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近年来,潍坊市适应农民专业合作社迅猛发展的新形势,立足实际,积极探索,大力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党建工作,走出了一条既符合时代要求,又具有潍坊特色的党建工作新路子。
对寿光市洛城街道浮桥萝卜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傅良信来说,合作社里建党支部的直接“效益”,就在于4000亩萝卜能卖“萝卜价”,还是“翡翠价”。2009年6月,合作社成立党支部,53名党员带着300多户社员精心育品牌,抱团闯市场。2010年,“浮桥萝卜”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从论斤卖到现在的论个卖,身价倍增,摇身一变成了“绿翡翠”。
“浮桥萝卜”的命运变迁,是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党建工作实践的见证。“全国农业看山东,山东农业看潍坊”,在农业产业化发源地潍坊市,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8400多家。面对合作社成为农村发展强大引擎的现状,我市按照“党建社建一体发展、属地属业齐抓共管、服务引导有机融合”思路,积极探索“三强三有”模式,即班子强、队伍强、业绩强,有管用制度、有特色载体、有良好评价,着力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形成合作社发展与党建工作同频共振、互促共赢的局面。
“六种模式”组建,党支部扎根合作社
浮桥萝卜合作社成立时,并未设立党支部。村党支部书记傅良信担任合作社理事长后,迟迟找不准“感觉”:“很想做大做强,可合作社人员分散,很难拢心聚力。”他认为,合作社生产“千家万户”,单靠理事会无法团结凝聚社员的力量。党员是社员中的先进分子,发挥他们的作用连接各农户是有效手段。党员们虽住在各村,但多数时间在合作社忙,村支部见不到、合作社难过问,党员发挥不了“纽带”作用,合作社很难凝聚力量实现突破。
傅良信的困惑是合作社和基层组织面对的共同难题。当农业产业链条向合作社延伸,农业生产要素向合作社聚集,农民向合作社集中时,党的组织和工作若不及时跟进,会出现党员管理的“空白地带”,因缺乏载体和号召,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党员的作用难以发挥,致使许多合作社在低速、低水平发展轨道上徘徊。
合作社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扩展到哪里。我市探索单独组建、村社合建、社社联建、部门托建、龙头统建、跨区融建“六种模式”,建立健全合作社党组织,让合作社有了“主心骨”。目前,3794家合作社建立党组织。暂不具备成立条件的,全部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指导开展党的活动,帮助尽快建立党的组织。
“四大功能”助力,“小舢板”长成“大舰船”
昌乐县五图街道庵上湖村,一直是无区位优势、无资源禀赋、无集体积累的“三无村”。2007年,村党支部领办成立瓜菜专业合作社,带动180多户村民发展瓜菜种植6000亩,2011年户均增收3.5万元。“支部建在连上,能出战斗力;支部建在合作社里,就有生机和活力。”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陈泽浦认为,合作社党建的中心任务,就是使党建工作与合作社的经营发展深度融合,“以前农民‘单枪匹马找市场’;有了合作社,农户抱团闯市场;设立党支部,就给合作社装上了火车头,动力足、跑得快。”
有党组织“唱主角”、当“火车头”,合作社发展就驶入了快车道。2010年,在合作社党支部主导下,安丘市石埠子镇南王家庄草莓种植专业合作社设立“风险扶助金”,发放40多万元扶助资金,带动800多户农民种植草莓8000多亩。近两年,又帮助成立全国第一家乡镇草莓组培实验室,建设了果品交易中心,每年代购代销草莓达2亿元,被命名为“国家级草莓标准化示范区”。
庵上湖和王家庄并非个例。党组织和合作社一经融合,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佳福奶牛、大陆梨枣、相亮山楂、惠农菌菇等规模大、效益好的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市委明确,合作社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组织引领、示范服务和监督保障作用,抓思想引导、抓人才培养、抓技术推广、抓宣传帮带,全方位支持合作社做大做强,越来越多的合作社由“小舢板”成长为能抵御风险、开拓市场,甚至是掌握农产品定价权的“大舰船”,在市场经济海洋中劈波斩浪。
诸城市密州街道十里社区有30多年的特种动物养殖传统,但一直规模分散、效益不高。2003年,社区党委牵头成立大森林特种动物养殖专业合作社,规范管理、标准生产、规模经营,已发展社员1609户,养殖户户均纯收入近30万元。目前,我市8400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链接着种植、养殖、加工、流通、旅游等30多个产业,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小生产”走向“大市场”,从贫困落后迈向富裕小康。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三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并且连续三年超过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关系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和党在农村执政地位的巩固。当前,部分村集体经济薄弱,一些甚至难以维持运转,发展合作社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提供了新思路。寿光市上口镇付吴邵村二村党支部牵头组建欣航蔬菜股份制合作社,合作社党支部同步成立,书记由村党支部书记张敬才“一肩挑”。村党支部征得村民同意,流转村民和集体土地300亩入股合作社。仅一年,村集体就从合作社分红40万元。
我市探索“党支部+合作社”方式,引导村党组织领办、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市场化利益捆绑机制,将村集体土地、资金、资产等以融资、入股等方式,参与、对接合作社经营,既带动群众增收,又增加村集体收入。目前,全市有2154个村集体领办、创办合作社,897个村与1234家合作社成立联合党支部并建立“一体化”合作关系,年增加集体收入2.1亿多元。
“递进培养”行动,合作社成为锻造优秀村干部的“孵化器”
寿光市洛城农发菜果专业合作社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设立10多个直销窗口,23名党员在一线穿针引线、“南征北战”,年联络产销蔬菜2.8万吨。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张成生感叹,合作社能把党员“锻”成“好钢”:“新品种、新技术,都靠党员示范推广,重要岗位都是党员挑大梁。用科技、谈买卖、做生意,个个是好手,回村当干部,个个干得棒。”
伴随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青年向城镇转移,农村党员干部人才来源不足问题日益突出。与此同时,许多优秀农村青年活跃在合作社领域,在生产经营中大显身手。合作社已成为集聚、淬炼优秀人才的高地。
“把社员中的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社员中的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党员致富能手培养成村干部。”市委副书记王献玲指出,给合作社和基层党组织递进式培养人才,应是合作社党建的立足点和着力点。我市将合作社作为培养农村干部的“大学校”,采取“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方式,把优秀社员选拔到村干部岗位,把村干部培养成骨干社员。同时,采取村企党组织成员兼任、合同聘用、公开推选等方式,把合作社优秀党员推选为党组织负责人。2011年以来,已在合作社发展党员783名,共有11560名社员中的党员成为致富能手,3087名合作社社员依法进入村“两委”,603人当选为村党组织书记。合作社正越来越多地担负起农村干部“孵化器”的职能,向农村源源不断输送新鲜血液,带来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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