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该文从对合作社及其治理结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综述的角度，分别对国外和国内研究现状，尤其是对合作社治理结构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析，较为详细、具体地归纳揭示了国内外合作社研究形成的差异及其表现。

　　[关键词] 合作社 国外研究 国内研究 差异 述评

　　从1844年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的诞生算起，合作社距今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了。有趣的是，与国外合作社远远早生于中国相一致，国外关于合作社及其治理机制的研究，也远较国内研究起步早并一直保持着领先态势。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合作社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合作社进行研究。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分析合作社的制度安排。

　　(一) 关于合作社的研究

　　关于农业合作社的正式的经济学研究一般认为始于20世纪40年代。1942年，Emelianoff[1] 出版《合作经济理论》 一书，把研究重点放在成员关系上，建立了一个合作社垂直一体化理论框架，他认为合作社代表社员的总体。根据Emelianoff的垂直一体化理论框架，1953年，Phillips[2] 建立了一个产出和价格决策模型,他认为合作社成员的产出决策标准是社员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

　　1945年,Enke[3] 发表论文«消费合作社和经济效率»,认为合作社也是一种企业,应该追求利润最大化。此后,Helmberger和Hoos[4] 运用企业理论,建立了一个合作社模型。模型显示,在收益递减的情况下,如果管理者试图通过吸收新成员来扩大业务,将会减少已有成员的收入。Abrahamsen[5] 认为合作社也是一种企业,它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也同样有发展的前景。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合作社的演进方向产生了兴趣,他们认为合作社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要么消亡,要么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成功地存活下来,呈现出一定的演进路径。 Fulton[6] 对合作社的发展持悲观的态度,他利用产权理论分析了加拿大农业合作社的未来,指出技术进步、农业结构的变化和日益盛行的个人主义已经构成了合作社发展的严重威胁。在他看来,农业工业化限制了农民通过合作社增收,IOF公司将会盛行。Abrahamsen和Cook的观点与之相反,他们对合作社的发展持乐观的态度。Cook[7] 指出合作社是一种农业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合作社将会逐渐发展成为“农民的综合代理”。

　　(二) 关于合作社治理结构的研究

　　对合作社治理结构的研究主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和博弈论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后，代理理论开始应用于合作社问题的研究，建立在代理理论上的研究认为合作社传统的原则不利于合作社最佳的资源配置和投资决策[8] ，同时也不利于合作社内部不同团体联合的稳定[9-10]。

　　关于合作组织代理方面的问题，Cook的分析最为著名。他认为，这类问题可被归结为:①搭便车问题。当产权没有恰当界定时，往往会产生搭便车问题。 ②眼界问题。合作社成员往往着眼于合作社的短期发展，并不谋求合作社的长远发展。③投资比例问题。剩余索取权的不可交易性以及增值机制的缺乏，使成员不能及时调整合作社资产组合来与他们的风险偏好相匹配。因此，成员将权衡对自身最有利的风险与收益，施加压力影响合作社的投资组合决策。 ④控制问题。普通成员和经营者之间存在利益分歧，由于信息不充分，合作社治理结构有缺陷。 ⑤影响成本问题。不同的成员有不同的利益需求，成员为了追求自己的私利，会努力影响决策，从而产生影响成本问题。

　　部分学者将合作社企业和IOF公司进行对比分析。 Heraud、 Soler和Tanguy研究了合作社和IOF公司在垂直一体化市场上的竞争，但他们假定成员是同质的。Fulton和Giannakas[11] 放松了成员同质的假定，研究在合作社和IOF公司提供消费者商品时彼此竞争的混合垄断市场中合作社成员的参与问题。他们建立了一个两阶段的博弈模型，研究了合作社成员的参与如何影响产品的数量和价格、不同形式组织的市场份额和消费者福利的问题。Karantininis和Zago[12] 研究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异质生产者是加入合作社还是把他们的产品卖给IOF的选择。他们利用数理模型通过成本收益计算出愿意加入合作社和IOF的人数以及其产出水平。他们认为混合的垄断买主市场，农民最大化利润时的产出水平高于纯粹的IOF垄断买主市场的产出水平，但是，开放成员资格的合作社比成员资格封闭的合作社的产出水平低,而且合作社更吸引那些效率不太高的农民。

　　一些学者从合作社的组织结构入手分析了合作社的治理结构。Staatz[10] 用博弈论分析了合作社的组织结构。他运用合作博弈模型，分析了成本和收益在不同成员间的分配。 Hendrikse和Veerman[13]运用交易费用理论，研究了营销合作社的资金结构和成员控制之间的联系。他们清楚地描述了交易费用理论、治理结构概念和财务治理理论，并把这些和农业合作社联系起来，指出组织的治理结构和资产专用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当资产专用性较低时为避免组织内部的官僚管理费用往往选择市场治理。当资产专用性增高时，垂直一体化能够减少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更有吸引力。他们将合作社和IOF公司的投资和控制进行对比，认为营销合作社在外部的公平上与IOF公司相比有利因素较少。

　　Hendrikse和Bijman[14] 运用不完全契约理论分析所有者结构对农业产业链上参与者投资行为的影响。他们分析了所有者结构对产业链投资的影响，探讨了在何种市场和激励下，生产者进行后向投资是有力的，构建了博弈模型进行分析，得到一定投资状态下的最优所有权结构。Manuel Núйez-Nickel和José Moyano-Fuentes[15] 认为合作社的所有者结构是环境的缓冲器。他们认为合作社具有优势，其特殊的所有者结构保证合作社可以从外界得到足够的投入品，从而不管在计划经济还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合作社都有较高的存活率。

　　Kyriakopoulos、 Meulenberg和Nilsson[16] 进一步将合作社的结构和绩效联系起来，他们分析了合作社的结构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他们构造了合作社的两个关键的组织性质：合作社的结构和合作社企业的文化。其中合作社的结构包括成员控制、所有者结构和定价策略。他们发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个人所有权对合作社绩效具有重大影响，定价策略对合作社的市场定位有重大影响，合作社的企业文化对合作社的绩效和市场定位也有重大影响。他们为组织结构和组织企业文化对合作组织绩效的影响提出了建议，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建立起合作社结构的系统影响。

　　二、国内研究进展

　　在国内，合作社备受我国理论界的重视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有的事。研究主要集中于：

　　(一) 合作社的本质

　　关于合作社的研究，一开始就与回顾历史结合了起来。一些学者指出我国人民公社时期合作制的失败，是由于集体生产的监督困难。周其仁[17] 从产权角度解释了人民公社制度失败的根本原因：一是由于国家对农民所有权的严重侵蚀导致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是由于集体生产的监督困难。林毅夫[18] 同样认为人民公社的失败，是由于在农业生产中监督非常困难所导致的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较低。部分学者指出我国合作化的失败，不是合作社在中国行不通，而是违背了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把集体制混同于合作制，这是发生剥夺农民社员私有财产及其在合作社中应享权益的认识根源，是合作经济发生扭曲的根源所在[19-20] ，合作社的经济社会本质在于其是劳动者联合自助组织[21]。

　　但是，关于合作社本质的探讨并没有仅限于对人民公社时期合作制的拨乱反正上。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新的形势下，一些学者开始深入思考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到底是什么?这些本质规定性会不会随着合作社原则的演变而被扬弃?

　　徐旭初[22] 以国际合作社界公认的合作社原则及其演变为考察主线，将合作社的本质规定归结为：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自愿、自治和独立，成员民主控制，按惠顾额分配盈余，资本报酬有限，他认为合作社的本质是一种交易的联合。苑鹏[23] 认为合作社的本质特征在于合作社的所有者与合作社业务的使用者同一，也即所有者与惠顾者合一，她认为合作社的本质是人合。马彦丽、林坚[24] 将集体行动的逻辑运用到合作原则修订的分析中去，他们认为根据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情况，判定一个合作社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可以参照两点：第一，社员与合作组织之间是否进行交易，即是否保持了顾客和社员之间的同一性。第二，组织中的社员是不是独立的生产单位。他们认为合作社是独立的生产者的合作组织。

　　(二) 合作社发展的必要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学界对合作组织在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中国应该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已经认同，形成了可以使研究不断深入的良好氛围。黄祖辉[25] 和赵继新[26] 从农业生产的特点角度出发，指出只要农业生产中最基本的特点—— —生产的生物性、地域的分散性以及规模的不均匀性和生产的随意性存在，农民的合作就有存在的必然性。在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的时期，也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演进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时期，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客观必然性深植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的挑战和任务[27]。分散的小农户不适应入世后的冲击和挑战，在产业组织层面，不具备任何优势，竞争基础十分薄弱。在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新环境下，单纯地依靠传统的组织结构不能完成我国农业与国外市场的对接，农民的合理利益也难以得到有效保护。严峻的现实要求我们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通过各种产销专业合作组织，把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组织起来[28] ，形成聚合规模经济，由此克服小农户所固有的行为缺陷，解决买难、卖难问题，也使农民在与工商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提高谈判地位和比较利益[29]。

　　(三)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缓慢的原因

　　从全国来看，改革开放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并不像理论预期的那样迅速。这是为什么呢?

　　许多学者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缓慢的原因归结于发展时间短和农民缺乏合作精神[30]。唐楚生[31] 认为，我国不少农民对发展合作社心存余悸，这其中的原因除了过去大规模合作化运动的失非营利组织研究误，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外，还因为政府干预过多，农民在合作组织中不能确定其应有的主体地位，自然对合作组织漠不关心。赵翠萍[32] 指出农民参加合作社的支出收益是不对等的，所以农户没有参与热情。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合作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除农民自身原因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瞿为民[20] 认为现阶段中国合作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在于合作社制度供给不足。牛若峰[33] 指出，政府支持不力是我国合作社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傅晨[30] 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停滞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有三个：第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缺少适宜的发展环境和政策扶持。第二，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多是技术交流型的，功能单一，绩效不显著。第三，合作意识扭曲和合作意愿不足。

　　马彦丽、林坚[24] 从集体行动的逻辑角度出发，对合作社发展缓慢的原因给予更一般的解释。他们认为，虽然合作社的组建和壮大可以实现集体的共同目标，但作为理性的个体社员的努力不会对合作社的产出产生显著的影响，而且不管他是否为合作社出过力，他都能够享受其他成员带来的好处，因此产生“搭便车”行为。

　　(四) 关于合作社的治理结构

　　当人们对合作社的本质和发展以及合作社的必要性形成共识以后，国内经济学界对合作社的研究逐渐转移到合作社的治理结构上。

　　部分学者从比较浅的层面分析了我国合作社的组织治理模式。黄珺、顾海英和朱国玮[34]通过借鉴国外新一代合作社治理特征，对我国合作经济组织治理模式提出建议。郝小宝[35]从面上分析了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利益联结机制与治理结构模式，指出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产权残缺等问题。

　　一些学者深入到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内部进行了研究。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傅晨和徐旭初、黄祖辉的观点。傅晨[36] 较早对农村社区型股份合作制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行分析。他运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交易的性质决定企业治理结构的性质，只要社区型股份合作制交易的基本性质不变，社区型股份合作制就会呈现一种特殊的治理结构形式。黄祖辉、徐旭初[37] 沿着威廉姆森关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研究，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提出了一个关于合作社剩余控制权的研究框架，指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结构是一种基于能力和关系的合作治理结构，进而分别分析了能力、关系对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结构的独特作用。

　　还有部分学者对合作社的产权和利益分配问题进行研究。苑鹏[38] 认为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存在产权不清的问题，只有理顺合作社的产权关系，才能实现农民所有者的主体化地位。徐旭初[39]从产权研究的角度，指出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绝大多数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其产权安排是基于组织能力上的。王宁、林坚、琚向红[40] 指出现实中合作社的分配制度不尽人意，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三、国内外研究的差异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国内外在合作社及其治理结构方面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一) 研究的规范程度差别较大

　　在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些最新成果和研究方法都已被广泛地应用到合作社的研究中来，尤其是被称之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以及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博弈论方法等被广泛应用，为分析合作社的经济活动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大大提高了其研究水平。尤其是博弈论方法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合作社的研究中去。而在国内，除了制度经济学的运用等杰出成果之外，大多停留在就事论事、就某一现实问题发表主张的简单判断上。规范的理论运用、最新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规范运用、与现实的简单判断等就是国内外研究最大的差异所在。

　　(二) 研究进展的层次不同

　　合作社的理论研究经历了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为主到侧重新制度经济分析为主的两个阶段，且一直都在较为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下展开。从研究内容看，西方合作经济理论研究已从寻求其存在合理性解释、合作社的缺陷以及合作社的演进模式研究走到对合作社组织制度进行深入剖析的研究中去，经历了一个研究逐步深化的过程。而国内的研究，则表现为判断基色上的历史回顾、认同、发展的必然性、现实的困难、解决之道等，最明显的差异就在于一个是“熟客”，一个是“新来者”，因此，研究特点也就分别表现为“深化”和“认识”。所以，国内外的研究分属不同层次。

　　(三) 研究的热点不同

　　合作社成员的异质性、治理结构、产权安排、绩效研究等成为西方合作社研究的热点。而在国内，研究的热点却依然是合作社是什么、基本属性是什么、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是什么等这些面上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具体困难等实际问题。可以说，合作社内部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仍是一个基本未打开的黑匣子。但它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国内外研究的差异表明，治理结构将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的重要研究课题。

　　显而易见，国内外研究的差异缘于国内外合作社发展在过程、层次以及存在问题等方面呈现出的差异；而更重要的是，国内外研究的差异显然形成了对合作社发展不同的推动力。从学术研究与合作社发展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出发，要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内部制度和不断优化的外部制度环境，以缩小与国外合作社的差异，加强对国内合作社研究的力度和强度，自然是学者们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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