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结合在陕西杨凌及其周边地区131个农户的调查样本，设定农户参与“公司+农户”和“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2种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运用Logit模型，对农户参与不同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满意程度、劳动力的农业技能培训和服务频数、农户的专业化程度对其加入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意愿的影响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具有显着性；政府的支持对其加入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意愿的影响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具有显着性；农户对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认识程度对其加入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意愿的影响在10%的显着性水平下具有显着性，并提出了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组建多元化的农业技能培训体系，强化对农户有关农业产业化经营及农民合作知识的普及，进一步强化政府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支持力度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 农户意愿；农业产业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模式；Logit模型

　　在我国农业市场化建设过程中，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有效解决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流通之间的矛盾，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民顺利进入市场的有效渠道。农业产业化已被各地认同为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经之路[1].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带动广大农户按照市场需求进行专业化、集约化生产，形成优势产业集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效益[2].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不断推进，其经营组织模式正在不断创新，主要有4种类型：一是“公司+农户模式”,这是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最初模式；二是“公司+中间组织+农户模式”,此处的中间组织主要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社、各种专业技术协会、销售协会、专业批发市场等；三是“公司+加工专业户(养殖大户/种植基地/生态农业示范户/经纪人)+农户”模式；四是“公司+公司”制[3].对于多样化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农户如何参与到农业产业化进程之中，其参与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的意愿如何，有哪些因素影响和制约着其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等问题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综观现有文献，许多学者对影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因素进行了研究。黄金辉从农业市场化程度、农业规模经营、农业投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利益分配机制等方面进行了阐述[4];郭红东认为，农户生产的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对其参与订单农业的行为有显着的正面影响，农产品的类型会影响农户参与订单农业的行为，销售市场越远的农产品生产农户参与订单农业的可能性越大，政府的支持有利于提高农户参与订单农业的可能性[5];刘宁祥等以黑龙江为例，从人们对农业产业的认识水平、要素市场建设水平以及约束机制和分配机制3个方面来分析农业产业化的影响因素[6];祝宏辉等在对新疆番茄产业中农户参与订单农业的影响因素分析时认为，农户的经营规模、对订单农业的了解程度以及政府的支持对农户参与订单农业有显着的促进作用[7];毛飞等认为，农户果园面积、家庭劳动力数、是否参加经济合作组织、近3年是否购买过假农药、收购商违约次数、是否遭遇滞销等对农户参与订单农业存在正相关关系[8].每一种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一定的适宜条件，且不同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对龙头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程度不同[9],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10].提高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关键在于农户对于不同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选择。基于此，本文利用在陕西杨凌及其周边地区131个农户的调查样本，设定农户参与“公司+农户”和“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2种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运用Logit模型，对农户参与不同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从农户视角来制定农业产业化经营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一、变量选择和模型构建

　　1.变量选择

　　(1)因变量。本文设定农户参与“公司+农户”和“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2种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来研究不同因素对农户参与不同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意愿的影响程度。显然，此处的因变量具有二元变量的属性，将农户选择参与“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的意愿赋值为1,将农户选择参与“公司+农户”模式的意愿赋值为0.

　　(2)自变量。关于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意愿的影响因素，在广泛借鉴现有研究结论[5,7-8,11]的基础上，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及定量化分析的需要，设定户主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农户的经营特征、农户所处的外部环境等4个方面，并将其细化为13个指标，见表1.

　　二、数据来源及其描述性分析

　　1.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11年3-6月在陕西关中地区的杨凌区和武功县开展的问卷调查。问卷内容主要涵盖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的意愿、被调查对象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农户经营特征以及外部环境政策等4个方面的问题。

　　调研地点选择标准是具有优势农业产业的乡镇，调研选择的农业产业类型为圣女果种植区、洋葱种植区和猕猴桃种植区3个区域。具体调研点分别为武功县大庄镇贺家庄(圣女果种植区)；杨凌区揉谷乡揉谷村、三家村、田东村、秦风村(洋葱种植区)；杨凌区杨村乡夏家沟村和曹新庄(猕猴桃种植区)。

　　被调研对象为，有承包地，且愿意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农户。

　　调查按照预调查、调查抽样、正式调查等几个环节展开。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通过对被调研者发放调查问卷、解释说明和获取数据3个步骤进行。由于问卷涉及内容相对专业，与一些受访者的日常生活关联不大，调查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同时，为了确保问卷的有效性，调查者采取逐题解说的方法，首先使被调查者了解题目内容及含义，进而回答问题。同时，在调查过程中，注重交谈技巧和调查时间的选择，以保证被调查者积极配合和调查的顺利进行。调查共完成问卷152份，通过一系列方法对回收问卷的有效性进行鉴别，将整体无应答、部分无应答和逻辑上前后矛盾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共剔除无效问卷21份，统计有效问卷131份，有效率达到86.2%.有效问卷的具体区位分布见表2.

　　2.描述性分析

　　(1)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意愿的情况。

　　在131份有效的调查问卷中，有59户表示愿意参与“公司+农户”模式，占被调查农户的45%;有72户表示愿意参加“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占被调查农户的55%.总体来看，愿意参加“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的农户更多一些。

　　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农户选择“公司+农户”的模式的原因是对合作社的不信任，认为合作社的负责人不会为大多数农户的利益着想，会在其中层层剥扣，所以会更愿意与农业龙头企业直接联系，即相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会更相信与企业建立的利益联接关系。选择“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农户一般是建立在基本信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其理由具体为：有农民组织会使农产品交易更有保障；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给予会员在产品销售渠道和稳定销售价格方面的支持。如在2011年，揉谷乡田东村的洋葱发生滞销，种植户为了自己的利益出现农户间相互压价的现象。

　　(2)户主个体特征。在131份有效的调查问卷中，被调查的户主平均年龄在47岁左右，说明大多数年轻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在家中务农的是年龄偏大的劳动力，这也与现当今农村的基本情况吻合。户主的平均文化程度为初中水平。在农户对农业产业化经营及其模式的认知程度方面，有11%的农户表示对农业产业化及其模式很了解，42%的农户听说过，47%的农户是完全不了解，说明农户对农业产业化经营方面的认识整体偏低。在农户对风险的偏好方面，47.3%的农户选择风险厌恶，32.1%选择风险中性，20.6%选择风险偏好，说明近一半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中是厌恶风险。在农户对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满意程度方面，24%的农户选择很满意，25%的选择一般，51%的选择不满意，这说明调研区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质量偏低。

　　(3)农户家庭特征。在131份有效的调查问卷中，家庭务农劳动力人数的平均数为2.1人。在农户参加农业技能培训或享受技术员服务方面，有13.6% 的农户选择了培训4 次以上(含4次)，17.5%的选择了培训1~3次，67.9%的选择了没有参加过培训，这说明农民培训的范围较窄，大多数农户参加培训的机会偏少。在农户参加经济合作组织方面，18.3%的农户选择了参加，81.7%的未参加，说明杨凌及其周边地区农户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程度仍然偏低。在农户人均耕地规模方面，其平均值为0.133hm2,农户家庭的种植规模平均为0.269hm2,说明农户经营耕地的规模偏小，土地流转程度低。

　　(4)农户家庭经营特征。在农户专业化程度(用主要农产品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来表示)方面，其平均值为38%.在农户兼业化程度方面，以农为主的兼业化程度为0.481,以非农为主的兼业化程度为0.519,说明调查地农户家庭总收入以非农收入为主。

　　(5)外部环境。在农产品的价格波动方面，有43%的农户认为在2010年农产品价格波动在50%以上的范围波动，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幅度普遍较大。

　　调研中发现，农户销售过程中，农产品价格大多被贩销户掌握，农户进行价格谈判的能力非常有限。需要强调的是，调研中有部分农户与贩销户提前签订了合同协议并有押金保障等，但最终发生违约情况，使签约农户每667m2 损失3 000~4 000元。由此可见，农民的专业化组织程度较低，谈判能力非常有限。在政府支持方面，有77.1%的农户认为没有政府支持，说明地方政府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执行力非常有限，超过3/4的农户没有感受到具体的政府支持。

　　三、结果分析

　　根据研究的需要，首先对户主文化程度的调研数据利用教育年限法折算成了具体受教育年数。然后运用Eviews6.0软件对131个调研样本数据进行Logit模型的回归处理，利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参数进行估计。处理方法是，首先将全部变量(X1~X13)引入回归方程，然后进行每个自变量的显着性检验，在一个或多个不显着的变量中，将z检验值最小的那个自变量剔除，再重新拟合回归方程，并进行各种检验，依次重复。共经过9次回归，最后，方程中所有自变量基本显着。另外，由于各个自变量所取单位不同，非标准化的Logit回归系数不能用于比较各自变量的相对作用，因此，本文将非标准化的Logit回归系数转化为标准化的Logit回归系数[12].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转化为标准化的回归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βi=bi×siπ×槡3(4)式(4)中，βi为第i 个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bi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si为第i个自变量的标准差。由于受到篇幅的影响，此处只列出第一次和第九次的回归结果，即表3中的模型一和模型二。

　　数值经过5次迭代之后，对数似然值(Log likehood )为-61.822 1,似然比检验统计量的值(LRstatic)为156.668 1,McFadden R2 为0.714 3,各个参数的估算系数符合经济学意义，说明模型整体回归效果较好。根据估计结果，农户选择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见表3.(1)农户对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认识程度与其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意愿呈现显着地正向影响，且在10%的显着性水平条件下显着。可能的解释是，农户对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即农户参与“公司+农户”和“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两种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认识程度越高，其对“公司+农户”和“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运行机理及其特点掌握的越清楚，尤其是对“公司+农户”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弊端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优点认识的更清楚，就越有可能更倾向于加入“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

　　(2)农户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满意程度与其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意愿呈现显着地正向影响，且在1%的显着性水平条件下显着。可能的解释是，农户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满意程度越高，农民专业合作社带给农户的利益越多，其加入“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意愿就越高。

　　(3)劳动力的农业技能培训和服务频数与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意愿呈现显着地正向影响，且在1%的显着性水平条件下显着。可能的解释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其会员开展的农业技能培训次数越多，服务频率越高，农户加入“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意愿就越高。

　　(4)农户家庭的专业化程度与其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意愿呈现显着地正向影响，且在1%的显着性水平条件下显着。可能的解释是，由于本文将农户家庭的专业化程度是用种粮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来衡量的，此比值越高，农户家庭种粮收入的份额越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产品销售中的阻力越大，参与合作的积极性越大，从而选择“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意愿就越高。

　　(5)政府的支持与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意愿呈现显着地正向影响，且在5%的显着性水平条件下显着。可能的解释是，政府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支持力度越大，农户就在种植技术指导和农业生产资料提供合同履约等方面会更有制度保障，其心理保障越可靠，就更愿意加入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以获取自身最大的经济利益。

　　需要说明的是，在模型中，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户主的风险偏好、家庭务农劳动力人数、参加经济合作组织情况、农户人均耕地规模、兼业化程度以及农产品的价格波动等变量对农户加入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意愿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着，即这些变量对其加入意愿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结论及建议

　　当前，在我国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由于存在多种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且各自的运行机制和特点均有差别。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将这些不同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概括为龙头企业牵动模式和合作经济组织推动模式两种类型。以此为基础，通过陕西杨凌及其周边地区131个农户的样本资料，运用Logit模型对农户加入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满意程度、劳动力的农业技能培训和服务频数、农户家庭的专业化程度对其加入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意愿在1%的显着性水平条件下呈现显着影响；政府的支持对其加入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意愿在5%的显着性水平条件下呈现显着影响；农户对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认识程度对其加入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意愿在10%的显着性水平条件下呈现显着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调研主要是在陕西杨凌及其周边地区开展的，由于我国不同区域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不一致，因此，该结论对于其他地区的适应性有待进一步证实。

　　根据以上实证分析所得出的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使其运行规范，更好的为农户提供服务；组建多元化的农业技能培训体系，提高农民培训的频率和效果；强化对农户有关农业产业化经营及农民合作知识的普及；进一步强化政府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支持力度，加快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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