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组织制度的创新方面，我们看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培养新型经营主体，以及着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和多元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新型经营主体具体包括哪些？大家比较关心如何对待工商资本。

　　张红宇：这些主体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

　　到2012年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到达了60万家，种植面积在3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已经达到887万家(全国约有2.4亿农户)，各种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已经达到28万家。这些都是新型经营主体，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业资源配置不经济问题，在很大层面上可以解决谁来种地问题。

　　此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也是一个组织制度创新问题。政府要承担起基础性、公益性、社会性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比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等等,解决其福利待遇、工作经费、办公条件、人才引进与职务职称晋升等现实问题。其他生产环节的服务，比如打药、农机、销售等，都可以交给市场运作，要解决其市场准入、公平待遇、税费减免等问题。“家庭经营+合作组织+社会化服务”将成为未来农业生产的重要形式。

　　对于工商资本介入农业问题，我认为，随着务农劳动力日益减少，允许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为农民提供各种生产性服务，是有必要的，但工商资本进入到农村租种土地，要慎之又慎。尽管工商资本从事土地经营可以减少土地撂荒、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但也要防止出现企业挤占农民土地经营权、改变耕地用途搞“非农化”等问题，因此必须建立一些制度安排，切实保障农民利益不受侵害、保证农村土地用途不变。关键在于坚持四个原则，即坚持家庭承包制，坚持土地流转自愿原则，坚持建立健全企业和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坚持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坚持这些原则，因势利导，就能充分发挥工商资本的优势，减少和消除不利影响，维护好农村社会稳定。

　　记者：近几年来，各地合作社快速生长。发展过程中，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应如何对其进行规范及扶持？

　　张红宇：去年和前年，合作社差不多每个月新增一万家，农民自发成立的、政府扶持的都有。它们发挥的作用值得肯定。需要注意的是，在发展过程中要避免人为强行推动，片面追求数量的增长。如果说合作社前期发展重点是扩大规模，接下来则要发展数量和提升质量并重，要逐步推进合作社规范化，准入制度、登记制度等都要跟进。

　　目前，合作社在发展上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少针对性扶持政策，既难以像普通农户那样享受种粮直补、农资综合直补等补贴，也难以像龙头企业那样享受贷款贴息、项目扶持、税收优惠等政策。从政策取向看，着眼于规范和扶持合作社发展，应该对一些成熟的合作社，在财政补贴、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方面予以倾斜。此外，应当深入推进金融和税收制度改革，扶持合作社发展。一要探索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比如由财政出资设立农业担保公司，为各级专业合作社示范社提供贷款担保；对合作社贷款给予财政贴息。鼓励龙头企业为与其合作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贷款担保；对于合作社用盈余购置的房屋、机械设备等资产以及合作社的农业在产品，支持用于抵押，等等。二要完善合作社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制定针对合作社的特殊税收优惠政策，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尽快把合作社作为纳税主体列入税务登记系统，制定适合合作社的会计制度；对合作社所得税采取核定征收方式，印制合作社专用税务发票，使购买合作社产品的市场主体能够享受增值税进项抵扣政策，等等。

　　记者：农村金融方面，一直以来发展的一个制约是农民缺乏有效的抵押，贷不了款。这方面，是否会推进一些改革，比如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

　　张红宇：农村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金融产品创新。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现代农业对农村金融保险的需求迅速扩张。养三五千头猪，种三五千亩地，对于金融必然会有要求。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金融机构怎样给农民更多的信贷支持，保险机构怎样给农民更多的保险服务，都是制度创新问题。现在农民贷不了款，主要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抵押。农民没有太多动产，而不动产比如房屋、土地又都没有相应的权证，这是银行不愿涉足农村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需要制度创新，比如，枣庄市探索开展农村土地使用产权抵押贷款，效果良好，其主要做法是发权证，代表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以便用于抵押；建中介，建立土地经营权的评估、登记、流转机构；控风险，明确农户用于抵押的土地经营权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用于抵押的面积不超过总面积的1/3，从而消除了农民长期失地的风险。

　　但在具体操作和推广上，肯定还有一些需要处理的问题，包括风险规避等，需要慎之又慎。但不能在这方面一点作为也没有。

　　记者：中国1982年恢复农业保险业务。2007年开始对农民参加农业保险提供补贴。农业保险方面，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

　　张红宇：保险方面，从2007年由中央财政对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以来，目前已经有15个最重要的农产品，包括粮食、棉花等品种获得了保费补贴。但相对于农民和农业需求，15个品种还是非常有限的。很多对地方农村经济和农民增收影响非常大的农产品，比如长江流域的柑橘，陕西的苹果，云南贵州的茶叶，大城市郊区的蔬菜生产等，农民有非常强烈的参保需求，但都还没有享受中央财政补贴。

　　此外，还存在保障水平不高问题。目前一亩水稻的保额普遍在200元左右，农民觉得保额太低。我们现在是保成本，而发达国家是保收益。这里有个经济发展水平问题，现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也在探索提高保额。

　　另外就是缺乏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农业保险面临的自然风险巨大，能否创设一个有效的再保险机制，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记者：你之前还提到人才培养方面的创新。现在农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

　　张红宇：这个问题在东亚国家普遍存在，特别是日本、韩国。让年轻的新生代农民愿意务农，应对日益严峻的务农人口老龄化问题，形势已经非常急迫。

　　#p#副标题#e#       我们看日本，日本从事农业的75岁以上的老人高达49%，39岁以下的青壮年只占不到5%。农民老龄化对日本农业的发展、质量的提升，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上世纪60-80年代，日本推动规模经营的障碍主要是人多地少，现在劳动力大量转移出去之后，却是有地没人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中国局部地区已经呈现这种迹象。

　　怎么正视这种现象，未雨绸缪，需要我们在培育人力资本、职业农民方面下大力气。我认为是两个方面：一是把现在种地的、喜欢种地的40-50岁农民培养成实用人才、经营管理人才、科技推广人才。二是对现在初中、高中，甚至大学，有意愿从事农业的青少年，培养他们从事农业的兴趣，为他们提供创业或生产等各方面的扶持政策。这样，既可以应对“谁来种地”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来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保障。

　　对于上面提到的四大方面的农业农村制度创新，政府部门应当充分发挥主动作用，努力推动。可以加大改革投入，认可“花钱买机制”的必要性。同时，强化考核机制，特别是对农业主产区和农业大县，更要以农业发展作为主要考核指标。我们还必须重分发挥已批复的24个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的作用，允许突破政策法律限制，让试验区有信心、有动力开展改革试验，将试验区工作向纵深推进。

　　农业现代化必然伴随着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并要求从政策上深化改革，促进这种转变。“家庭经营+合作组织+社会化服务”也是已经完成农业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农业的基本生产经营形态。但对中国而言，上世纪90年代曾推广“公司+农户”模式，工商资本介入农业较多。如何对待工商资本，讨论颇多。同时，在基础性的土地制度建设方面，如何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从法律上明确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实现形式、完成土地确权等，在农村金融方面，如何对待合作金融等，都是需要探索推进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