有良善政府不可, 中国的合作主义者必须首先参加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运动， /建设一个平民的善良的政府, 然后与新政府合作来实现合作主义的理想[ 3 ] .经济性质的合作制度向政治的位移， 在话语上表现为以个体知识人的价值诉求充当/多数人的价值诉求， 合作主义的政治化或者说合作运动由国家政权推动的土壤由此开垦， 这也就启动了具有社会自治性、/与政府无涉的西方合作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在中国更深层次本土化(即政治化、官僚化及与官方主流意识) ) ) 三民主义的融合等中国特色? )的历程。

　　四、总结性评论

　　西方合作经济理念的本土化标明了生活样态及其社会制度的现代变迁中社会思想的转型。2世纪2年代前后， 中西社会的时代差， 使得西方在近3年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各种/主义纷纷涌入中国， 促成了中国思想界观念的大转换， 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组就是否定了强调优胜劣汰原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吸纳服膺了互助进化论， 并将其与平等、/博爱等启蒙理念融合一起。也正是通过互助这个媒介的传导， 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中的合作经济理念， 都开始以/平民经济的原则, 即/人人于经济上得有平等之机会的口号相标识， 以图实现/各分子皆有独立的精神， 有自由发展的机会和人人都是劳动者、工人， 又人人都是企业管理者、资本家的合作自治社会[ 31] .基于此， 论者又从文化本土化的最高层次， 即学科建设精神上明确提出了反对经济学中的达尔文主义和建构中国本土合作经济学的论断：

　　吾们的经济学， 和从前经济学的精神不同了。从前的经济学， 是个人本位的经济学， 他的主义是利己的， 他的政策是竞争的。吾们的经济学， 须建筑于社会本位的基础上， 以-兼相爱交相利。 的主义代替利己的主义， 以互助协力的政策代替竞争垄断的政策。，这是吾们的愿望， 也是经济学者的使命。[ 32]

　　概括言之， 西方合作经济思想的中国化， 其作为经济属性的文化理念， 主旨是要在中国促成一场经济取向的社会化合作社运动， 以此来改善平民的经济状况。

　　此外， 人们理念中对经济行为中的合作及合作组织的关注， 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对竞争行为的反思。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 Stig litz)曾说： 至少从亚当斯密时期开始， 竞争就在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对竞争大加赞赏， 经济学家对竞争的热情也大不相同。

　　商界人士在谈论竞争的破坏性。当一个竞争者在竞争中败下阵来， 他自然会认为竞争是不公平的。[ 33] ( P123 ) 对/竞争造成的/不公平的反动， 是引起人们对经济中合作性一面更多关注的社会性因素。法国合作经济理论家季特( Charles G ide)一语道破了合作经济学说的真义： 在竞争制度下每一个人总想排挤别人， 而在协会制度下， 每一个人总想帮助别人。连带主义的目的是， 用我为人人。 的行为准则代替-人各为己。 的准则。[ 22] ( P7) 中国学者王世颖也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只有竞争而没有合作， 那实是杀害人类的天性。，合作则欲把人类的天性恢复过来， 以合作代替竞争， 以合作社经营代利润生产， 因而根本的把社会经济组织改造， 使社会的秩序， 建立于适合人类天性的和平乐易的基础之上。[ 34] ( P25- 2》) 总之， 西方的合作经济学说及中国学界对之的引介与信仰， 是经济学视野的转换和对人类终极价值更多关怀的结果。它从一个侧面为2世纪上半期政府的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资源和思想支点? 同时也使得许多学者如马寅初、梁漱溟等人士认为合作社制度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不二法门? , 由此奠定了政府在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安排上的一个偏好。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制度变迁的轨迹是路径依赖的， 其中缘由正如新制度经济学家埃维纳# 格雷夫(A vnerG reif)在研究文化因素的经济意义时所剖析的： 一方面文化信仰是构成经济制度的一个要素， 而文化信仰是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 经济制度的改变能力是其历史的一个函数， 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应用其他社会组织的能力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过去的行为、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和社会实施机制的发展， 从而压制了背离于旧有行为模式的灵活性[ 35] ( P11) .这也就内在地决定了植根于西方个人主义土壤中的合作经济制度， 不可能在笃信/集体主义而个体又缺乏自主性的中国得到很好的生长， 合作制度在20世纪中国的/异化或多舛命运亦足以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