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 世纪20 年代以来，源于近代西方的经济组织合作社逐渐兴起。在适应当时农村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由于国民党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推动，淮河流域的农村合作社日益发展壮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 南京国民政府； 淮河流域； 农村经济； 合作社； 发展

　　中国第一个合作社成立于1918 年，但作为一种时人关注的社会运动，则发生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前期，这是由当时社会的经济、军事、政治等国内一系列因素促成的。但是，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经济危机。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这场持续了20 余年的合作社运动便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一、合作社运动的缘起

　　合作主义兴起于19 世纪的欧洲。“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将合作主义作为一副良药，从西方引入中国，试图让其成为改造社会的“先进武器”.早期积极宣传合作主义思想和倡导组织合作社的着名人士有朱进之、徐沧水、薛仙舟、于树德等，其中薛仙舟的影响最大，被尊为“中国合作运动的导师”。

　　1918 年，北京大学教职工和学生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消费公社，这是中国最早的合作组织。次年，薛仙舟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信用合作社---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并成为首任行长。这是中国最早的合作金融组织，也是我国早期合作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比较着名的早期合作社还有湖南大同合作社、平民学社等。据不完全统计，到1923 年，全国各大城市先后出现了30 多个合作社，[1] 促成了一股合作运动的小浪潮。但是，由于当时北京政府的禁令，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合作运动昙花一现。然而，此时由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简称华洋义赈会) 倡导的农村合作运动却发展迅速，引起了时人的关注。

　　淮河流域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离不开华洋义赈会的支持，而华洋义赈会的创办，则源于1920年北方五省(直隶、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的大旱灾，其中仅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的受灾县份竟达182 个，灾民达1670 余万之众。1920 年9 月，《申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河南灾情的文章，文中写道：

　　“刻下各处已成巨灾，饥民相聚抢掠，凡稍有积蓄之家，均被瓜分，粮房屯户，搜刮无余。”为赈济灾民，中外友好人士纷纷筹款。同年，作为协调五省赈灾工作的机构---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成立，熊希龄、汪大燮等为负责人。翌年，五省收成很好，但赈济款尚余二百多万。鉴于中国是一个旱涝灾害频发的国家，各方代表一致同意，将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改组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各省成立分会，以辅助政府办理赈灾防灾事宜。俗 话说“救灾之道在于防灾”,因此华洋义赈会把工作重点放在防灾上面，实行以工代赈，并倡导农民成立互助性的合作组织。在华洋义赈会的推动下，华北各省的农村合作事业迅速发展。20 世纪20 年代，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一些知识分子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在实践中逐渐把合作社的推行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从20 世纪30 年代开始，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下，淮河流域的农村合作社蓬勃发展起来。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淮河流域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概况

　　淮河流域西起桐柏山和伏牛山，东临黄海，南以大别山、江淮丘陵、通扬运河及如泰运河南堤与长江分界，北以黄河南堤和泰山为界，与黄河流域毗邻。晚清以来，淮域范围不断变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跨河南、安徽、山东、江苏4 省134 余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20 世纪20 年代末至30 年代初，由于连年的战争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再加上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致使淮河流域的农村经济日益萧条，面临崩溃的边缘。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转嫁经济危机，一方面限制中国农产品的进口，另一方面向中国大量倾销农产品，这对整个淮河流域的农村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1927 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来说，农村经济面临崩溃的状况既可能使新政府丧失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在广大农村地区不断发展。这一系列严峻的现实促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倡导农村合作运动以复兴日益衰败的农村经济，并作为化解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重要举措。

　　以抗日战争为分界线，淮河流域农村合作社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十年建设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三年内战时期。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致函华洋义赈会寻求合作事宜，并于次年4 月通过了《组织合作运动委员会建议案》，开始宣传、倡导和推动合作运动。

　　1931 年，淮河流域发生大洪水，南京国民政府委托华洋义赈会去灾区办理合作社，赈济灾民，以促使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淮河流域的农村合作社组织迅速发展，到1933 年，淮河流域各省合作社数量已达3894 个，社员已有120400 人。正如陈果夫所说，“合作运动一向是被本党所重视的运动，自民国十六年以来经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提倡，始逐渐具体化、普遍化”.[2](P69)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着新一轮的军事和经济危机。为摆脱战时经济危机，稳定战时国民经济，国民政府逐渐把合作社组织纳入战时体制，以加强管理和监督。1939 年，国民党五中全会通过了《加强推进合作事业案》，稍后成立了合作事业管理局，统筹全国合作事业的推动与改进。之后，在基层合作组织建设上，淮河流域各省逐步成立了保、乡合作社及县合作联社。因此，在八年抗战时期，淮河流域的农村合作社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每年以上千个左右的数目递增。

　　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农村经济出现了短暂的恢复，但一年不到，内战全面爆发。1946 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了《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组织规程》，旨在加快农村合作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淮河流域各省合作社的数量有一定的减少，但社员人数仍有一定数量的增长。显然，此时的合作事业并不是为了发展农村经济，而是为政治和军事目的服务的。伴随着淮河流域各省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及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的失败，在淮河流域持续了20 余年的农村合作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三、淮河流域农村合作运动迅速发展的原因

　　(一)国民党各级政府的支持在民间合作事业不断发展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始认识到农村合作事业的巨大作用。1928 年2 月，蒋介石、陈果夫等人提出《组织合作运动委员会建议案》，提出以合作运动来解决社会危机，复兴农村经济，并建议设立合作运动委员会来领导合作运动。同年10 月，合作运动被南京国民政府正式确立为七项国策运动之一。1934 年4 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农村合作社暂行规程》，标志着国民党领导的农村合作运动全面展开。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又相继公布了《合作社法》、《合作社法施行细则》等多部法律条例，以推动农村合作事业的发展。

　　淮河流域农村合作社的发展，也离不开各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淮河流域各省中，江苏省的合作社事业起步最早，发展势头也最好。早在1928 年，江苏省政府就公布了《江苏省合作社暂行条例》，以规范全省合作事业的发展。到1933 年，江苏省的合作社数量就达1897 个，社员人数达55192 人，股金达473164 元。

　　1929 年，山东省政府制订了《山东省合作社暂行章程》，并成立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1936 年3 月改组为合作事业指导处)，负责推行合作运动事宜。

　　1931 年，山东省各县成立合作事业指导所，并举办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各县担任合作指导员，以指导各县合作运动的开展。到1933年，山东各县信用合作社数量有57 家，社员1363人，股金10718 元。

　　早在南京国民政府出台倡导农村合作运动政策之前，安徽省政府就于1930 年5 月通过了《安徽省农民合作社暂行规程》，其中规定“: 本规程于中央尚未颁布合作事业法规之前，暂行适用于安徽省内农民所组织各种合作社。”1934 年4 月，安徽省 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成立。根据《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合作委员会组织规程》，到1936 年，淮河流域立煌、霍山、定远、嘉山、盱眙、天长、颍上、蒙城、涡阳、毫县、太和、临泉等12 县成为直辖试办县。

　　抗日战争的爆发，打断了安徽省农村合作运动的进程。根据省政府的指示，安徽各县对农村合作运动的领导机构进行了重组，以适应战时的需要。

　　就在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合作社法》的同年，张静愚出任河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长，并选定淮河流域的郑州、商丘、许昌、淮阳、汝南、禹县、开封等7 市县为全省合作社重点推进县。这些重点推进县成立河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驻县合作社指导员办事处，以筹备成立县级合作社领导机构和组织农村基层合作社。到1935 年，襄城、密县、广武、民权、荥阳、陈留、兰封、太康、杞县、潢川、光山、商城、经扶等13 个县也被定为推行县。至此，河南共有20 个县设立了县级合作社指导员办事处。[3]

　　(二) 社会各界的推动20 世纪20 年代以来，随着合作思想的广泛传播和中国的现实国情，以华洋义赈会为代表的社会团体开始从事合作事业，以救济衰败的农村经济。之后，合作社在各地相继成立并不断发展壮大。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晏阳初曾指出“: 合作社的方法介绍入农村，这方面的工作，要算华洋义赈会提倡最力。”[4] 华洋义赈会成立后，对淮河流域各省的合作事业给予了指导和帮助。20 世纪30 年代以来，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相继发生了大水灾，淮河流域各省的经济遭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为此，南京国民政府特设救济水灾委员会，负责赈灾事宜。但是，新成立的救济水灾委员会缺乏赈灾经验，于是委托华洋义赈会在淮河流域各省的分会代办部分农赈。所谓农赈，就是把种子和肥料施放给灾农，以恢复农事，所用赈款，低利借贷，让灾农可以添置耕牛农具，从而恢复生产力，这就是合作运动的雏形。1933 年，华洋义赈会在灾害严重的河南考城和兰封等县实行农赈，救济灾民，考城获拨赈款2 万元，兰封获拨1 万元。华洋义赈会在淮河流域各省的分会不仅组织农民开展自救运动，还开办合作运动训练班，指导和帮助各县建立合作社。另外，梁漱溟、晏阳初等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淮河流域山东、安徽、河南、江苏等省合作运动的发展。

　　(三)适应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民国时期，战争和自然灾害不断，农村经济遭受到巨大的冲击。1931 年，江淮地区发生大水灾，淮河流域爆发了新一轮的农业经济危机。为了尽快恢复农村经济，解决农业危机，合作社逐渐被广大农民接受。

　　再加上小农经济具有分散性，经营规模小，生产条件简陋，缺乏必要的积累和储备能力，而且生产经营模式陈旧，技术难以革新，尤其是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薄弱，而合作社恰恰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广大农民的抗灾害能力。在广大的农村，农民资金十分缺乏，信用社主要从事存款、储蓄、放款、汇兑等业务，这就部分地解决了农民的资金问题，而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小农经济抗灾害能力弱的弊端。因此，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淮河流域农村合作运动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四、结语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淮河流域的农村合作社，是在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的情况下，国民党各级政府运动行政力量，以复兴农村经济的重要举措。尽管这一运动存在各种各样的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淮河流域农村合作社的发展的确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尤其在农作物的改良与推广、农业新技术的应用、农民现代意识的培养等方面效果显着。如当时成立的劳动互助社，“一村中，劳动力有余之家，帮助不足之家，一乡中，有余的村，帮助不足的村，一区中，有余的区，帮助不足的区”,这就促进了传统人际关系的改变，提高了农民的互助意识，增强了互助精神。正因为如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淮河流域农村合作社的发展，在民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应给予相应的地位和评价。 朝近三个世纪“胡”汉民族及其文化的全方位和双向性大融合，才出现了隋唐盛世那样高度繁荣和空前强大的封建统一帝国，从而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和博大宽厚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南朝)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2](东汉)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3](晋)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4]苏秉琦。 晋文化与北朝文化研究的新课题[A]. 苏秉琦。 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C].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5]翁独健。 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6](北齐)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7](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