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专注于农民退社这个“特别”但不“个别”的现象，发现主动退社、盲从退社、隐形退社和被迫退社是农民退社的四种主要方式，并结合社员自身、合作社以及外部环境三个层面因素，深入分析各因素对农民不同退社方式的影响。本文以渤海湾优势区苹果合作社354 位退社果农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Logit 分析和二元Logit 分析对上述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三个层面因素均会对农民退社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并且，不同层面因素对不同退社方式的影响也不尽相同。通过深入解读和分析农民的退社行为，本文提出有效防止农民退社趋势蔓延的政策建议，以期引导合作社健康发展。

　　关键词：渤海湾优势区 农民合作社 退社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以及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目前，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及入社农民人数在不断增长。以山东省为例，自2007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到2010 年底，山东省实有农民专业合作社4.3 万家，较2007 年增长67.5%(吕福明，2011)，且合作社社员年人均收入较普通农户高20%～30%(王鹏、霍学喜，2011)。近年来，在肯定中国合作社已有成绩的同时，一些学者也深刻地指出了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委托—代理”(林毅夫，2005；谭智心、孔祥智，2011)、合作社成员异质性(黄祖辉等，2002；黄胜忠，2008；蔡荣、韩洪云，2011)以及“伪合作社”(张德元，2011；潘劲，2011)等现象可能阻碍合作社健康发展。虽然学者们对中国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仍有一些“特别”现象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例如，部分合作社中的成员退社现象就不容忽视。“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既是合作社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合作社成员的基本权利。《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十九条对合作社成员退社的时间、程序等问题做了明确规定，当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愿意或客观上不能利用合作社提供的服务时，就可以选择退出。换言之，农民有选择加入和退出合作社的权利和自由，当合作社不能带给农民预期收益将导致农民退社的“特别”现象。但是，笔者的追踪调查结果显示，这种“特别”现象已不仅仅是存在于某个或某几个合作社的“个别”现象，而是在大部分合作社都会发生①。这种“特别”现象究竟是农民合理的退社行为，还是另有其他诱因所致?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本文的基本思路是：农民退社皆出于一定原因，而不同的原因又会导致不同的退社方式，因此，完全可以以退社方式为有效载体，深入探索农民退社的真正原因。鉴于此，本文专注于农民退社这个“特别”但不“个别”的现象，从农民退社的不同方式及其影响因素为出发点，深入剖析和解读农民退社现象。本文利用渤海湾优势区苹果合作社中退社果农的追踪调查数据，对不同退社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元Logit 分析和二元Logit 分析，深入探究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这对于防止农民退社趋势蔓延以及引导合作社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农民退社行为的理论探究也有一定启发。

　　二、相关研究的简要评述

　　针对农民合作社的研究成果颇丰。然而，对于本文重点探讨的农民退社行为，目前除王鹏、霍学喜(2011)对农民退社原因做过初步探索外，鲜有学者专门对此进行理论研究。虽然直接与之相关的研究较少，但可以从中国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某些问题等间接影响或可能导致农民退社的因素的研究成果为理论切入点，从侧面厘清影响农民退社行为的主要因素。农民退社现象的发生是其自身利益与合作社发展产生冲突的一种极端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合作社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农民不同的退社方式可能是合作社发展中不同问题的反映，两者间有较强相关性，因此，有必要对目前中国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典型问题作一简要梳理。入社农民、合作社内部结构以及外部环境共同构成了中国合作社存在和发展的三大要素，鉴于此，本文主要从这三个层面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一)社员自身因素

　　入社、参社农民是合作社的主体，合作社成员的自身特征及入社需求对合作社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农民自身经营规模(张晓山，2004；张晓雯，2011)、文化程度对其入社意愿的影响(郭红东等，2004；钟智利等；2008；蔡荣，2011)；入社农民基于其对合作社的认知和信任对合作社发展的不同评价(孙亚范，2003)；入社成员异质性导致的成员间的利益冲突(黄胜忠，2008；蔡荣、韩洪云，2011)；入社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林毅夫，2005)。

　　(二)合作社因素

　　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及发展状况是吸引农民入社的关键要素，其经营水平不仅影响农民的入社积极性，也可能成为导致农民退社的直接原因。对合作社成员缺乏有效的培训机制(苑鹏，2001)、合作社内部资源协调机制不健全(韩俊等，2006)、合作社人力资本发展不足(郭红东等，2009；黄祖辉等，2011)、合作社股权分配不合理(李尚勇，2011)、委托—代理问题突出(谭智心、孔祥智，2011)、监管与激励机制不协调(潘劲，2011)、合作社负责人的状况(黄胜忠等，2008；徐旭初、吴彬，2010)等因素是制约中国合作社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具体而言，韩俊等(2006)认为，合作社内部资源及其发展所必备的客观条件是制约合作社发展的主要因素；郭红东等(2009)基于浙江省农民合作社的调查数据，利用资源基础理论分析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的因素发现，合作社的物质资本资源对其成长影响最大，组织资本资源也有较大影响，而人力资本资源对当前合作社成长影响并不明显；谭智心、孔祥智(2011)研究发现，非对称信息和不完全契约是合作社委托—代理问题的根源；李尚勇(2011)研究认为，部分合作社存在大户掌控的现象，大户往往占有合作社绝对多数股份，有的甚至“一股独大”，他们在利用合作社服务的同时也可能损害普通社员的利益；黄祖辉等(2011)则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不力和管理不善是其纯技术效率水平低下的主因，并且，合作社负责人的企业家才能和成员的人力资本状况是提高合作社效率的关键。

　　(三)外部环境因素

　　外部环境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同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问题时，除了要探讨其内部因素外，还应探索如何形成有利于合作社成长的外部环境。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合作社面临的地区经济发展环境(黄祖辉等，2002；黄祖辉等，2011)、区域文化环境(刘婷，2011)、商业传统(姜长云，2005)、区域法律环境(孔祥智等，2005)、外部市场对农民生产率的评价(王鹏、霍学喜，2011)以及政府对合作社的支持力度(姜长云，2005；潘劲，2011)等。具体而言，黄祖辉等(2002)通过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的分析后发现，地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同产品特性、生产集群、合作成员等因素共同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长足发展；刘婷(2011)应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作为基础依据，分析内生和外生力量如何联结起来共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时，发现不同区域环境造就了不同的行动者，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不同的形成路径；姜长云(2005)通过对中国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态势的比较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区域文化环境和商业传统甚至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重视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孔祥智等(2005)通过对陕西、宁夏以及四川等省(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研究，认为影响其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法律和社会发展环境因素；黄祖辉，扶玉枝，徐旭初(2011)还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合作社效率；王鹏，霍学喜(2011)以渤海湾优势区367 户退社果农为调研对象，结果发现：退社农民入社持续时间与入社收益、外部市场对农民生产率的评价、入社前的生产率以及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等因素显著相关，这些因素共同决定和约束农民入社后的退社行为。此外，潘劲(2011)研究认为，合作社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政府导向和合作社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政府支持对合作社发展至关重要，但对合作社的发展数据应有理性判断。

　　(四)简要评述

　　回顾已有研究发现：其一，现有文献将大量精力放在研究中国合作社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上面，鲜有研究关注农民退社行为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机制。其二，虽然有学者(例如王鹏、霍学喜，2011)对农民退社行为的发生机制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索，但该研究仍稍显粗略，并没有关注农民不同退社方式背后的原因，而这对于合作社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厘清不同退社方式背后的原因，才能制定相应措施减少不合理退社行为的发生，进而保证合作社健康发展。其三，大量研究表明，合作社现存问题的成因比较复杂，是社员自身、合作社以及外部环境等不同层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笔者有理由相信农民退社行为也受制于这些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多基于某一种或几种因素研究合作社发展中现存的问题，尚缺乏综合、系统的研究。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尝试结合社员自身层面、合作社层面以及外部环境三个方面因素，深入细致地分析它们对农民不同退社方式的具体影响，并利用渤海湾优势区苹果合作社中退社果农的实地调查数据对影响农民退社方式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旨在厘清中国合作社中农民退社的具体机制，为合作社健康发展提供可行性的决策建议。

　　三、农民退社方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以往研究鲜有关于农民退社方式的分析和描述，所以，本文首先根据笔者追踪调查结果对农民退社方式进行界定和归类，然后基于社员自身层面、合作社层面以及外部环境三个方面的相关文献，提炼和分析影响农民退社方式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一)农民退社方式的分类界定

　　根据笔者的分析结果，农民退社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①：第一，主动退社。本文将其界定为：农民主动提出退社要求，并根据合作社相关规章制度主动办理退社手续，最终离开合作社。第二，盲从退社。本文将其界定为：如果没有其他退社成员的影响或动员，该社员并没有明确的退社意向②，但在其他退社成员的影响下，主动提出退社要求，并按合作社相关规章制度主动办理退社手续，最终离开合作社。第三，隐形退社。本文将其界定为：农民自身虽仍是合作社“成员”，却并不享受合作社成员的权利，也不履行合作社成员的义务，他们加入的多是一些“皮包合作社”或“伪合作社”③，甚至有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加入了合作社(潘劲，2011)。第四，被迫退社。本文将其界定为：退社行为的发生超出农民预期，但由于农民所在合作社因经营不善面临解散，或农民与合作社合同纠纷不可调和，农民“被迫”离开合作社④。

　　(二)影响农民退社方式的主要因素：初步分析

　　基于前文分析，本小节从社员层面、合作社层面以及外部环境层面对影响农民退社方式选择及其原因进行初步分析。

　　1.社员层面因素对退社方式的影响分析。(1)合作社成员的年龄对农民退社方式的影响。一方面，有研究发现，不同年龄的农民对合作社的依存度不同，年龄越大的农民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也越多，因而更依赖合作社的帮助(张晓雯，2011)；另一方面，相较于年轻的农民，由于受到身体素质(例如年龄较大不适宜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家庭角色(例如需要照料外出打工儿女的孩子)等因素的限制，年龄较大的农民(多是有了孙辈子女的农民)退社后选择更少、困难更多，因而不愿意离开合作社，他们即使退社可能也是出于“无奈”而被迫退社。而年轻农民因具备体力和时间方面的优势，有更大的自由退出合作社去从事其他劳务工作。

　　(2)合作社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民退社方式的影响。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的退社行为可能更加理智，他们的退社行为更多地表现为认真权衡后的主动退社；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可能因为对外界不确定因素难以做出自己的判断，从而容易受到其他农民退社行为的影响而盲从退社。

　　(3)合作社成员对合作社未来发展的预期对农民退社方式的影响。入社农民会基于其对合作社的信任程度评价合作社的发展状况(孙亚范，2003)。这种评价一般是带有较强主观色彩的预期，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对比入社收入与其他谋生手段(例如外出打工)的收入预期。农民加入合作社时必然对合作社的收益具有较高预期，当预期收益在合作社得不到满足时，就容易发生退社行为(王鹏、霍学喜，2011)。二是对合作社未来发展的预期和判断。当农民对合作社未来发展状况预期较低时，他们也可能选择主动退社。

　　2.合作社层面因素对退社方式的影响分析。(1)合作社内部结构对农民退社方式的影响。合作社内部结构是反映合作社利益分配、决策机制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一人一票”或“一股一票”、独立账户设置与否以及可分配盈余分配原则等(蔡荣、韩洪云，2011)。在合作社发展实践中，内部制度安排不当是产生合同纠纷、成员冲突的主要原因，例如，利益分配不均不仅可能降低合作社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而且当个别弱势群体(例如普通成员)因缺乏话语权而不能得到足够的收益时，他们就可能选择退社。

　　(2)合作社管理人员素质对农民退社方式的影响。合作社的成功不仅需要高效、完善的制度，更需要有素质较高的管理人员去执行制度、调解矛盾。合作社是否拥有专职工作人员、管理人员的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共同决定着合作社的资源配置水平和对矛盾的协调能力，对合作社的健康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表明，有些合作社管理者因为自身能力不足而未能很好地引导合作社达到一定发展水平，但又想获得政府的优惠政策，于是通过非正规渠道组建“空壳”合作社(潘劲，2011)，导致一些农民仅是“被入社”，而不具有正式合作社成员的任何权利和义务。因此，合作社管理人员的素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合作社健康发展的关键。

　　(3)合作社的形象对农民退社方式的影响。合作社良好的品牌形象不仅有利于吸引农民入社，还有利于提高已入社农民的收益预期及对合作社的信心。反之，没有形成品牌或品牌形象较差的合作社则会降低农民对合作社的依存度，难以有效保持农民对合作社发展的信心。

　　(4)合作社成员的退社率对农民退社方式的影响。有学者研究发现，由于“羊群效应”，合作社成员退社率对同社农民退社行为有重要影响(王鹏、霍学喜，2011)。限于受教育水平和自身素质，农民的决策行为可能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和非理性，极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因此，退社率较高会引起农民盲从退社行为增多。

　　(5)入社时间对农民退社方式的影响。入社时间长短对农民退社方式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入社时间较长的农民可能因为已经熟悉合作社的情况或者已经是既得利益者，一般不愿主动退出合作社；另一方面，入社时间较长的农民彼此间更为了解和熟悉，因而在决策上更容易相互影响，个别农民退社也容易引发周边农民盲从退社。

　　3.外部环境因素对退社方式的影响分析。(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退社方式的影响。合作社的发展不仅依靠内部的经营管理，也需要良好的外部经济坏境。一般而言，经济发达区域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入社农民收益率会较经济欠发达区域的合作社更高。此时，农民离开合作社的原因可能是自立门户以获取更大收益，因而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民退社多是主动退社，也可能因利益分配不均等纠纷而被迫退社。

　　(2)外部市场对农民生产率的评价对农民退社方式的影响①。外部市场对农民生产率的评价主要是指农民生产效率在外部市场上所表现出来的“市场价值”，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生产方式下(例如加入合作社生产、单独经营、外出打工等方式)农民收入的变化。例如，有学者利用农民入社期间收入与同期非入社农民收入的比值作为外部市场对农民生产率评价的代理变量(王鹏、霍学喜，2011)。外部市场对入社农民生产率评价提高，说明入社农民生产率还没有达到最佳水平，其入社收益还在增加，所以，农民仍会留在合作社中。反之，当外部市场对入社农民生产率评价降低时，农民可能会主动退社，以选择其他外部市场认可的谋生方式(例如外出打工工资明显高于入社收入时)。

　　(3)政府支持对农民退社方式的影响。在当今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为骗取政府优惠政策而设立的、不具有合作社实际功能的“皮包合作社”或“伪合作社”。身处“皮包合作社”中的部分农民其实是“隐形”退社者，他们不参与合作社的任何活动，更不会给社会带来收益，是对政策资源的严重浪费。

　　四、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的选择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农民退社方式”为一组离散变量，不符合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关于因变量必须是连续变量的假设，故本文采用多元Logit 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MLLR)和二元Logit模型(binomial logit model，BLM)相结合的方法估计退社农民对不同退社方式的选择概率。采用多元Logit 模型时，将占比最少的“被迫退社”方式视为初始选择模型(base choice model)；而采用二元Logit 模型时，则将“其他退社方式”视为初始选择模型。令农民选择的退社方式为Y，影响其退社方式选择的因素为iX，且假设可供农民i选择的退社方式(ijY)有1 J +种选择，那么，基于多元Logit 模型，农民i选择0(“被迫退社”)的概率为：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对渤海湾优势区109 家苹果合作社中354 位退社果农的追踪调查①。调查历时一年半(2010 年5 月1 日至2011 年12 月1 日)，调查地区主要包括山东省栖霞市、辽宁省葫芦岛市和河北省秦皇岛市②。选择苹果合作社为研究样本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同我国其他地区的苹果合作社相比，渤海湾优势区苹果合作社优势比较明显，实力比较雄厚，其经营、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较具代表性，对各类合作社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以苹果专业合作社为研究对象，可以消除行业因素对本文研究最终结果的干扰。

　　在被调查的退社果农中，主动退社者139 人，占39.27%；盲从退社者108 人，占30.51%；隐形退社者72 人，占20.34%；被迫退社者35 人，占9.88%。

　　(三)变量测量与赋值

　　本文分别利用多元Logit 回归和二元Logit 回归对农民退社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在多元Logit 回归分析中，将“被迫退社”方式作为初始选择模型，赋值为0；“主动退社”赋值为1；“盲从退社”赋值为2；“隐形退社”赋值为3。在二元Logit 回归分析中，将除被迫退社方式之外的其他退社方式作为初始选择模型，赋值为0；“被迫退社”赋值为1。在多元Logit 分析的基础上引入二元Logit 分析，其目的在于深入探究各因素对“被迫退社”方式的影响机制。虽然被迫退社在四类退社方式中占比最少，但是，由于农民的“被迫”离开多是因合作社解散或是与合作社有合同纠纷，所以，一方面，这种退社方式所折射出的可能是合作社面临的最严重的发展风险(例如合作社解散)；另一方面，合同纠纷引起的农民被迫退社不利于合作社形象的维护，可能挫伤未入社农民的入社意愿和积极性，不利于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对农民被迫退社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模型中各自变量的赋值与描述如表1 所示。

　　1.合作社成员自身层面因素对农民不同退社方式的影响。①农民年龄对主动退社方式有显著影响，随着农民年龄的增长，其主动退社的可能性降低，这与前文理论分析结果相符。②农民受教育水平对其主动退社、被迫退社有正向影响。其一，受教育程度较高农民对自身行为的控制和把握能力也比较强，例如对合作社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诱惑力”有自己的判断，他们会以更加理性的方式选择是否继续留在合作社，当退社比较符合其自身利益时，他们会主动选择退社；其二，由于大部分被迫退社农民是因为在争取自身利益时与合作社发生纠纷而被迫离开，而可以与合作社“据理力争”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他们对合作社章程或者利益分配制度比较熟悉，这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做支撑，因此，受教育水平对被迫退社方式有显著影响。③农民对合作社未来发展的预期对主动退社、盲从退社具有负向影响，对隐形退社具有正向影响。其一，对入社农民而言，当其在合作社的生产率达到或者接近最优时，他们可以从合作社获得的补偿收益就会越来越少，此时，他们对合作社未来发展的预期也会不断降低，直到他们不能获得补偿收益时，就会发生退社行为(王鹏、霍学喜，2011)。这种退社行为可能是其主动的选择，也可能是其基于其他成员的退社行为而做出的决定(即盲从退社)。其二，当农民对合作社现有状况不满但对其未来发展预期较高时，他们会愿意加入某些“伪合作社”，为其“凑数”，他们也期待以后合作社发达时能“先占好一个位子”①。④入社时间对农民主动退社、盲从退社有正向影响。这与前文的初步分析结果并不太一致，笔者分析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农民入社一段时间、其生产率水平达到最优后，继续留在合作社不仅不会获得更多的额外收益，还可能要承担合作社的部分运营成本(王鹏、霍学喜，2011)，因此，他们就会主动选择退出合作社；另一方面，当农民入社一段时间后，他们受其他社员行为的影响会更加显著，因此，随着入社持续时间的增加，他们盲从退社的发生几率也会提高。

　　2.合作社层面因素对农民不同退社方式的影响。①合作社内部结构对农民退社方式有显著影响：是否设置独立账户对农民主动退社、被迫退社具有正向影响；投票表决方式对主动退社、被迫退社具有正向影响；可分配盈余分配原则对农民主动退社、盲从退社、隐形退社、被迫退社均具有正向影响。这与笔者的调查结果以及合作社的实际发展状况比较吻合：其一，所调查的合作社中，为入社成员设置独立账户的合作社有75 家，占样本总数的71.4%。但是，这些合作社设置的仅是“名义上”的独立账户，实际中却并没有真正实施，反而容易引发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的财务纠纷，如此不仅会导致一些农民主动退社，还会导致部分农民因为合同纠纷难以调和而被迫离开。其二，真正推行“一人一票”的合作社较少(占49.5%)，这会挫伤部分入社成员参与合作社管理的积极性，导致其选择主动退出合作社。此外，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即使施行“一人一票”，也可能因实施成本较高而仅能使部分成员得利(蔡荣、韩洪云，2011)，进而激化合作社与社员间的矛盾，甚至导致部分成员被迫离开合作社。其三，普通社员限于自身能力或者自身权利不能完全掌握合作社“复杂”的盈余分配制度，而盈余分配又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所以，他们更偏好平均分配盈余，对其他分配方式有一定排斥。然而，一个经营良好的合作社不可能采取这种传统的盈余分配方式，如此亦会激化矛盾，进而导致农民以各种形式退社。②管理人员素质对农民退社方式具有显著影响：其一，管理人员受教育程度对四种退社方式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管理人员受教育水平越高，处理农民退社问题的能力就会越强，这样不仅会减少农民主动退社，防止农民盲从退社，而且对于减少农民隐形退社和解决农民因合同纠纷而被迫退社的问题有积极作用。其二，管理人员身份对农民被迫退社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具有农民身份的管理人员因为生活和工作经历与入社农民相似，故他们能更好地调和农民与合作社之间的矛盾纠纷，这对于防止农民被迫退社具有重要作用。其三，是否拥有专职工作人员对农民四种退社方式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通过调查发现，专职工作人员不仅能帮助入社农民解决资金、技术问题，在缓解入社农民与合作社之间的冲突方面更是不可或缺。并且，合作社拥有专职人员越多，农民退社行为的发生几率就越小。③合作社形象对农民主动退社、被迫退社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较好的合作社形象不仅有利于为农民拓展销售渠道，而且对于增加农民对合作社的信任感知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张晓雯，2011)。④合作社成员退社率对农民盲从退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有学者分析，一方面，近期“民工荒”的出现导致农民工工资进一步上涨，农民外出打工收入明显高于务农收入，他们更愿意外出打工挣钱而非在家务农；另一方面，农民退社行为会受到其他农民退社行为的带动(王鹏、霍学喜，2011)。此外，考虑到农民一般都会跟随“熟人”或亲友外出务工，并且，限于自身素质，他们的行为多会明显受到周围人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当合作社有人因外出打工等原因而退社时，他们很容易受到影响，也跟随退出合作社。

　　3.外部环境层面因素对农民不同退社方式的影响。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主动退社有负向影响，而对农民被迫退社则有正向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当地合作社发展的外部环境越好，合作社发展水平一般也越高。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农民大都有“离土不离乡”的情结，他们一般不愿主动离开合作社，除非自身利益与合作社的利益不可调和而被迫选择离开(即被迫退社)。②外部市场对农民生产率的评价对农民主动退社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农民盲从退社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外部市场对农民生产率的评价较高，说明农民入社后生产率有了较大提高，为了持续获利，他们一般不会主动选择离开合作社；另一方面，当外部市场对农民生产率的评价较低时，他们容易受到周围人因从事其他经营(例如外出务工)而退社的影响产生盲从退社行为。③政府支持对农民隐形退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近年来，合作社存在一种扩张成员的趋势，交易成员的数量不断增加，从而出现成员泛化现象(潘劲，2011)。政府的扶植和支持是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助力，并且，只有当入社成员达到一定数量后，合作社才能得到政府补助。因此，一方面，一些合作社会想尽办法将与自己有交易甚至没有交易的农户变为合作社成员，从而出现许多农户“被成员”的现象，即农户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合作社成员(潘劲，2011)；另一方面，一些合作社为了获取更多的政府资金支援，不惜通过各种形式增加合作社人员数量而组建“皮包合作社”或者“伪合作社”，以骗取政府补助。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较快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利于其健康发展的障碍。农民退社行为已经由合作社发展中的“特别”现象发展成一种并不“个别”的现象，这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渤海湾优势区苹果合作社的354 位退社果农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元Logit 回归和二元Logit回归对影响农民不同退社方式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合作社中农民退社现象不容忽视，应针对农民不同退社方式采取相应措施，防微杜渐。本文研究追踪调查资料显示，农民退社已不是“个别”现象，大部分合作社均已出现成员退社的现象。因此，应该对这种现象予以足够重视，通过深入分析农民不同退社方式以寻找其退社的真正原因，并以此为突破口降低农民退社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最终保证合作社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二，进一步增加对入社农民的教育投入和合作社发展理念的宣传，确保入社农民在获得技术和销售优势的同时亦能更加认同合作社的发展理念，以提高农民对合作社未来发展的预期，降低农民退社率。

　　第三，加强农民合作社的内部管理，建立合理的合作社利益分配机制，不断探索能够保持合作社良性发展的制度创新。同时，通过引进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合理增加合作社专职人员来提高合作社的管理水平。

　　第四，政府应加强对合作社的规范化管理，对合作社的发展数据应有理性判断(潘劲，2011)，依法打击和取缔非法合作社，杜绝“皮包合合作社”和“伪合作社”的滋生。此外，应及时跟踪和落实政府对合作社扶植资金的去向、用途，以保证政府支持的是真正亟需发展的合作社，从而促进和实现农村经济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吕福明：《山东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两年连居首位》，《农业知识》2011 年第14 期。

　　〔2〕王鹏、霍学喜：《一个探索农民退社行为的理论及实证分析框架——来自渤海湾苹果优势区367 户退社果农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1 年第5 期。

　　〔3〕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4〕谭智心、孔祥智：《不完全契约、非对称信息与合作社经营者激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委托—代理”理论模型的构建及其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 年第5 期。

　　〔5〕黄祖辉、徐旭初、冯冠胜：《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的探讨》，《中国农村经济》2002 年第3 期。

　　〔6〕黄胜忠：《转型时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行为分析》，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年。

　　〔7〕蔡荣、韩洪云：《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山东省苹果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数据》，《经济评论》2011 年第5 期。

　　〔8〕张德元：《“皮包合作社”折射出的基层官民关系——对农民合作社的所见所思的调查感悟》，《人民论坛》2011年第9 期。

　　〔9〕潘劲：《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背后数据的解读》，《中国农村观察》2011 年第6 期。

　　〔10〕张晓山：《促进以农产品生产专业户为主体的合作社的发展——以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04 年第11 期。

　　〔11〕张晓雯：《农户对专业合作社依存性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等四省408 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 年第1 期。

　　〔12〕郭红东、蒋文华：《影响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为的因素分析——基于对浙江省农户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4 年第5 期。

　　〔13〕钟智利、周娟、肖艳春：《辽宁省农户参与农民合作社经济组织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农业经济》2008 年第1 期。

　　〔14〕蔡荣：《“合作社+农户”模式：交易费用节约与农户增收效应——基于山东省苹果种植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1 年第1 期。

　　〔15〕孙亚范：《现阶段我国农民合作需求与意愿实证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3 年第1 期。

　　〔16〕黄胜忠、林坚、徐旭初：《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及其绩效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8 年第3 期。

　　〔17〕苑鹏：《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组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6 期。

　　〔18〕韩俊等：《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红旗文稿》2006 年第15 期。

　　〔19〕郭红东、楼栋、胡卓红、林迪：《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的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中国农村经济》2009 年第8 期。

　　〔20〕黄祖辉、扶玉枝、徐旭初：《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1 年第7 期。

　　〔21〕李尚勇：《农民合作社的制度逻辑——兼谈其发展存在的问题》，《农业经济问题》2011 年第7 期。

　　〔22〕徐旭初、吴彬：《治理机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基于浙江省526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0 年第5 期。

　　〔23〕刘婷：《不同环境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路径探析——基于ANT 视角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11年第2 期。

　　〔24〕姜长云：《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态势》，《经济研究参考》2005 年第11 期。

　　〔25〕孔祥智、张小林、庞晓鹏、马九杰：《陕、宁、川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及制约因素调查》，《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 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