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微观农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金融危机冲击前后的面板双重倍差(panel-DID)模型，考察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对中国有涉外经济业务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造成了直接冲击，使得农村劳动力在这些行业的非农就业人数减少、劳动时间缩短；但是，研究并没有发现金融危机冲击对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所产生的持续性影响；在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时，受教育程度较低、从事工资性劳动、就业地点在外省的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更容易遭受失业。

　　关键词：金融危机 非农就业 panel-DID模型

一、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其影响却迅速扩散到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涉外经济部门首当其冲(Giles et al.,2012)。现有研究普遍认为，金融危机对中国非农就业的冲击范围很大，但其具体结论存在较大差别。根据盛来运等(2009)的估计结果，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约有1200万农民工失业；而Chen(2009)则认为，此数字应该在2000万左右。Huang et al.(2010)指出，研究结论的差别源于对“冲击”的界定和所使用数据的不同。Giles et al.(2012)也认为，缺乏统计数据、特别是劳动力数据以及家户统计数据，是难以衡量金融危机影响的关键原因。

　　除以上原因外，研究方法的差异也是导致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因素。现有文献主要是基于两个思路来考察金融危机对中国非农就业的影响。第一种思路是直接估计就业率或失业率等相关指标，以此说明金融危机对非农就业的冲击，因而研究结论的差别只是基于不同的数据来源。王德文等(2009)使用国家层面数据，考察了金融危机期间样本中农业户籍劳动者的就业人数和就业率，以此验证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这种方法存在的问题是，直接的现实证据并非“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净影响，如果没有金融危机，本来也会存在正常的失业现象，即便研究发现相关劳动力市场指标有某些趋势性变化，也难以判断其中的真正原因。使用企业层面数据，其估计结果可能更易遭到质疑。比如，Kong et al.(2009)基于企业数据来估算失业工人数量和失业率。Huang et al.(2010)指出，企业层面数据无法考虑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工人失业后可能会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因此，企业层面数据只反映失业人次而非失业人数，利用企业层面数据所得的研究结果可能会高估金融危机对就业的真实影响。第二种思路是估计出非农就业过去的时间趋势，假设没有金融危机，以此来考察在“一如往常”(business as usual)的情况下，非农就业指标的趋势性变化，并将其与现实中的非农就业指标进行比较，由此得到金融危机对就业的真实影响。例如，Huang et al.(2010)借助于中国农村调查数据(CNRS)，分析了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失业的影响因素，并对临时解雇和长期失业做出了区分；Giles et al.(2012)综合企业、农户和劳动力市场数据，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中国非农就业冲击的传导途径，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导致中国2000万~3600万非农就业者失业，失业者集中在进出口相关部门。但是，这种方法存在的一个潜在问题是，中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前后所实施的多项政策都会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进而改变相关就业指标的变化趋势，例如2008年年初实施新《劳动合同法》和经济降温政策、2008年年底出台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等。借助于过去的时间趋势来衡量“一如往常”的情形，由此得到的影响效应可能是政府政策和金融危机冲击共同作用的效果，同样也难以甄别金融危机对非农就业的真实影响。

　　有鉴于此，本文将在进一步改进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考察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真实影响。具体来说，就是利用金融危机发生前后中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确定合理的冲击时段，以此建立面板双重倍差(panel-DID)模型，同时选择合适的对照组和处理组，借助于对照组的趋势性变化来分离政府政策的影响，甄别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反事实”影响，并考察其短期效应和长期效果。

　　二、分析思路与模型设定

(一)政策梳理及分组原则

2001~2007年，全球经济经历了一个稳步增长的阶段，2007年，中国GDP增长率高达12%.为防止经济过热，2008年年初，中国政府开始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促使经济降温；同时，新《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其核心是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敦促雇主为工人购买社会保险，这在客观上增加了企业的雇佣成本和解雇成本。2008年第三季度后，国际金融危机失控，直接波及中国进出口相关行业。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GDP增长率持续下滑，到2009年第一季度已跌至6%.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冲击，中国政府于2008年年底至2009年年初，推出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同时伴之以劳动力培训计划和中小企业信贷支持。

　　在以上背景下，考察金融危机对中国非农就业的真实冲击，就必须分离同时段政策因素的影响。本文拟采取的思路是，利用双重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借助对照组的趋势性变化来分离政策因素对处理组的影响；理想的分组标准是：对照组和处理组可以有固定差别，但在外生冲击(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两组的时间趋势一致；两组都受到政策的影响，但外生冲击只对处理组产生了影响。由此可见，合理分组是关键。

　　(二)对照组和处理组的划分

根据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样本数据，本文选择“工作单位业务类型”为“有进出口业务”、“为进出口部门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个人样本作为“处理组”,工作单位为“无进出口业务”、“其他”的个人样本作为“对照组”,其原因如下：

　　第一，在传导机制方面。全球金融危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直接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是涉外行业，随后金融危机波及为进出口部门提供商品和劳务的部门。国际金融危机自2008年9月后失控，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集中在2009年，事实上，到2010年，中国再度出现“民工荒”.这说明，金融危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时间较为短暂，波及无涉外业务经济部门的可能性较小。

　　第二，在政策影响方面。首先，无论是否涉外经济部门，都受到了2008年年初经济降温政策、新《劳动合同法》实施等政策的影响。2008~2009年间中国政府所推行的重大经济政策并非专门针对涉外经济部门，因此，这些政策既影响处理组，又影响对照组，可以借助对照组的趋势来分离其影响。其次，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专门支持涉外经济部门。就具体投放方向来看，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包括：灾后重建占25%,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占38%,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占9%,住房建设占10%,温室气体减排和环境保护占5%,改革和经济建设占9%,社会发展占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9)。也就是说，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对本文研究的处理组和对照组都产生了影响，其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同样能够借助于对照组的趋势性变化来分离。

　　(三)冲击前后时段的划分

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自2007年8月9日开始浮现，到2008年 9月9日，金融危机失控，欧美多家大型金融机构相继倒闭或被政府接管，后来波及中国进出口行业。如图1所示，中国进出口总值自2008年11月开始急剧下滑，至2009年11月前呈现持续负增长；到2010年初，中国进出口总值反弹，并超过了2008年年初的水平。再考察全国城镇单位就业情况。2009年年初，全国城镇单位就业增加人数出现下滑的趋势，一直持续到2009年第三季度，这与2008年9月后金融危机失控以及2008年11月至2009年11月间中国进出口总值的波动时间是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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