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弄清三农问题在执政党的各项事务中所占地位如何,是解决中国最关键问题的所有前提。依照惯例,通常把每年发布的第一个党内文件称之为“一号文件”,“一号文件”连续第九年聚焦“三农”的持续性已经回答了执政党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

　　中国人喜欢用五年、十年作为节点回顾过去,规划未来。三农问题的解决与中国其他经济、社会问题一样,呈现出渐进式的过程,其中十年中“取消农业税”,“2005年岁末免除农业税的惠农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让9亿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

　　正像媒体评论的那样,“这是中国农民命运开始重大变化的标志性事件。废止农业税条例,标志着中国农民的命运开启了一个不同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崭新阶段。”但以及就认为三农问题以及基本解决显然是过于乐观了。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关于三农的问题已经不在是单纯物理空间上的农村、经济概念上的农业和身份标签上的农民所能简单的涵盖了。

　　十八大报告中强调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已经不再是简单地重复词汇和概念,在“中国发展问题”中一直处于木桶效应的三农问题几乎关联了中国二分之一的农村人口,但农业关联的人口数却是中国人口的百分之百,吃饭、穿衣任何生活基本状态的需求满足都与三农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三农问题重要性的认知才可能在实践中为三农提供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从经济角度给出了未来一段时期内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

　　几千年来,中国农业经济以小农经济状态维持着农业立国的形态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社会架构,在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当下,农业经营体制上的变革会渐进式的推进中国农村文化、社会组织架构的演变,农户传统的意义上的单打独斗式的经营无法适应商业化的发展需求,“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与历史上的农业合作社时期有着完全不同的质的区别。中国农民在获得土地后,运用现代化的运营手段重新组合资源,实现土地使用、转换的多赢在十八大之前就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完全可行的、被市场认可的路径。在十八大报告中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既是对三农问题的负责,也是走利用经济先行带动三农问题渐次解决的稳健的策略,走得通也看得见效果。

　　从新中国农业经济变化过程看,每一次农业经营体系的变革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面对中国的未来,城市的变化固然令人惊叹,但新一轮的农业经营体系的变革不但会解决三农问题的沉疴,亦会向中国社会的发展释放巨大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