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年底，市场对于明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关注升温。在此之前，从2004年起，“一号文件”已连续9年关注“三农问题”。近日，有市场传闻称，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可能将聚焦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创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鼓励农户组织起来，应对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如果传闻兑现，这可能意味着，中国农业体制有望迎来34年来的首次重大调整。

　　34年前，1978年，中国农村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源头，兴起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同时，将土地和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这场改革不仅奠定了当前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更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的篇章，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新的形势下，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已呈现出许多问题。一方面，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的空心化严重，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呈现老龄化、低龄化特征，农业的基础设施落后，耕地利用率下降。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的缺乏，自然会引起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转变，需要从经营体制上进行变革。这是“一号文件”所要解决的问题。

　　在此之前，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11月2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农村经营体制改革要因地制宜。要采取有效措施，使一部分年轻人愿意在农村留下来搞农业，培养和稳定现代农业生产队伍；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3年经济工作，指出“要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落实和完善扶持政策，加大农业科技投入，鼓励发展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决策层的前述举动显示，中国政府下一步农村工作的思路，将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对农村经营体制进行进一步改革，更加注重组织化生产。目前来看，中国的国土和人口结构决定了农业不可能走欧美的大规模生产路线，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小农经营模式才是中国农业可行的出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发展主要依靠发达的合作组织，为农业、农民提供金融、市场、咨询、科技等公共服务，这也是中国政府推行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可着力点。

　　从已披露的信息看，“一号文件”可能还将为以下两个命题破题，关乎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命脉。首先，谁来种地?据知情人士透露，“一号文件”的基本精神实在坚持农户为农业生产主体，创新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等生产经营形式，但不鼓励工商企业大面积、长时间租种农户土地。工商企业应该主要进入技术、加工、流通等环节，为农民提供社会化服务。

　　第二个命题则在农村土地改革方面。推动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鼓励种粮大户，实际上是鼓励流转，并为集体土地入市铺路。结合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推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来看，这可能意味着，有关土地流转的改革，将综合考虑农村人口转移及农业生产规模化等约束条件，稳妥、有序地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在解决“三农”问题时，决策层似乎并不打算从土地集体所有制及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入手，这是困扰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原因。在重大制度改革不容易推进的背景下，农村经营体制的改革创新始终存在瓶颈。如要根除中国农村发展所存在的桎梏，决策层恐怕还需统筹考虑这些更加棘手的议题。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选择深圳作为视察的首站，明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可能着眼于中国农业体制改革——而这正是当初改革开放的起点。种种迹象显示，新一届领导班子有意持续推动改革的深化。这对于进入改革深水期的中国，对于中国的农业发展，无疑是积极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