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利用江苏省的调查数据，通过结构方程分析模型，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权安排、治理结构、利益分配制度对成员合作行为和组织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各项制度安排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和制约成员合作行为与组织绩效； 社员所有的产权制度和民主控制的治理结构不仅对成员合作行为与组织绩效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合作社利益分配制度的健全程度； 成员在惠顾、投资和参与管理方面的行为以及合作社领导人的“企业家”行为是影响合作社组织绩效的直接因素和重要因素。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 制度安排； 成员合作行为； 组织绩效； 结构方程模型

　　一、引言

　　合作社作为成员自愿参与的互助组织和特殊企业，成员之间的联合与合作是其有效运转的基础[1],只有成员愿意向合作社投资和持续惠顾合作社，合作社才能存在和发展。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仍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组织内部利益关系松散、农户参与程度低和合作绩效不明显是普遍存在的问题[2-3].面临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进一步激发农户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和提高组织绩效，是加快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合作社独特的制度安排及其组织绩效一直是西方农业经济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相关研究表明，农民合作社的制度安排是影响成员合作行为和组织绩效的重要因素。Fulton 认为，当成员同质性较强、产权明晰和治理结构透明，并且不被少数人控制时，成员愿意投资和与合作社做交易[4];库克等对美国“新一代合作社”的研究也表明，澄清产权能够增强对社员投资的激励[5]; Cook、Vitaliano等认为，传统合作社存在着产权模糊和较高的代理成本，造成成员的“偷懒”和“搭便车”行为，影响合作社的资源配置效率[6-7]; 而Gentzoglanis 和Lerman 等的研究显示，合作社的经济绩效并不比投资者所有企业差甚至更好。[8-9]可见，合作社独特的制度安排并不必然导致组织效率低。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绩效问题。张梅等认为，组织自身因素、成员因素以及成员在利益分配和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机制影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营效率[10]; 马彦丽等指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双重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民主治理流于形式，造成对中小社员利益侵害和合作社整体价值损失[11]; 徐旭初等的研究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与治理机制紧密相关，合作社的股权结构、牵头人情况和理事会结构对组织绩效都有较大影响[12].总体上，国内学者对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安排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探讨还非常薄弱，现有文献普遍未将成员行为纳入实证分析的框架，关于制度安排对组织绩效影响的内在机制的研究明显不足。

　　由于成长环境和合作主体的不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与西方传统合作社不同的制度特征。

　　基于此，本文利用对江苏省205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安排、成员合作行为和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安排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二、分析框架、模型设定及研究假设

　　1. 分析框架

　　农民合作社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分散经营的农户提供产前、产中或产后服务，增加农民社员的经济收入，这一组织宗旨和目标的实现要求成员在自愿的基础上共同出资、参与管理和稳定惠顾。因此，农民合作社必须建立相应的制度安排，对成员的积极参与和贡献提供持续的利益激励。国际合作社联盟指出，自愿和开放的社员资格、社员民主控制和经济参与是各种合作社的典型特征，社员经济参与原则强调了社员公平出资和合作社盈余按交易额返还社员以及资本只能获取有限报酬。[13]

　　合作社的成功主要依赖于成员对于合作社的利用而非投资规模的大小[14],按交易额返还盈余表明了合作社是真正代表社员即惠顾者利益的组织，这一制度有利于推动社员与合作社发展业务关系和扩大市场份额、增强竞争能力[15],合作社这种独特的分配制度是由其社员所有的产权制度决定的。根据现代企业理论，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是收益索取权分配的依据，社员公平参股的产权安排将合作社的剩余索取权分配给了作为惠顾者的每一位社员，从而为社员凭借“惠顾额”参与盈余分配提供了产权依据。另一方面，索取权的实现还要依赖相应的控制权，社员民主控制意味着合作社的最终控制权掌握在社员手中，从而为惠顾者社员参与盈余分配提供了必要条件和权力保证。可见，按交易额返还盈余是合作社制度安排的核心，这一分配制度受其产权安排和治理结构的影响和制约。

　　综上所述，社员所有、民主控制和按交易额返还盈余是合作社基本的制度规定，这些制度安排使成员之间结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对于成员参与合作的行为形成了财产约束和利益激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成员在惠顾、投资和参与管理方面的积极性及参与程度，而成员的参与又影响和决定了合作社在资金、产品等方面的资源获取能力和经营规模扩大能力，因而最终对合作社的组织绩效产生影响。其中，按交易额返还盈余是合作社最重要的激励机制，而社员所有的产权制度和民主治理结构是合作社这一独特分配制度建立和运行的条件和基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各项制度安排既通过影响成员的努力方向和程度而间接影响组织绩效，又通过资源配置直接影响组织绩效。

　　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和运行主要依赖农村能人、专业大户、龙头企业和农技部门的带动，由于领办主体的多元化和外部力量的介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呈现明显的多样化和异质性的特征，相当部分的合作社股权集中于少数核心社员并由大户或大股东掌控，盈余分配过于向资本倾斜[16],这些制度差异将对成员合作行为产生不同激励，从而对合作社的组织绩效产生影响。

　　2. 研究方法

　　根据理论推导，本文设定拟检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绩效的影响因素包括合作社的产权与治理结构、利益分配制度及组织成员合作行为。由于上述因素难以用一个变量测量，本文通过若干显变量的测量来刻画组织绩效和相关影响因素等潜变量，并选择结构方程模型作为验证的工具。结构方程模型没有严格的假定限制条件，能同时处理潜变量及其指标，而且允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存在测量误差，为本项研究提供了可能。

　　结构方程模型由测量方程和结构方程两部分组成。测量方程刻画潜变量与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构方程则描述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对于指标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通常写成下列测量方程：

　　X = Λxξ + δY = Λyη + ε其中，X 为外生标识组成的向量； Y 为内生标识组成的向量； ξ 为外生潜变量； η 为内生潜变量； Λx为外生标识在外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矩阵； Λy为内生标识在内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矩阵； δ 为外生标识x 的误差项； ε 为内生标识y 的误差项。

　　对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一般表示为下列结构方程：

　　η = Bη + Γξ + ζ其中，B 为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Γ 为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 ζ 为结构方程的残差项，反映了η 在方程中未能被解释的部分。

　　3. 概念模型及研究假设

　　农民专业合作社各项制度安排与成员合作行为和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1 所示。检验模型中，合作社产权与治理结构为外生潜变量，利益分配制度、成员行为和合作社组织绩效为内生潜变量。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1 -3( H1 -H3) : 合作社产权安排和治理结构的健全程度对于其利益分配、成员合作行为和组织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社员所有的产权制度和民主治理结构越规范，合作社的利益分配制度越健全，成员参与合作的行为越积极，组织绩效也越高。

　　假设4 -5( H4 -H5) : 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益分配制度的健全程度对成员合作行为和组织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

　　假设6( H6) : 成员合作行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成员参与行为越积极，合作社的组织绩效越高。

　　三、数据来源、结构方程模型定义及相关检验

　　1.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分析

　　( 1) 数据来源和基本情况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笔者2010 年1-9 月对于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已经运行2 年及以上并且在工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活动主要包括两个阶段： 首先，根据全省13 个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数量规模和行业分布分别选取20-30 个合作社作为调查对象，并通过各市农工办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共发放调查问卷300 份，收回185 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37 份； 其次，在全省选取有代表性的部分合作社进行实地访谈和典型调查，完成了68 份调查问卷。问卷调查的对象都是合作社的理事长或社长，典型调查访谈的对象还包括理事会、监事会成员、普通社员和合作社所在的市、县或村镇干部。调查工作共获得有效问卷205 份，其中，苏南5 市32 个，占15. 6%,苏中3 市72 个，占35. 1%,苏北5 市101 个，占49. 3%,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1 所示。

　　( 2)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股金制度和产权结构要求普通成员入股的合作社占全部样本的51. 2%,说明约占一半的合作社缺乏健全的成员股金制度； 股东数占成员总数比例在5% 以下的合作社占30. 7%,在12% 以下的合作社占49. 2%,在60%以上的合作社仅占全部样本的35. 1%,这说明，大多数合作社由少数成员持股；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股金集中度普遍很高，70%以上的合作社最大股东拥有股金是最小股东股金的5 倍及以上。

　　( 3) 农民专业合作社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方式对于重大问题的决策，有72. 2% 的合作社以“一人一票”为基础，27. 8% 的合作社以“一股一票”为基础，说明有1 /4 以上的合作社在决策上完全由资本控制。在盈余分配的决策中，主要由社员( 代表) 大会决定的仅占调查样本的45. 4%,主要由理事会决定的占48. 8%,主要由理事长决定的占5. 9%.可见，大部分合作社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中存在着“内部人控制问题”.

　　( 4)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利益分配状况有158 个合作社近两年进行了盈余分配，占调查样本的77. 1%.其中，可分配盈余全部按股分红和以按股分红为主的合作社占41. 7%,全部按惠顾额返还或以惠顾返还为主的合作社占50. 7%,股份分红比例和惠顾返还比例相等的合作社占7. 6%.可见，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盈余分配很不规范，相当部分的合作社股份分红的比例过高，部分合作社在分配中甚至完全“公司化”.

　　2. 变量说明

　　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绩效设定为重要的内生潜变量，定义为η3,影响组织绩效的其它三个潜变量定义如下： ξ1-产权与治理结构； η1-利益分配； η2-成员合作行为。由于绝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缺乏规范的财务报表数据，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设计指标的方式来获得数据并测量合作社的组织绩效。显变量定义及其基本数字特征见表2.

　　( 1)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绩效的评价和测度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关键目标是满足成员需要和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因此，本文主要从成员收益、合作社经济效益和组织发展方面测量合作社的组织绩效，具体测量指标包括y9、y10、y11、y12、y13和y14.

　　( 2) 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安排和成员合作行为的测度由于模型中各潜变量不能直接测量，所以，每个潜变量用若干测量指标( 可观察的标识变量) 来体现。测量指标x1-x6反映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权与治理结构变量。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本质特征是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因此，普通成员是否入股是反映合作社是否建立成员所有产权制度的核心指标； 其次，成员民主控制是合作社治理的基本原则和特征，现实中相当部分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机构设置和民主管理方面流于形式。因此，本文用理事会的成员构成、监事会的监督状况以及合作社对于重大问题的决策原则和决策方式来测量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健全程度。

　　农民专业合作社利益分配项目一般包括公积金、股金分红和惠顾返还，由于产品购销是目前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服务内容，实行保护价收购产品能够降低社员家庭经营的市场风险，是合作社给社员带来的经济实惠。因此，本文用测量指标y1-y4四个变量反映合作社的利益分配状况。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大致分为合作社企业家和社员农户两大类，其盈余创造不仅需要农户提供符合市场需要的农产品，同时还取决于领办合作社的“企业家”的市场运作能力[17].所以，本文中成员合作行为潜变量由四个显变量刻画，这些指标主要通过合作社理事长的评价获得： 综合反映合作社领导人发挥“企业家”作用的经营管理行为，y6、y7、y8分别反映了普通成员对于合作社的惠顾、投资和参与管理方面的行为。

　　通过Amos16. 0 检验计算可知，模型中各潜变量题项的估计参数因素负荷量绝大多数都在0. 001 的显着性水平上显着。从CFA 检验拟合指标可知，RMR 都小于0. 05,而GFI、AGFI、NFI、RFI、IFI、TLI( NNFI) 、CFI 等指标基本都在0. 9 以上，表明符合判别效度要求。

　　( 2)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优度评价使用AMOS16. 0 软件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见表4.由表可知，所有指标都在可接受范围之内，说明所设定的结构方程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可以用于进一步的研究。

　　四、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1. 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应用AMOS16. 0 软件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见表5 和表6。

　　.由表5 可知，所有测量方程的因子负荷参数估计值都在0. 05 水平上双尾检验显着，拟合度较好。( 1) 潜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深入分析潜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通过效应分解来比较潜变量之间的作用效果，计算结果如表7 和表8 所示。直接效应指由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的直接影响，间接效应是外生变量经由中介变量到内生变量的间接效果，总效应则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之和。为了进行比较分析，这里的影响效应都是标准化的估计系数。由表7 可知，产权与治理结构对利益分配影响系数为0. 518,作用程度较大； 成员合作行为分别受利益分配的直接影响和产权与治理结构的直接及间接影响，产权与治理结构的总影响大于利益分配的总影响。由表8 可知，产权与治理结构、利益分配、合作行为都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绩效具有显着的影响，但影响方式和程度不同，各因素对组织绩效总体影响的排序是： 产权与治理结构>成员合作行为>利益分配； 对组织绩效直接影响的排序是： 成员合作行为>产权与治理结构>利益分配； 对组织绩效间接影响的排序是： 产权与治理结构>利益分配。可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权与治理结构、利益分配对成员合作行为都具有重要影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影响成员合作行为而对合作社组织绩效产生影响。

　　( 2) 潜变量与可测量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表5 可以看出，4个潜变量与其观测变量都有很强的因子关系，在潜变量“产权与治理结构”

　　的6 个观测变量中，“监事会的监督状况”对其影响最大，其次是“盈余分配决定方式的民主性”和“普通社员是否入股”; 在潜变量“利益分配”的4个观测变量中，合作社“是否惠顾返还”、“是否股金分红”和“是否提取公积金”的影响力都较大，而且它们的作用基本相当，而是否实行保护价收购的影响相对较小； 在潜变量“成员行为”的4 个观测变量中，“成员参与管理和其它事务的行为”影响最大，其次是“成员投资入股的行为”和在履行合同及遵守生产标准方面的惠顾行为影响力较大，而“合作社领导人工作贡献”的作用明显较小，这说明大多数成员的参与行为比领导人个人行为与“成员合作行为”的关系更紧密； 在潜变量“合作社组织绩效”中，合作社“市场竞争能力”、“扩大经营规模能力”和“提高服务水平的能力”影响力都较大，而其他3 个变量的影响相对较小。

　　3. 总结和讨论上述实证结果说明：

　　( 1) 成员合作行为直接影响合作社的组织绩效，成员参与合作的行为越积极，合作社的组织绩效越高。这说明，作为由多种不同主体为了共同利益而结成的“联盟”组织，合作社要获得满意的组织绩效，不仅需要合作社领导人的带动作用，而且更需要全体成员积极承担责任和提供各种要素贡献。

　　( 2) 社员所有的产权制度和民主治理结构对于成员的合作行为以及合作社的组织绩效都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坚持成员经济参与和民主控制的合作社原则能够实现激励相容，提高合作社的组织绩效。成员向合作社缴纳一定额度的股金，不仅能够提高合作社的经济实力和在更大范围开拓市场，而且能够强化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的利益联系，促使社员基于自身利益而更加关心和支持合作社的发展，从而增强合作社的自我发展能力和改善组织绩效； 提高农民社员在理事会中的比例和建立、健全合作社的民主决策与监督制度，一方面有利于减少外部力量对于合作社活动的干预，加强对合作社经营管理者的行为约束，促使他们努力改善经营管理，维护和改进社员利益，另一方面能够增强社员的主人翁意识和对管理层的信任，从而激励成员参与合作和提高组织绩效。

　　( 3)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利益分配制度直接影响成员合作行为，并且对于合作社的组织绩效具有重要影响，提取公共积累、实行股份分红和惠顾返还以及建立保护价收购制度的合作社，成员参与合作的行为越积极，合作社的组织绩效也越高。合作 社提取部分盈余用于公共积累，有利于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和为社员服务的能力，有利于实现社员的长远利益； 可分配盈余实行股份分红和惠顾返还相结合，有利于平衡出资较多的核心成员和普通生产者社员的经济利益，使社员的投资和惠顾行为获得必要的经济回报，调动社员投资和惠顾的积极性，形成合作社自我发展的良性机制和提高合作社对于社员的吸引力、凝聚力； 实行保护价收购社员产品，能够降低社员生产经营的市场风险，促进社员稳定惠顾合作社。

　　( 4) 社员所有的产权制度和民主控制的治理结构是影响成员合作行为与组织绩效的最重要因素，也是推动合作社发展和有效运行的根本因素，它不仅直接影响成员合作行为和组织绩效，而且通过影响利益分配而间接影响成员合作行为和组织绩效。另一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利益分配制度是其产权与治理结构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产权与治理结构对成员合作行为和组织绩效的激励效应。

　　五、简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江苏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问卷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安排、成员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合作社组织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成员在惠顾、投资和参与管理与其它事务方面的行为以及合作社领导人的“企业家”行为是影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绩效的直接因素和重要因素； 建立、健全成员广泛持股的产权制度、民主控制的治理结构和兼顾惠顾与投资回报的利益分配制度是激励成员参与合作和提高合作社组织绩效的必要条件和根本措施。

　　以上研究的政策含义是： 要提高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带动农户增收的绩效，必须以国际合作社原则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为依据，进一步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的支持和引导，尽快形成能够反映合作社本质特征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从根本上维护和改善全体社员的利益和调动合作社领办人的积极性及工作热情。首先，应引导合作社建立科学、合理的产权结构和与之协调、配套的利益分配制度，逐步形成成员共同参股和兼顾惠顾返还与股份分红的盈余分配制度，并通过合同契约和保护价收购制度分散社员家庭经营的市场风险，使成员能够通过投资和惠顾分享农业产前和产后环节的利润，增加经济收入。其次，应引导合作社建立成员民主控制的治理结构，如建立健全社员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制度，重大决策坚持以一人一票为基础，进一步加强监事会的民主监督，使社员能够通过民主参与选举出自己信赖的领导人和了解、决定合作社的各项事务尤其是资金使用、盈余分配等重大事项，以保证农民成员是合作社的主要受益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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