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合作社对内提供的各项服务具有公共品特征，其功能的实现程度从长期看主要与社员的惠顾承诺有关。本文以苹果产业为案例背景，利用调查数据实证考察合作社内部搭便车现象，重点分析社员规模、社员异质性、选择性激励等因素对搭便车程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研究表明，在社员规模越大或社员异质性越突出的合作社，社员搭便车程度越高； 选择性激励对搭便车程度的影响不显着，原因可能是选择性激励执行效果欠佳； 合作社类型和有无冷库对搭便车程度的影响不显着，但成立时间对搭便车程度的影响为负。本文认为，合作社设置资格门槛筛选合适社员以适度控制社员规模、鼓励耕地在合作社内部自由流转以降低社员异质性、切实执行选择性激励措施并提高激励强度是缓解社员搭便车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农业合作社； 集体行动； 搭便车； 社员异质性

　　一、引言

　　合作社是一种追求集体利益目标的组织，旨在通过社员联合行动提高集体议价能力，进而应对非对称性市场力量。然而，模糊不清的产权关系却导致“公地悲剧”现象频频发生，严重威胁合作社的服务功能( Cook,1995) .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北美地区的传统合作社纷纷嬗变为新一代合作社，如实行封闭式社员制度、允许股权在社员之间自由让渡、挂钩资本贡献和产品惠顾等诸多创新举措，其目的就是要解决集体行动的低效率困境( Borgen,2004)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发展时间短，而且受资源禀赋等多种因素的约束，小农户也缺乏领办合作社的动机和能力。

　　相比之下，在农村社会分化背景下的“农村精英”则凭借拥有的资金、销售渠道、经营能力、社会关系等成为推动合作社发展的中坚力量( 马彦丽、孟彩英，2008) .在这样的合作社，尽管农资统一采购、生产统一管理、产品统一加工和销售等服务功能的实现程度在短期内主要与精英社员的资本贡献有关，但从中长期看却与普通社员的惠顾承诺关系密切，其原因在于，一旦普通社员不履行惠顾承诺，合作社的规模经济优势将受到抑制，从而致使集体行动的低效率，在情况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合作社的解体和消亡。

　　诸多实践表明，快速发展的农村市场在为农户参与市场创造条件的同时，也为其参与合作社带来退出选择的机会，不少农户在参与合作社后，一方面享受着合作社提供的各项服务，另一方面却又在不同程度地背弃本应履行的惠顾承诺( 谭智心、孔祥智， 2011)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合作社对货源的定价低于其他市场主体( 如龙头企业、流动商贩等) ,且盈余返还政策与社员惠顾数量间的关系松散。也正因此，合作社社员萌发了搭便车心理，都希望其他社员为服务功能的实现而努力，自己坐享其成。所谓搭便车，是指在集体行动中，社员从公共品中获得收益但却拒绝分担集体供给公共品的成本，从而免费从集体努力中攫取利益的现象( Olson,1965) .对此，一个引人注意的事实是，最近国内外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对合作社内部搭便车行为进行调查和研究。谭智心等( 2011) 利用调查数据从不完全契约角度试图揭示合作社内部社员搭便车行为的深层原因； Fischer &Qaim( 2011) 以肯尼亚香蕉种植业为例考察合作社内部社员在集体销售中的搭便车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与他们不同的是，本研究将从合作社视角对社员搭便车现象进行实证考察，主要目的是弄清社员规模、社员异质性、选择性激励等因素对合作社内部搭便车程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并进一步基于分析结论提出解决合作社内部搭便车问题的对策和措施，以期为促进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提供实证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一) 理论分析

　　在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理性人假设前提下，Olson(1965) 创造性地将搭便车理论引入了集体行动研究领域。在他之前，很多学者都认为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必然会为实现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但这并不完全符合广泛存在的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并未形成集体行动的现实情况。对此，Olson( 1965) 指出共同利益仅仅是不同个体形成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现象会随着一个群体中成员数量的增加而加剧，其背后的潜在机制在于，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不仅群体内个体对集体行动的相对贡献减少，人与人之间进行相互监督的可能性降低，而且集体行动的组织成本也会大大提高。为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Olson( 1965) 提供了一系列途径，主要体现在缩小群体规模、发展精英成员和执行选择性激励等方面。其根本理由在于，在规模小的群体中，每位成员对公共品的相对贡献容易被识别，成员相互间便于直接监督，并且集体行动的成本也较低； 相对于普通成员，群体中的精英成员能够从集体行动中获得更高份额的权力和利益，有助于激励其为群体多做贡献； 在群体内部，对维护和破坏集体行动的搭便车行为分别进行奖励和惩罚的选择性激励机制将使社员采取的行为决策符合群体利益。总的来看，Olson( 1965) 将群体规模、社员异质性和选择性激励视为集体行动能否成功的关键影响因素。

　　( 二) 研究假说

　　1. 社员规模与搭便车程度。在社员规模小的合作社，每位社员的行为决策都将对集体利益产生显着影响，从而避免了其他社员具有采取策略性行动的激励，这种社员相互间的依赖性将提高其为共同利益进行谈判的动机，只要谈判代价较低，所有社员都将愿意不断谈判直至集体利益实现最大化。

　　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从集体行动中获益的社员数量越多，每位社员从集体行动中所获的利益份额就越小，因而在社员规模大的合作社，社员为集体利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较低，也即是说合作社内部搭便车程度较高。现有的一些研究对这一观点作了证实。Rokkan & Buvik( 2003) 分析发现在加盟企业数量多的自愿连锁零售集团内部加盟企业具有较强的搭便车动机。Araral( 2009) 以菲律宾水用户协会为例研究表明维护自流灌溉系统的集体行动在社员数量多的水用户协会中往往很难成功，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这样的水用户协会中社员搭便车问题较为突出。Fischer & Qaim( 2011) 也指出肯尼亚香蕉种植户参与的合作社规模越大，其产品销售给合作社的比例越低，从侧面揭示了社员规模与搭便车行为两者间的逻辑关系。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1: 社员规模越大的合作社，内部搭便车程度越高。

　　2. 社员异质性与搭便车程度。社员异质性主要表现在人口统计学特征、风险偏好、种植规模等方面，其中种植规模是合作社内部社员异质性的关键维度( Kurian & Dietz,2003)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种植规模将决定社员的财富或资产水平。以往研究指出，若群体内成员间的财富不平等性越强，则集体行动就越有可能成功，主要原因是少数资源充裕的社员从集体行动中所获的收益份额具有绝对优势，即便由其承担全部组织成本，采取集体行动的激励依然较强( Baland & Platteau,1999) .现有的一些实证文献证实了这一观点，如Cardenas 等( 2002) 在哥伦比亚森林社区进行的一项实验研究发现，社区内财富的不平等性有助于形成森林资源管理的集体行动，那些拥有较多财富的村民更愿意承担森林资源管理的相关成本； Vorlaufer等( 2012) 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资产分配的不平等性对合作社内部搭便车程度具有显着负的影响，即不平等的资产分配具有促进集体行动的作用。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2: 社员异质性越强的合作社，内部搭便车程度越低。

　　3. 选择性激励与搭便车程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只要参与集体行动的成员分享合作剩余就会产生选择性激励，包括正面激励和负面惩罚两个方面。选择性激励决定了合作社内部社员采取集体行动的激励结构，通过提供激励和约束，界定社员的行为选择空间及各个社员相互间的关系，约束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不确定性，节约交易成本。很多研究表明，选择性激励能够促使组织成员采取有利于集体利益的行动，从而缓解内部搭便车问题；Rokkan & Buvik( 2003) 的研究表明，对加盟企业采购和营销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将有助于减轻自愿连锁零售集团内的加盟企业搭便车问题； Barney &Zhang( 2008) 进一步强调了选择性激励的有效性取决于对社员搭便车的处罚额度能否超过成员搭便车所带来的收益，通常情况下，监督的强度越高，搭便车现象的发生概率越低。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3: 选择性激励对合作社内部社员搭便车程度具有抑制效应。

　　三、变量说明和研究方法

　　( 一) 变量说明

　　1. 搭便车程度。在现有研究中，学者们对集体行动中搭便车现象的测度存在两类不同视角，即个体视角和集体视角。对于前者，Gadzikwa 等( 2007) 认为合作社内部搭便车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员不愿投资，二是社员背弃惠顾承诺； Fischer & Qaim( 2011) 进一步指出缺席事务性会议也属于社员搭便车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 谭智心等( 2011) 指出背弃惠顾承诺是合作社内部搭便车现象的最突出表现。对于后者，Rokkan & Buvik( 2003) 将自愿连锁零售集团内的加盟企业履行应负责任的忠诚度视为搭便车程度的重要依据； Kidwell等( 2007) 则通过特许商对经销商行为的控制程度来刻画特许经营关系中经销商的搭便车程度。

　　基于前人研究成果，同时考虑到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践情况以及社员参与合作社的角色和目的，本文研究对合作社内部搭便车现象的测度主要体现在惠顾承诺方面。在问卷调查时设置如下问题：

　　社员未能遵从合同的惠顾量占应惠顾总量的份额大概是多少? 显然，这一份额越高就意味着合作社内部搭便车程度越高。

　　2. 社员规模。社员规模的测度相对简单。但需注意的是，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核心社员更多地是通过贡献资本来获取股金分红，其在惠顾承诺上发生搭便车行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普通社员参与合作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价格改进和技术指导服务，一旦价格改进的幅度抵挡不住外部市场的诱惑，其采取搭便车行为的激励就会较强。因此，本文中所指的社员规模是指普通社员数量，不包括核心社员。

　　3. 社员异质性。对集体行动中的社员异质性进行测度是本文的难点。本研究参照以往研究，将种植规模视为合作社社员异质性的关键维度。在具体测度时，借鉴Naidu( 2009) 的处理方法，将合作社社员的种植规模分为小、中、大三组，然后通过格林伯格指数表达式hete = ( mn) ( rmn) + ( ml)( rml) + ( nl) ( rnl) 计算出社员异质性程度，其中，m、n 和l 分别表示种植规模属于小、中、大三组社员的各自所占比例，r mn、rml和rnl表示权重，当种植规模为小和大的两组社员比例相乘时，权重取2,否则为1.

　　4. 选择性激励。选择性激励包括正面激励和负面惩罚两个方面。其中，奖励针对那些为集体利益的增加作出贡献的社员，除了使其能获得正常的集体利益的一个份额之外，再赋予其一个额外的收益( 如额外的优惠或返利等) ; 而惩罚是制定出一套使个体行为应该与集体利益相一致的规章制度，一旦某社员违背就对其进行经济上或其他方面的 处罚。为了对选择性激励进行测度，在问卷中设置了选择性激励的两个方面： 购销合同是否包含奖励条款? 购销合同是否包含惩罚条款? 若都不包含，取值为0; 若包含其中一项，取值为1; 若都包含，取值为2.

　　5. 其他控制变量。本文增加了“合作社类型”和“成立时间”两个控制变量。从实地调查中发现，生产大户、贩销户、政府涉农部门( 农业部门、科协、供销社等) 和涉农企业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领办主体。本文研究将“合作社类型”划分为“生产大户或农村基层组织创办的合作社”和“贩销户和涉农企业创办的合作社”两类，具体赋值前者为0,后者为1.之所以这样划分，理由是前一类型的合作社与社员利益诉求冲突较小，而后一类型的合作社与社员利益诉求冲突较大。具体而言，生产大户主要是为了形成较大规模的销售量，从而提高谈判地位以有效抵御市场风险； 贩销户主要是为了改善产品质量，进行品牌营销和实现加工增值；龙头企业主要是为了稳定原料供应，获得政府部门的财税优惠； 政府涉农部门主要是出于自身工作考虑和政治经济利益追求。“成立时间”指合作社自成立起距今已有的年份。

　　( 二) 研究方法

　　为验证上述研究假设，本文借鉴Rokkan & Buvik(2003) 、Araral( 2008) 等研究成果，采用OLS 回归模型来检验社员规模、社员异质性、选择性激励等因素对合作社内部搭便车程度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具体函数表达式为： free = b0 + b1 size + b2hete+ b3 sele + b4 time + b5char + b6cool + μ，其中， free 表示搭便车程度， size 表示社员规模，hete 表示社员异质性， sele 表示选择性激励， time 表示成立时间，char 表示合作社类型，cool 表示有无冷库，b0表示模型截距项，b1 ~ b6表示待估计参数，μ 表示随机误差项。

　　值得说明的是，上述函数表达式理论上可以采用OLS 和Tobit 回归模型进行估计，但考虑到OLS回归模型与Tobit 回归模型的随机误差项具有相同的分布函数，并且OLS 回归模型的估计系数的解释更为直接，故本文采用OLS 回归模型对上述函数进行估计。除此之外，在模型存在异方差的情况下，与OLS 回归模型相比，Tobit 回归模型估计系数的标准误差相对较大，这也可能会造成估计系数的有偏。

　　四、实证分析：以苹果专业合作社为例

　　( 一) 数据来源

　　2005 年山东省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意见》，用以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据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统计，截至2009 年底山东省已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2. 6 万个，入社农户26. 6 万户，总数居全国首位。为了获得研究数据，笔者于2010 年1 月中旬在山东省胶东半岛选择了三家苹果专业合作社进行了预调研。选择苹果专业合作社主要源于以下考虑： 第一，苹果专业合作社的数量能够保证研究需要； 第二，专注苹果专业合作社能够简化问卷的设计； 第三，专注苹果专业合作社能够消除行业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干扰。正式调研于2010年3 月底至4 月底进行。调查对象为山东省2009 年以前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目前仍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苹果专业合作社。本次调查的对象为合作社社长或管理层其他成员，共收回135份问卷。考虑研究需要，本文对这些问卷进行了筛选，剔除关键信息缺失的问卷，剩余47 份有效问卷。根据调查统计结果发现，在样本合作社内，普通社员搭便车的现象非常普遍，原本理应惠顾给合作社的货源被普通社员私自销售给其他市场主体的比例< 20% 的合作社有7 家，占14. 9% ; ≥20% 的合作社有40 家，占85. 1% ; ≥50% 的合作社有11 家，占23. 4%.

　　( 二) 实证结果

　　从模型估计的总体情况来看，R2 = 0. 659,调整后的R2 = 0. 608,F = 12. 902,在1% 的置信水平上显着，说明模型拟合情况整体较好，达到了研究的基本要求，实证结果见表1.社员规模系数为正，并在1%的置信水平显着，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员规模越大的合作社，内部搭便车程度越高，验证了前文的研究假说。根据从实地调查中所掌握的情况来看，社员规模较大的合作社内部搭便车程度之所以高，其原因包括： 第一，在社员规模较大的合作社，当某个社员提高惠顾数量时则其为合作社创造的规模经济收益增量将被所有社员共同分享，但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却由其独自承担，包括将产品运送至合作社指定交易地点所产生的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等。值得说明的是，每年在苹果上市季节，许多本地或外地批发商蜂拥而至苹果主产区，货源争夺战异常激烈，将苹果销售给这些批发商往往并不需要农户承担运输成本，因此，如果社员与合作社交易的价格溢价不能弥补相应的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时则惠顾承诺的履行激励就会不足。第二，社员规模较大的合作社社员在空间上的分布相对较广，这也增加了合作社获取社员行动信息的成本，从而给社员私自将产品销售给其他市场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可能。

　　社员异质性系数为正，并在10% 的置信水平显着，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员异质性越高的合作社内部搭便车程度越高，这与前文的研究假说相悖。本文研究根据实际情况将苹果种植面积> 8 亩、4 ~ 8 亩、≤4 亩分别界定为大规模、中等规模、小规模，其中，在所有47 家合作社中，苹果种植面积> 8 亩的社员比例为10% ~ 50%,4 ~ 8亩的社员比例最低占20%、最高占80%,≤4 亩的社员比例低于50%,具体情况见表2.统计结果显示，样本合作社的社员异质性水平为0. 16 ~ 0. 46.

　　模型检验结果之所以与预期不一致，本文作出的解释是，当社员异质性较低时，意味着种植规模在不同社员之间差异较小，蕴含在背后的深层含义是不同社员向所参与合作社惠顾的苹果数量较为相近，在这种情况下，社员一旦违背惠顾承诺就很容易被合作社所识别，从而对搭便车行为起到了约束作用。但是，社员异质性较高情况下将直接产生两种效应，一是合作社识别社员是否履行惠顾承诺的成本大幅增加，二是合作社内部种植规模大的社员搭便车激励上升，主要原因是种植规模较大的社员较易受到外部市场诱惑，因为其他市场主体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考虑往往会向这类农户提供更高的交易价格。 选择性激励系数为正，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选择性激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合作社内部搭便车程度，但是这一效应不具有统计上的显着性，前文的研究假说未能完全验证。根据调查，样本合作社中有15 家在购销合同中没有规定奖励或惩罚条款，占31. 9%,这些合作社主要是依据收购价格升水的方式来促使社员履行惠顾承诺，继而追求集体销售的规模经济效益。样本合作社中有8 家在购销合同中只规定惩罚条款，另有10 家只规定奖励条款，共占38. 3%; 其余的14 家则在购销合同中同时规定了奖励和惩罚条款，占29. 8%.

　　变量之所以不显着主要原因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价格升水和二次返利的激励效应偏低。实地调查所掌握的情况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在2009 年，样本合作社收购社员苹果的价格升水在0. 1 ~ 0. 4元/公斤，绝大多数在0. 2 元/公斤左右，但同时市场上的一些龙头企业和批发商不仅提供较合作社略高的收购价格，而且还会提供上门收购服务，帮助农户降低交易成本，这就削弱了一些社员向合作社惠顾的积极性； 在二次返利方面，绝大多数合作社都更加强调资本贡献的回报，对产品惠顾的二次返利份额较低，因而也就不足以诱导社员完全履行惠顾承诺。第二，惩罚条款的约束力不强。由于社员普遍存在的短视局限，兼之对惩罚条款可能存在的排斥心理，以及惩罚条款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困难，因此，即便在购销合同中规定惩罚条款，合作社内部搭便车激励依然存在。

　　合作社类型系数为正，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生产大户或农村基层组织创办的合作社相比，贩销户或涉农企业创办的合作社内部社员搭便车程度相对较高，但是这一效应不具有统计上的显着性。在47 家样本合作社中，由生产大户或农村基层组织创办的有19 家，占40. 4%,由贩销户或涉农企业创办的有28 家，占59. 6%.经调查发现，与生产大户或农村基层组织创办的合作社相比，贩销户或涉农企业创办的合作社在利益分配时相对倚重资本贡献的回报，与普通小农户之间的利益诉求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因而其内部搭便车程度相对更高。

　　成立时间系数为负并在1% 的置信水平显着，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成立时间越久的合作社内部搭便车程度越低。在样本合作社中，成立时间最短的为3 年，最久的为7 年，平均在5 年左右。通常情况下，成立时间久的合作社运行更规范，因而容易赢得社员信任，这种信任包括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其中认知信任主要与合作社能否提高社员收益联系在一起，而情感信任则主要受到双方之间相互依赖性的影响。社员对合作社较高水平的信任有助于减少其与合作社交易的戒备心理，因而具有较强的惠顾承诺履行激励。

　　有无冷库系数为负，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没有冷库的合作社相比，有冷库的合作社内部搭便车现象相对更为普遍，但是这一效应不具有统计上的显着性。在所有47 家样本合作社中建有冷库的合作社有17 家，占36. 2%.在调查中发现，建有冷库的合作社为了充分利用闲置库容、加速资本折旧，在收购社员交付的货源时更倾向于以赊款的形式交易，目的是腾出足够的资金向非社员农户收购。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合作社向社员口头承诺的赊款期限一般在一周至一个月不等，但是在苹果集中上市期间市场行情往往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很可能迫使合作社作出延后销售的决策，这将导致赊欠的货款不能及时兑现，容易引起社员担忧甚至恐慌，因而社员就有将其产品销售给其他市场主体及时获取货款的交易激励。另外，未建冷库的合作社在收购社员交付的货源后存在两种选择，一是在较短的时间内统一销售出去，避免腐烂造成的无谓损失，社员在较短时间内获得相应货款； 二是先将收购上来的货源存放在其他冷库然后择机销售，但因期间需支付相应租金，存放时间通常不会太久，赊款时间较易为社员所接受。

　　五、结论与启示

　　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组织形式，但因固有的集体产权特征，社员搭便车激励始终存在。本文研究以苹果产业为案例背景，利用实地调查数据考察合作社内部搭便车现象，重点分析了社员规模、社员异质性、选择性激励等因素对合作社内部搭便车程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调查发现，在样本合作社内部搭便车现象非常普遍，原本理应惠顾给合作社的货源被社员私售给其他市场主体。

　　进一步研究表明，在社员规模越大或社员异质性越突出的合作社，内部搭便车程度越高； 选择性激励对社员搭便车程度的影响不显着，原因可能是选择性激励执行效果欠佳； 合作社成立时间对合作社内部搭便车程度的影响为负。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缓解合作社内部搭便车现象： 第一，设立资格门槛筛选合适社员以适度控制社员规模。合作社扩张社员规模的目的是增加货源数量以提高集体谈判力量，如果社员数量的扩张加剧了合作社内部搭便车问题，则货源数量不仅不会增加反而可能下降，而且更严重的是流失的这部分货源通常质量相对较高。事实上，非社员生产的产品也是合作社的主要货源，合作社可以通过以高于市场价的收购价来激发非社员的交易积极性。第二，鼓励耕地在合作社内部自由流转以降低社员异质性。从实地调查中了解到，苹果主产区很多小农户的种植规模仅为1 ~ 2 亩，这类农户的劳动时间更多地投向非农就业，因此，鼓励这类农户将耕地流转给其他专业化农户，不仅能够降低社员异质性，而且也有助于控制社员规模，从而缓解合作社内部搭便车问题。

　　第三，切实执行选择性激励措施并提高激励强度。

　　选择性激励的有效性一方面取决于制度本身，另一方取决于制度执行。对于制度本身来讲，为了避免社员对惩罚措施的排斥心理所引起的负面效果，合作社可以更多地使用正面激励，并且要保证激励强度足以抵消社员搭便车的冲动； 对于制度执行而言，合作社应切实加强贯彻力度，使制度本身成为一种可置信承诺，从而提高社员对合作社的依赖性。

　　参考文献

　　1. Araral,E. What Explains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mmons? Theory with Econometric Results from the Philippines. World Development, 2009,37( 3) : 687 ~ 697

　　2. Barney, J. , and Zhang S. Collective Goods,Free Riding and Country Br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2008,4( 2) : 211 ~ 223

　　3. Baland, J. and Platteau, J. The Ambiguous Impact of Inequality on Local Resource Management. World Development,1999, 27( 5) : 773 ~ 788

　　4. Borgen,S. Rethinking Incentive Problems i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2004,33: 383 ~ 393

　　5. Cook,M. The Future of U. S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A Neo-Institutional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5,77( 4) : 1153 ~ 1159

　　6. Cardenas J. ,Stranlund J. , and Willis C. :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Burden-Sharing in the Provision of Loc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EcologicalEconomics,25( 4) : 126 ~ 134,2002

　　7. Kurian M. , and Dietz T. Irriga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A Study In Method With Reference To The Shiwalik Hills,Haryana. Institute Of SocialStudies,Working Paperseries No. 374,2003

　　8. Fischer,E. , and Qaim,M. Smallholder Farmers and Collective Action: What Determines the Intensity of Particip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GermanDevelopment Economics Conference,Berlin 2011,No. 28

　　9. Gadzikwa,L. ,Clyne,M. , and Hendrikes,S. Horizontal coordination and free-riding in a group of certified organic crop growers: an enpirical sdutyof the Ezemvelo Farmers'Organization in South Africa. Africa Journal of Agriculral Economy Review, 2007,1( 2) : 120 ~ 144

　　10. Kidwell,R. ,Nygaard,A. , and Silkoset,R. Antecedents and Effects of Free Riding in the Franchisor-Franchisee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BusinessVenturing, 2007,22: 522 ~ 544

　　11. Naidu S. C. Heterogeneity and Collective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Common Forests in Himachal Pradesh, India. World Development,37( 3) : 676 ~ 686,2009

　　12. Olson,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

　　13. Rokkan A. I. ; Buvik A. Inter-firm Cooper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Free-riding Behavior: an Empirical Study of Voluntary Retail Chains. Journalof Purchasing and Supply Management,2003,9( 5) : 247 ~ 256

　　14. Vorlaufer M. ,Wollni M. ,and Mithofer D. : Determinants of Collective Marketing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Kenya's Coffee Cooperatives.

　　Selected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IAAE Triennial Conference,Foz do Iguacu,Brazil,18 ~ 24 August,2012

　　15. 马彦丽，孟彩英。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 农业经济问题， 2008( 5) : 55 ~ 60

　　16. 谭智心，孔祥智。 不完全契约、内部监督与合作社中小社员激励。 中国合作经济评论，2011( 4) : 2 ~ 21

　　( 作者单位：蔡荣： 南京财经大学CFSSS 中心，南京，210003;王学渊：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杭州，3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