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11月28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同时指出，要采取有效措施，使一部分年轻人愿意在农村留下来搞农业，培养和稳定现代农业生产队伍。(11月29日《广州日报》)

　　是的，也许没有一个时代比今天的中国农村更需要年轻人。

　　有两组数据，不能不提：一是今年5月份，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最新研究成果《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报告指出，截至2008年，中国农业经济水平比美国落后约100年，农业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块短板。那么，中国农业生产率与发达国家有多少差距?据分析，美国是中国的90多倍，日本和法国是中国的100多倍，巴西都比中国高。这里固然有技术、历史等客观原因，但这些原因归咎到最后――无非还是“人”的原因。是的，一切离开人的发展，都是扯淡。

　　二是今年8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了《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而他们的平均年龄约为28岁。我们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但也是一个正为老龄化而困扰的大国，但其间，倒有2亿多年轻人“流动”在城市，那么，农村还剩下多少未来的“掌门人”呢?

　　不能有危险的时候才想起青壮年农民，不能有需要的时候才想到培育农业接班人，而要有国家战略意识。西欧国家在“二战”后，工业高速发展、城乡鸿沟扩大，于是这些国家相继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农业经营者须获得与其他职业的就业者同等的经济收入；日本更是汲取了西欧经验，在工业腾飞之初、1961年就制订了《农业基本法》……凡此种种，无不说明，让部分年轻人愿意留在农村，“感情留人”不靠谱，待遇与前景留人才是核心。

　　那些“少小离家”的年轻人，中国农村还能召唤回来吗?

　　这个问题恐怕离不开三个层面考量：

　　一是土地能不能留人。背井离乡的年轻人所看重的，未必全是城市软硬件的溢价，更多的是稳定而较高的收入，那么，改变农业弱质属性、以土地确权等形式从《物权法》角度保障农民发展权，是市场年代的基本要求。

　　二是环境能不能留人。农村今非昔比，承接了过多产业转移的农村，业已支付了过多的“历史代价”，交通问题、污染问题、生态问题……如果不能恢复当初宜居的恬静，今日灰蒙蒙的农村如何在与城市的竞争中凸显“性价比”?

　　三是权益能不能留人。从“逃避北上广”到“重返北上广”，来回之间，是权利生态的吊诡。梦想如何不被折翼――创业如何不被刁难、营商如何无须“打点”、权益如何不被自由裁量，这些“软环境”的问题，可能比收入问题更亟待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