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民国合作经济思想的研究有人物、专题、流派等不同的维度，本文选取了期刊研究这一新的维度，通过对《合作

　　月刊》(1929-1942)的整体分析，挖掘月刊中的合作经济思想，进而从另一个侧面考察民国合作经济状况，研究民国丰富的合作经济思想，从而为当今的合作经济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合作月刊》；中国合作学社；合作运动

　　一、民国《合作月刊》的创办

　　《合作月刊》创办于1929 年，刊物的创办有赖于当时合作实践的探索和合作理论研究的深入。1919 年，复旦大学教授兼香港工商银行总经理薛仙舟领导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信用合作社-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并于1920 年创办《平民周刊》，宣传合作主义。华洋义赈会在救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让社会广泛认识到民间自助组织在救灾、恢复生产、兴办信用合作事业上面的价值。在开展合作实践的同时，一些倡导合作、传播合作思想的合作界人士纷纷组织起来，成立合作团体。这其中比较着名的有平民周刊社(1920-1924)、湖南合作期成社(1920 年9 月-192?年)、上海合作同志社(1920-1921)、上海职工俱乐部(1922-1923)、成都普益协社(1922-1923)、上海合作社联合会(1922-192?)、无锡合作研究社(1923-192?)、中国合作运动协会(1924-1928)等。而最重要的团体，还是1928 年创立的中国合作学社，“中国合作学社”(The china co-operatives'union) 是1928 年在上海成立的，参与发起中国合作学社的是以陈果夫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派人士和以寿勉成、王世颖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合作学社的宗旨为“集中合作同志，研究合作学说，提倡合作运动，指导合作设施，调查生活状况”,合作学社分为研究部、宣传部、指导部和调查部四个部，这四个部分别在合作理论研究、合作运动宣传、合作实践指导、合作调研上有所分工，组织结构中也体现了较强的学术性。1929 年，中国合作学社举行成立大会，推举陈果夫担任总干事，张廷灏、许绍棣担任副总干事，合作学社的初创社员共有48 人，其中党政界15 人，银行界11人，学术界9 人，报社出版界3 人，其他类共计10 人。这些成员精英荟萃，其中的几个领袖人物后来也成为中国合作管理机构的领导人。中国合作学社对社员入社的要求非常严格，加入合作学社需要两个以上的社员作为中间介绍人。合作学社以团体的力量推动了《合作月刊》的创办和期刊社的运作。

　　《合作月刊》创办以后，吸引了大量投稿。稿件的核心作者群体也大多是中国合作学社的骨干，这个群体以寿勉成、王世颖、陈仲明、伍玉璋等人名气最大。就《合作月刊》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数量对比来看，不同作者之间发表在月刊上的文章数量差别很大，排在前十名的作者发表文章数量总数为280 篇，占前二十名作者发表文章总数的82.4%.

　　可以说，中国《合作月刊》的创刊是国民政府经济社会治理探索的需要，也是信仰合作的合作界人士传播合作思想，探索合作实践的需要。刊物经历了南京国民政府和重庆国民政府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从1929 年持续到1937 年，刊物共出版了83 期；后一个阶段从1938 年持续到1942 年，刊物共出版了37 期。刊物在1937 年后有短暂的中断，1937 年底上海、南京先后被日军占领，《合作月刊》的编辑部于1938 年迁移到重庆，《合作月刊》更改为《合作月刊(战时版)》，开始不定期地出版，以后多数为几期合为一刊出版发行，战时版在除了通常的合作理论与实践探讨之外，积极介入抗战现实，主张合作为抗战需要服务，这个基调一直持续到刊物终结，1942 年刊物最终停刊。

　　二、民国《合作月刊》所关注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合作月刊》的内容涉及国外合作理论的引介，中国合作化的设想，合作运动的推广，合作运营及战时合作等几大部分，这几大部分涵盖了从理论到实践，从经济到社会、政治的各个领域，综合性很强。

　　在经济方面，《合作月刊》主张以合作的方式发展中国经济，认为从工业、农业、商业等各个行业都有实行合作的必要。

　　在社会方面，《合作月刊》的主张涉及到改革中国人性的方面，认为合作能够改变中国“愚贫弱私”人性特点，而这反过来也能促进合作的发展。薛仙舟曾撰文提出要让合作者接受严厉的“合作军队”训练，这些思想的涉及面已经达到对人性的改造，对中国整体的改革。在政治方面，《合作月刊》主张合作者的结社，这也迎合了国民党部分党派人士对领导合作运动的政治诉求。月刊中有大量关于合作体系的建立、合作法规的制定及合作政策推行的内容，这些内容与国民政府倡导的“三民主义”施政纲领一脉相承，体现了三民主义的主张。

　　对国外合作事业及思想的介绍评价类文章主要包括对英国、法国、德国、苏俄、日本等国的合作事业及其思想的介绍评价。中国合作化的理想类文章主要涉及合作范畴与合作理想、合作理想与中国传统、合作理想与三民主义论、合作与国家经济建设理想、合作与工、农业复兴理想等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从理论上对合作在中国实施的必要性进行论证。中国合作运动推广类文章则具体到合作理想的现实化。主要涉及合作运动、合作教育、合作组织立法、合作试验与总结等几个方面。这一部分文章虽然已经落实到具体的运动，但还是相对中观的层面，并未涉及微观的合作社经营领域。中国的合作社运营类文章则是一系列关于微观的合作社运营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涉及合作社经理与合作运营、信用合作社运营、消费合作社运营、运销合作社运营、其他专业合作社(保险、耕种等等)运营等几个方面。战时合作社发展部分是专门针对战争时期的合作社发展的。这部分文章主要涉及到战争与合作的关系、抗战背景下发挥合作社的作用、中国战区的合作事业、战后建国的经济制度等几个方面的文章。

　　三、民国《合作月刊》的特点

　　月刊对于合作的内涵及外延、合作的经济社会基础、合作与中国国情、合作与三民主义、合作与实现平民经济、解决社会问题等理论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但《合作月刊》主要是一本现实应用性的刊物。

　　首先，月刊很强的鼓动和宣传性。这些鼓动与宣传性的内容超越了学术探讨范围，体现了月刊积极介入合作运动及 影响合作政策、宣传合作政策的价值取向。《合作月刊》认识到了在中国进行合作经济运动所必需的政治资源的配合，而调动这种政治资源除了合作界人士积极参与政府治理，也离不开媒介的宣传。另一个方面，月刊与国民政府的政治人物本身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密切联系最早体现在合作大师薛仙舟与国民党的政治领袖陈果夫的师生关系上，陈果夫为《合作月刊》题写发刊词，并担任刊物背后的中国合作学社组织的理事长。

　　其次，《合作月刊》有突出的针对性与实践性。《合作月刊》与民国同时代的很多经济类期刊有所不同，它的针对性很强。月刊只刊发合作领域的文章，并不讨论与合作无关的其他宏观微观经济问题。同时，月刊定位于服务实践，它要服务于南京国民政府自上而下推广合作运动的需要，鼓励合作者们走出书斋，开辟实验区进行合作试验并总结经验教训。

　　这使得月刊对合作立法与组织、合作教育、合作实验、合作运营等具体实践领域也非常关注。

　　四、《合作月刊》的现实影响和学术价值

　　(一)《合作月刊》的现实影响首先，月刊积聚和培养了一批民国合作事业的领军人物。《合作月刊》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合作界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研讨合作理论及合作实务的主要阵地。依靠这一阵地，月刊积聚了一批对当时合作事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领军人物，这些人物包括陈果夫、寿勉成、王世颖、侯哲葊、程君清、陈仲明等人，其中寿勉成、王世颖后来还担任了民国合作最高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其次，《合作月刊》通过对国外合作事业成就的宣传，鼓舞了国人投身合作事业的热情。月刊重点介绍了合作事业比较发达的英国、法国、德国、苏俄、日本、美国、瑞典等发达国家的合作发展，国外合作事业取得的成就让很多人看到了合作事业的远大前景，坚定了投身中国合作事业的决心。第三，《合作月刊》为南京国民政府在不同时期推行合作运动做出了贡献。月刊积极宣传合作运动的纲领，提出合作运动的政策，推动合作实验的开展并鼓励进行实地调研，对合作经验进行总结。月刊还在对日抗战时期适时推出战时版，研究和宣传合作在战争时期的功用，倡导利用合作更好地组织生产、分配、消费事业，扩大了合作运动的影响。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月刊还发起了战后建国经济制度的讨论，为合作发展从服务战争到回归和平建设建言献策，这对民国后期的合作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最后，《合作月刊》所刊出的对合作社运营的讨论有助于当时专门合作事业的发展。不论是对当时最为流行的信用合作社，还是对消费合作社、运销合作社、工业合作社等其他专门的合作社，月刊都有大量的讨论文章，这些研究文章集中于实际的合作社运营，对当时各类专门合作社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另外，《合作月刊》的作者对于用合作方法复兴和发展农村有很多论述，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重视。新中国成立以后，合作事业建设吸取了民国的经验，将合作社发展的重心放在农村。以杨德寿为代表的中国供销合作社人曾对《合作月刊》

　　的内容进行过专门的整理并将其内容编入到《中国合作社经济思想研究》一书中。杨德寿后来长期担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领导职务，对制定新中国的合作政策尤其是供销合作政策有很大影响，这都离不开他对《合作月刊》思想的借鉴和吸收。

　　(二)《合作月刊》的学术价值1.对民国合作界学术交流及研究的价值。《合作月刊》从对最基础的合作内涵及外延的讨论，到合作与中国国情的讨论，再到以合作的方式进行国民经济建设，以合作发展中国工业、复兴中国农业等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这些探讨代表了民国合作理论研究的水平，对民国合作理论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合作月刊》中也包容了很多不同观点和主张，促进了当时合作思想的争辩。在对发展农村合作究竟应该以哪种形式的合作社为中心，信用合作应该以哪种方式运营，农民银行是否应该盈利，抗战建国后应该实行何种经济制度等众多问题，月刊也都将几种不同的观点予以呈现，鼓励争辩，这促进了当时合作界思想的交流。

　　2.对新中国的合作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合作月刊》

　　展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合作界精英的经济与社会思想，通过对月刊中的经济、社会思想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民国知识分子对于弱势经济群体的关注，这种关注超越了经济，还将中国传统与文化、中国民族性、中国基层组织等社会领域结合到一起。新中国成立后的合作研究曾经一度以马克思、列宁的合作理论为根据，过于重视国家对合作社的领导，忽视了合作社本身所具有的扶助弱势群体的功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合作社实践的不断走向深入，中国合作学界越来越重视对民国合作思想的挖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也曾组织对民国《合作月刊》中寿勉成、王世颖、伍玉璋、侯哲葊等人的合作思想进行专门的梳理，并将其内容编入《中国合作社经济思想研究》一书中，这些都对新中国的合作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五、《合作月刊》的局限性

　　(一)《合作月刊》缺乏对整个经济体系运作规律的把握《合作月刊》只针对合作领域，并不讨论与合作无关的其他宏微观经济问题，这是月刊服务合作实践要求，但这同时也造成了月刊对合作以外的部门缺乏重视，这往往导致刊物的研究浮于表面，偏向于政治化。可以说，北伐后国民政府大力进行合作宣传，推行农村合作政策，一定程度上是“反共”的需要。月刊将合作运动看做为社会革命实现的途径，而不主张剧烈的暴力革命，但是其论据是不充分，也是不深刻的。

　　正如赖建诚先生所分析的，“动荡的大改革时期，许多知识分子从国外引入新思潮与制度，或是在旧文化中提出新义救国，把中国‘合作化’的意念，只是这个‘改革的可能性无穷大’、‘改革的方法无限制’的一项而已”。

　　从月刊作者的言论和部分人的求学经历来看，很多人缺乏对整个经济体系规律的知识的把握。如果仅仅就合作谈论合作，势必出现自说自话，重复论证的问题。比如月刊中的文章一方面说“只有团结才能办好合作社”,另一方面又说“合作社能够促进解决中国人愚贫弱私的毛病”.好像合作成了万能药，只要服用，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二)《合作月刊》缺少通俗性，有脱离群众的倾向《合作月刊》的作者与当时的新知识分子一样，虽然比传统文人前进一些，但并没有在意识型态上有深刻的认识，更像是属于热情推动介绍新制度的一群人。至于新的制度是否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接受，却并没有考虑很深。我们可以从月刊中的一些标语来看到这种脱离群众的局限。“合作运动是实现民生主义的第一步”,“合作运动是解决吾国经济问题的武器”,“ 合作运动是发展平民经济的运动”,“合作运动可以节制资本，合作运动可以使耕者有其田”,“合作运动可以树立地方自治的基础、合作运动可以去除社会的浪费”,“合作社是平民的银行”,“合作社可以养成良好的道德”.可以想象，将这些在知识圈中司空见惯的标语张贴在农村，对于当时缺少文化的农村人是很深奥，很让人费解的。这体现了《合作月刊》的通俗性缺乏，有脱离群众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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