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16 省32 个行政村的561 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其中合作社社员481 户，非社员80户)，采用两阶段模型分析了加入合作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加入合作社对农户的纯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种正向效应不仅体现在纯农户的农业收入上，而且体现在兼业农户的农业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上。对于在外务工农户，加入合作社对其收入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以看出，合作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农户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比例、农村劳动力转移等问题密切相关。

　　关键词：农民合作社农民收入两阶段模型

　　一、引言

　　新世纪以来，中央9 个“一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其中，2004 年以来的一号文件对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支持农业合作社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2009 年和2010 年的一号文件又提出通过推行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建设，促进农民合作社快速发展。在政府政策支持下，合作社的数量迅速增加，据农业部报告显示，截止到2011 年6 月，中国农民合作社的数量达到了446000 个，入社社员达到了3570 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4.3%。

　　随着合作社数量的迅速扩张，其经济和社会绩效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对合作社经济绩效的研究发现，由于管理不善、经营不力和规模普遍较小等原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平均效率水平偏低(黄祖辉等，2011)。徐旭初、吴彬(2010)的研究还发现，治理机制与合作社的绩效紧密相关，其中治理机制中的股权结构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最大。社会绩效方面的研究中，合作社带动农户增收的绩效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可(杜吟棠，2005；孙艳华等，2007；苑鹏，2008；蔡荣，2011)，并从节约交易成本、有效服务载体、利益联结中的利润返还和农户通过合作社可以取得加工环节利润等方面阐释了合作社促进农户增收的原因。但以往关于合作社带动农户增收的研究多以定性说明为主，定量研究也只是就某一地区进行分析，也没有考虑农户的内生性选择偏差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两阶段法(treatment effect model)来分析加入合作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消除了农户个体之间由于能力不同所导致的内生性选择偏差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加入合作社对农户的收入具有正向作用，不同地区、不同职业农户(纯农户、兼业农户和在外务工农户)对合作社的需求不同，他们从中获益的程度也不同。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分析

　　本次调研基于2008 年对河南省开封县合作社数据的预调研，样本数据来源于2009 年中国农业大学本科生的寒假返乡调查，共收集了来自16 省(其中，东部6 个省份，中部5 个省份，西部5个省份，见图1)32 个行政村的35 家合作社和640 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每个行政村访谈1～2 家合作社，15 户合作社社员和5 户非合作社社员。剔除无效样本之后，剩余561 户农户，其中，481 户为合作社社员，80 户为非社员。

　　调查的合作社主要分为种植业、养殖业两大类。从表1 中可以看出，养殖类合作社(渔业、禽类和畜类)占37.14%，种植类合作社占62.86%。据调查，在种植类合作社中，从事传统作物种销的合作社占比很小，91%的种植类合作社都在从事经济类作物种植、加工、或销售业务。从表1 还可以看出，在样本合作社中，东部地区合作社所占比例最大，为51.43%，其次是中部地区，为28.57%，最后是西部地区，为20%。

　　从图2 可以看出，从样本农户的地区分布来看：53.06%的农户来自东部地区，27.85%的农户来自中部地区，18.09%的农户来自西部地区。从样本农户的职业分布来看，纯农户所占比例最高，为63.40%，其次是兼业农户，为25.39%，最后是在外务工农户，为11.21%。

　　从图3 可以看出，地区分布和职业分布的差异对农户纯收入的影响符合本文的预期：相同地区，在外务工与兼业农户的平均收入高于纯农户的平均收入；就不同地区的相同职业来说，东部地区纯农户、兼业农户与在外务工农户的平均纯收入都高于中、西部地区相应农户的平均纯收入。且东部地区三种职业农户的收入水平差距最大，中部地区三种职业农户的收入水平差距最小，西部地区纯农户的收入明显低于兼业农户和在外务工农户。

　　三、理论模型及变量说明

　　(一)理论模型说明

　　合作社社员与非社员的收入有差别，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一定来源于社员与非社员之间的差别，这种收入差距也有可能来源于社员与非社员之间内在的能力与素质不同。如果不消除由于内生性导致的社员和非社员之间平均纯收入的不同，估计结果就会存在选择性偏差(Greene，2008)。为消除由内生性导致的选择性偏差，本部分采用treatment effect 模型(参见Maddala，1983)来估计加入合作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该模型的估计步骤如下：

　　(二)变量说明

　　第一阶段回归方程中的变量包括家庭特征变量、商业化程度和当地的法律政策环境。家庭特征变量主要包括户主的受教育程度、经验、职业、所处的地理位置、农业投入、农机投入、所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种类(传统作物、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类)以及是否对合作社非常了解；商业化程度用当地房屋价格的高低来表示；法律政策环境用有无农业补贴，有无融资渠道来表示。

　　根据以往研究，教育、经验、商业化程度、对合作社的了解程度和政策法律环境对加入合作社具有正向影响(郭红东、蒋文华，2004；Karl et al.，2006；Wollni and Zeller，2007)。农资投入、农机投入、农户的职业和他们的地理位置作为控制变量，对农户选择加入合作社的影响有正有负。与小农户相比，农资投入较高的大农户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谈判地位，预计他们加入合作社的意愿较小农户要低。纯农户、兼业农户与在外务工农户之间收入来源不同，兼业农户与在外务工农户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见图4)，其次是农业收入，与纯农户相比，他们期望通过合作社规避农业风险、获得更高农业收入的意愿相对要弱，因而，本文预计在外务工农户与兼业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为负。同理，农户的地理位置与农户收入来源密切相关，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工业化程度高，农户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和收入都较高(见图5)，因而，推断东部地区农户较西部地区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要低。与粮食作物相比较，经济作物具有技术要求高、商品率高等特点，因而，本文预计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合作的倾向更高。

　　四、模型回归结果及分析

　　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回归方程(1)和(2)的主要区别是：方程(1)分别研究了农业技术采用(农机投入)和农资投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方程(2)将方程(1)中的两变量合并为“农业投入”一项，来研究其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两方程回归结论一致，农业技术、农资投入与农业投入都是影响农户收入的显著变量，说明增加农业科技投入的必要性。与外出务工农户相比，纯农户和兼业农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为负；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养殖业相比，粮食作物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经济作物的影响为正，但效果不显著。此外，当地商业化程度(房屋价格)、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经验也是影响农户收入的显著变量。

　　回归方程(1)和(2)中关于农户加入合作社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一致，具体为：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纯农户相比，兼业农户与外出务工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为负。与从事养殖业的农户相比，经济作物种植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农户加入合作社与否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和职业特征，并与农户所种植的作物种类密切相关。种植(养殖)经验越丰富的农户，越愿意加入合作社(一般来讲，经验越丰富的农户，对加入合作社带来的收入预期更可靠，从这一点也可以肯定合作社对农户增收的效果)。农业投入对加入合作社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由于大农户在销售渠道、销售话语权上能够得到保障，因而加入合作社的意愿为负。此外，当地的商业化程度(房屋价格)和对合作社的了解程度也是影响农户加入合作社与否的显著变量。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加入合作社对农户收入增加具有显著的正向效果。与非合作社社员相比，合作社社员的纯收入平均增加2698.5 元。蔡荣(2011)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加入合作社使山东省果农社员平均每亩收入增加55 元。从表4 可以看出，加入合作社的纯农户与兼业农户的平均收入高于非社员的纯农户与兼业农户的平均收入，对于外出务工农户，非社员的收入反而高于社员。这说明加入合作社主要增加纯农户与兼业农户的收入，对于外出务工农户，加入合作社对其收入影响并不显著。调查发现，兼业农户加入合作社可以节约户主的农业投入时间，从而有利于他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由此可以看出，合作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农户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比例、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因素密切相关。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户增收，应以当地农业中经济作物所占比例、当地劳动力转移程度和当地小农户的数量为依据。

　　关于农户加入合作社影响因素的主要结论有：①与外出务工农户相比，纯农户和兼业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合作社的了解程度和当地的商业化程度对加入合作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无融资渠道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与西部地区农户相比，东部地区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大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参考文献

　　1.Greene, William: Econometric Analysis, 6th Edi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2008.

　　2.Karl, B.; Bilgiç, A. and Çelik, Y.: Factors Affecting Farmers’ Decision to Enter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Using Random Utility Model in the South Eastern Anatolian Region of Turkey,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Tropics and Subtropics, 107: 115-127, 2006.

　　3.Maddala, G. S.: Limited-dependent and Qualitative Variables in Econom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4.Wollni, Meike and Zeller, Manfred: Do Farmers Benefit from Participating in Specialty Markets

and Cooperatives? The Case  of Coffee Marketing in Costa Rica, Agricultural Economics, 37: 243-248, 2007.

　　5.Pratap, S.; Birthal, Awadhesh K.; Jha, Marites M.; Tiongco M. and Narrod, Clare: Improving

Farm–to–market Linkages Through Contract Farming: A Case Study of Smallholder Dairying in India,

IFPRI Discussion Paper 00814,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2008.

　　6.蔡荣：《“合作社+农户”模式：交易费用节约与农户增收效应——基于山东省苹果种植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1 年第1 期。

　　7.杜吟棠：《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民组织创新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中国农村观察》2005 年第2 期。

　　8.郭红东、蒋文华：《影响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为的因素分析——基于对浙江省农户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4 年第5 期。

　　9.黄祖辉、扶玉枝、徐旭初：《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1 年第7 期。

　　10.孙艳华、周力、应瑞瑶：《农民合作社增收绩效研究——基于江苏省养鸡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2 期。

　　11.徐旭初、吴彬：《治理机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基于浙江省526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10 年第5 期。

　　12.苑鹏：《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经济研究参考》2008 年第3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