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你是为什么来的!”看到老朋友，威海市水果商会会长兼威海市环翠区桥头(镇)城市菜园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常务副会长阮树兴，拍着经济导报记者的肩膀劈头来了一句。

　　“前几天，我们总算把全威海市30万吨苹果都入库了。”阮树兴兴奋中犹有几分无奈地说，“中等红富士2元钱一斤，价格这么低还是没人要。下一步，我这水果商会的会长就要帮着水果商们去卖苹果了……”

　　近期，山东省多种农产品均出现了降价却滞销的现象，济南、滨州等地的白菜甚至几分钱一斤都无人问津，肉、蛋和海产品价格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业内罕见地用“断崖式下滑”来表述这次农产品销售危机。

　　导报记者注意到，在此次农产品销售危机中 ，一度被寄予厚望的农民合作社却显得十分沉寂，这不免让人对其在农业产业链上的地位和价值，产生了种种疑问和忧虑。

　　“人情经济”靠不住 

　　“为了帮助农民把合作社办起来，我曾经尝试过好几种办法，但最后基本上都失败了。”阮树兴说。

　　他告诉导报记者，从2008年开始，他先是以各村的村干部为核心，在各村组建了许多个花生合作社，并组织其与一些花生收购企业甚至油脂生产企业对接，以保证在往年平均价基础上，以每斤加价2角钱的条件与农户签订收购合同，而且获得了来自镇政府的一些政策性补贴。 

　　但是在花生收购过程中，由于价格波动，市场价远远超过了合同价，合作社一斤花生也没收上来。这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这种以村干部的人格魅力为基础的“人情经济”，靠不住。 次年，阮树兴又尝试通过镇政府统一向农资企业以较低的价格团购农资，吸引农民参加合作社。但由于桥头镇本身就有一处胶东地区最大的农资批发市场，团购的农资价格和品种数量优势并不明显，农民参与并不积极。 

　　从2010年开始，阮树兴转向让自己名下的威海富桥果品有限公司与合作社对接——合作社免费使用公司的冷风库，公司用出口退税弥补前期损失。第一年，合作社吸引了56户社员，第二年如法炮制，社员数增加到156户，今年则增加到了200户。

　　“现在我明白了，合作社能否办起来，关键在于它能否在产业链的某个关键环节上，为合作社承担他们无力或者不愿意承担的成本和市场风险。”阮树兴苦涩地告诉导报记者，今年5月份以前，公司出口了好几个货柜的苹果，挣了一些钱，但是接下来再走10个柜的时候，价格急转直下，又把前期赚的钱赔了进去。

　　据了解，为了“笼络”住合作社员，桥头城市菜园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从今年起，为所有社员进行免费的土壤测试服务，依据测试结果进行氮、磷、钾肥和PH 值配平等。阮树兴说，所有这些努力，其实就是为了换取社员保证按合作社的要求适时采摘，从而保证果品质量符合近乎苛刻的出口标准。

　　营销短板

　　在威海文登市，中农合作社服务站文登分站站长、文登市远峰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建江告诉导报记者，他们的合作社(2008年成立)是从去年11月份开始，与一家名为中农合作社服务站的全国性合作社连锁机构合作的。

　　他们看中的是中农信达集团所能够提供的农资、农超、政府对接，以及项目申报培训、投融资咨询、电子商务等服务。借助中农合作社服务站的帮助，他们的绿色有机蔬菜已经卖到了北京、济南等地的超市。 

　　但尽管如此，“卖难” 依然困扰着这家已经存在了4年的老牌合作社。

　　据了解，远峰合作社也曾组建过自己的营销队伍，但因他们并不具备专业的营销能力，对营销渠道和客户缺乏足够的掌控力，自主营销做得一直不好，员工工资都挣不出来。 

　　#p#副标题#e#       公司大树 

　　在与王建江相距150公里的烟台栖霞市，在带领导报记者参观了他拥有4万吨保鲜库的厂区之后，烟台泉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姜延泉告诉导报记者，他是从2010年才开始着手组建农民合作社的。起因是，前几年苹果市场看好，果农们经常把成熟度不高的苹果早早摘下来出售，以便赶个好行情，这导致公司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业务经常因苹果成熟度不够而受挫。为了从源头上控制苹果质量，他开始尝试组建农民合作社，并向社员提供农资采购、技术服务、采购价格等全程服务。 

　　据了解，虽然栖霞苹果今年夏天遭遇雹灾大幅度减产，但由于陕西、甘肃、山西、河北等苹果大省丰收，国内苹果价格今年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低迷，“卖果难”在远离栖霞果农十几年之后又卷土重来。姜延泉感慨道，“经过今年这么一折腾，估计明年会有更多农户要求加入合作社。”

　　泉源公司在全部收购了合作社的万余吨苹果之后，对要不要继续收购合作社之外的苹果，也颇感迟疑。姜延泉坦承，对于如何管理合作社，其实他自己也是一知半解。合作社目前之所以还能够维持，是因为泉源公司是一棵可以挡风遮雨的大树。 

　　出路还需顶层设计 

　　一方面是农民自发组建的合作社惨淡经营，一方面是龙头企业组建的合作社勉强维持，农民合作社的现状和出路变得令人担忧起来。

　　“目前来看，在政策没有更大力度支持的情况下，自发组建的农民合作社在与上下游谈判时的确缺乏有分量的筹码。” 山东财经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山东省农业厅农产品市场分析专家杜岩，对农民合作社运作了近10年之后依然举步维艰的现状，不无失望。 

　　他分析，在整个农业产业链上，农民合作社目前只是在产品生产环节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而农户经营规模小、信息渠道少、组织化程度低、抵抗市场风险能力弱的状况依然如故。

　　他认为，政府应该下更大的力气，成立更加专业的机构，辅导农民组建规模更大、组织性更强的农民合作社，由更加专业的人士对合作社进行更加市场化的运作。

　　虽然“委身”龙头企业的合作社暂时避免了随时可能解体的境遇，但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在接受导报记者采访时，对此表示的担忧多于欣喜：“这种合作社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合作社，是需要求证的，判定的标准是：这种合作社如果有收益，其与龙头企业交易所获得的收益是否又按照一定市场规则返还给了农户。”

　　有别于业内众口一词的“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让农民进龙头企业当农业工人”的呼声，党国英更倾向于在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基础上，让主动放弃土地的农民进城务工，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政府重点培养种田大户成为家庭农场主，并把这些经济实力强大的农场主组织起来，成立真正有资本与上下游谈判的合作社。

 　　当然，这是一个彻底改变中国社会二元制结构的大变局，需要制度上的顶层设计和更多相应配套措施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