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 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 “困境” 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 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 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 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 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 构建具有 “镶嵌式自主” 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 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 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 培育社会美誉度。

　　关键词: 农民专业合作社 社会信任 现实困境

　　就理论层面而言， 农民合作社组织大量设立及良性发展， 可在实现农业生产要素集聚和优化， 加强小生产与大市场联接，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农民经济效益， 促进农业集约化、 规范化、 品牌化， 降低市场风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这一意义上看， 农民需要合作。但当前农村的客观现实却是另一番“景象” : 一方面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 而另一方面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 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 的现实“困境” 之中， 最终带来的是合作社的“虚假繁荣”。基于此种现实， 笔者以社会转型过程乡村信任为切入点， 对此做一剖析并试图从中寻求有助于农民合作社良性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虚假繁荣” :粗放型增长中的“异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合作社组织数量长足发展， 截至到2011 年底， 合作社总数达50. 9 万个， 比2010 年底增加15. 7 万个， 增长44. 7%， 平均每个合作社带动 105 户。 然而农民合作社发展仍然存在着诸多“困境” 且已形成“合作悖论” : 一方面， 从理论上看， 农民必须合作起来才有出路; 另一方面，在实践中， 农民却很难真正走向合作， 甚至合作好处摆在眼前且成本不高， 农民依然选择不合作。何以如此呢? 其原因如下:

　　首先， “外部力量” 大量介入致使合作社组织的“民间性” 严重缺失。目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呈现出创建主体多元化特点， 但是来自于农民之外的少数处于相对“强势” 地位的“非小农群体” 力量如基层政府、 村干部、 涉农部门( 科协、 大学生支农志愿者、 供销社、 信用社) 、 龙头企业或其他经济实体的“负责人” ( 用农民话言之， 这些人都是“干部型” 组织者) 参与较多; 相反真正由农民自己兴办的则是少之又少。据学者对各地140 个合作社最初倡议者和发动者的抽样调查， 由政府发起的占 55%， 营销大户发起的占37. 1%， 龙头企业和当地技术人员发起的约占 29. 3%， 而由普通农户发起的仅占17. 9%。 另据孔祥智等人调研， 合作社由广义上的政府机构( 县乡镇政府、 技术部门、 供销社及科协系统等) 出面组织的占到54. 5%， 而由“农村能人” ( 即乡村干部、 技术能手和专业大户) 发起的占到45. 5% ( “乡村干部” 通常也被农民认为是政府干部) 。显然， 农民眼中的“干部型” 组织者是合作社组建的主导者。依托“干部型” 组织者又会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合作社的初始产权结构， 而初始产权结构异化自然要引起决策机制的偏差， 故而导致各地合作社中大量存在着“一股独大” 及组织中重大决策由领导人独断局面。其结果自然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在其中扮演着合作中的“配角”、 摆设甚至是“被排斥” 境地， 组织的民间性及代表农民利益之价值理性也就随之旁落。最终导致“真正体现农民主体地位的合作社发育的程度极为有限” ， 天生就内在具有“精英俘获” 机制的大农主导型合作组织成为农民合作组织主体。之所以会这样， 一方面是某些干部为套取国家涉农领域资金、 项目或政策优惠而与乡村所谓“精英” 或“能人” 进行“合谋” 成立合作经济组织， 能够参与到组织之中的也多是他们的家族或亲戚， 从而形成了小范围的利益集团， 排斥了无关系的农户; 另一方面“压力型行政体制” 下， 上级政府将组建合作社任务或指标进行“纵向发包” ， 然后再依据任务完成情况考核下级干部。为争取政绩和提拔， 一些基层干部不得不去弄虚作假或做表面文章， 直接驱使了大量“有名无实” 的“皮包” 合作社、 伪合作社及空壳合作社产生。

　　其次， 合作社发展客观实在与农民主观意愿之间“结构性偏差”。合作社领办主体多为基层政府、 村干部、 涉农部门、 龙头企业或其他经济实体的“负责人” ， 而每一种依托的介入都有其特定的利益动机， 这样也就内在导致了其组建合作社的主体追求与农民的实际需求之间的“偏差” ， 即合作社

　　与农户间服务供需对接失衡。表现之一: 供需双方服务优先序存在较大“错位”。调研结果显示， 合作社服务供给优先序依次为: 市场信息、 农业技术、 生产资料供应、 农产品销售、 金融和农业保险等服务。而入社农户对合作社的服务需求优先序则是: 农产品销售、 农业技术、 金融、 市场信息、 生产资料供应等服务。显然， 农户最关心产品的价值实现( 销售) ， 其次是产品的生产( 技术、 资金、 生产资料投入等) ， 最后才是产品保险。比较合作社和农户对服务优先序的偏好， 不难发现双方服务供需对接存在的结构性失衡。表现之二: 合作社技术服务供给内容单一与农户技术服务需求日趋差异和多元化之间的“张力”。农户入社主旨在于解决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 如技术、 信息、 资金等， 但必须看到的是， 入社农户对合作社的技术服务需求又与自身特征相关。农户家庭收入水平越高以及耕地分块越多的农户， 对农业技术服务的需求越强; 曾经接受过技术服务和技术培训的农户更倾向于需要高级的农业技术服务。表现之三: 合作社的信贷担保能力不足与农户融资需求增大之间的“困境”。尽管合作社已被赋予“法人地位” ， 但多受自身规模、 发展状况及成员出资额限制， 金融机构还是认为其不够“正规” ， 向其贷款风险高收益小， 以至于绝大多数合作社正规信贷可得性比较差， 只有极少数规模较大、 经营能力强的合作社方有可能获得贷款。也就是说， 合作社受各种因素约束， 其金融服务功能还不够强大， 与农户资金需求不相吻合。以合作社名义申请贷款难以获批， 更遑论以合作社名义为成员提供信贷担保。合作社的信贷担保功能受到严格限制， 在合作社资金不足时甚至需要成员联保贷款去缓解资金缺口， 合作社和成员间的金融服务角色完全换位。

　　第三， 合作社低盈利及服务能力与农民高期望值之间的“落差”。乡村市场化转型进程中， 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就在于， 大多数农民在刚刚迈过温饱门槛之后就已将主要精力投向了越来越自由和开放的经济领域， 由此“发家致富成了其支配性的价值信仰” 。此种情形下， 农民行动逻辑的立足点自然是着眼于个人眼前利益的“最大化”。这也是当代中国“正在市场化” 小农的经济理性的一种必然。而且， 这也成为他们加入合作社组织与否的首要标准: 借助于“集体力” 寻求最大限度“合作剩余”。半数以上入社农户认为参加合作社获利不多。至于在“减少生产资料费用” 和“资金借贷” 方面更是如此， 回答为“没有好处” 的分别要高达 63. 4%和 62. 5%。目前绝大部分的合作社盈利能力不强， 有盈余合作社不足一半， 且盈利水平不高， 同时盈余分配有亲资本倾向。换句话说， 大部分收益被大农户和精英 俘获 ， 普通农户能够从中获得的盈余分配是少之又少 这种盈余分配状况也是与 被合作 中 异化 的股权结构和决策机制有关 另据笔者在实地走访东 中 西各地许多农村为数不少的农民， 也证实了此种情形， 农村中， 未入社农户的普遍感受是 入社好象也不比没有入社有多少好处 合作社就是 搞点技术服务或培训而已 ， 更有不少农民甚至提出合作社 到底能给咱老百姓带来什么实惠? 合作社不像宣传和干部说的那样好啊 入社农户也明确提出， 归根结底是收入要提高， 光思想提高不管用 ; 看不出合作社 统一经营 的迹象， 更体现不了市场议价能力， 也没有二次分配或返利这一说。

　　二、 农民合作社组织难以发展的根源:基层社会信任的缺失

　　许多合作社是被搞起来了， 然而现实是“合作” 成了政府和乡村精英的事情， 普通农民漠不关心。甚至大量出现了农民所言的“合作合作， 第一年合作， 第二年红火， 第三年散伙” 的现象。之所以如此， 其实质就是处在“被组织” 或“被合作” 情形之中农民社会信任不足的“外化”。因为中国农民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 ， 而是在臣民文化束缚下主体性地位不足和臣民意识浓厚的“原子化农民”。正如论者分析的， 从分田单干后大量事实看， 农民尚未学会用平等协商的程序建立起超家庭的合作信任组织。

　　第一， 农民对于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干部不信任直接致使其对“干部型” 组织者创建的合作社心存芥蒂。客观言之， 当前我国农民政治信任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层级差” : 按照自上而下层级排列， 农民信任度逐层递减且递减幅度依次增大。这意味着， 越上级的对象， 农民信任度越高; 越基层对象， 农民信任度越低， 信任水平下降速度越快， 故而农民对政府具体行为、 基层部门、 基层干部信任度最低。由此也就出现了基层“民心困局” 和“信任危机” ， 不仅如此， 更为主要的是， 信任危机存在还加大了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和服务难度及干部与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此种背景下， 致使农民对于居“强势”地位的“非小农群体” 出面组织的合作社持着“不抱希望”、“不会是好东西” 或“好事怎么会落到我身上”、“有关系的人的组织” 之怀疑心理， 加之干部为完成上面交给的“建社指标” 而不断“动员” 和“劝说” ， 农民最终只好在“近邻”、“熟人” 或“面子” 驱迫下无奈地加入合作社， 或者有的干部或能人索性将自己的熟人、 家族或亲戚“合作” 起来， 合作社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民间性特质， 自然难以有实质性发展。

　　第二， 在合作社内部， 组织者与社员及社员与社员之间的低度信任， 阻碍了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优化与良性发展。在被合作情景中， 农民只有在认为加入合作社能够为其带来经济收益预期下， 才会选择加入合作社， 故而他们与组织者之间是一种弱信任关系。同时， 由于对未来预期信任不足， 一方面他们不会为了获得不多收益而大规模投入和承担风险， 直接造成了面对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合作社财力紧张， 严重依赖于组织者出资或政府财政扶持， 并导致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只能严重偏向于成本低、 风险小的项目( 如技术和市场信息服务) ， 终而造成了供需主体之间“距离” 过远，供求信息不畅、 不对称或脱节; 另一方面又因当前合作社组建格局是“强者牵头， 弱者参与” ， 强者与弱者之间地位不对等带来了经济目的的不一致且缺乏紧密利益和情感关系， 只能形成一种弱信任， 故而普通农户往往易把合作组织等同于组织领导者， 自己只是消极参与， 得益了认为是理所当然， 不成功则对组织领导者抱怨不满， 甚至于怀疑组织者、 理事会“成立合作社的动机是为自己得利， 不是为社员分忧” 。当然， 不否认在一些经济能人建立的合作社中存在着以亲缘为纽带的强信任关系， 但要看到的是， 此种所谓的“合作社” 旨在追求家庭或家族利益最大化， 其对非亲缘关系农户持排斥态度; 与此相似， 在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强信任作用下， 也极不乐意让外地人乃至非本村人加入合作社。实际上， 合作社内部这种“强信任” 是对组织以外乃至于乡村社区其他农户弱信任或极不信任的“彰显”。

　　此外， 还与合作社在乡村社会的知名度、 美誉度和信任度不高密切关联。许多农民不参加合作社， 一方面是与其对合作社制度不了解有关， 据学者调研， 农村中有 41. 5%的农户对合作社制度“一点也不了解” 或“不了解” 。也就是说， 绝大多数农民对合作社认知度是比较低的， 更不用说去加入或组织合作社了。换而言之， 就是说合作社知名度不高制约了其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即或是对合作社制度有所了解的农户， 其入社意愿也不浓厚， 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对合作社组织负责人不信任。大量农户认为合作社负责人没有经营头脑， 不能带大家致富， 更有不少农户认为合作社是在乡村中少数“有关系的人” 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 出于此， 他们担心入社后自己投入的资金会被挪用或挥霍， 未得到收益反给自己造成损失， 故而拒绝入社; 二是对合作社缺乏认同。大量的被调查者认为， 当前的合作社和其它涉农公司没有太大区别， 都是以营利为目的， 对入社社员没有优惠，甚至不如没有入社的农民卖产品时得到的价格高， 其给农民带来的实惠是很有限的。

　　总而言之， 村民之间的社会信任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影响的村民合作意愿和能力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产生、 存续和持续发展更为必要。从这一意义上说， 当前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及合作社“异化” 是乡村普遍存在着的社会资本不良和信任危机之“必然结果” ， 反过来， 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落及合作社“异化” 又更加强化了乡村社会信任失序。两者之间已经形成恶性循环， 并最终带来的只能是农民在被合作状态下乡村合作社数量的“粗放型增长”。

　　#p#副标题#e#        三、 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良性发展的路径选择

　　促进合作社的良性发展， 应以社会资本为立足点， 充分利用网络时代的社会结构、 社会资本和新兴科技， 以透明公开为准则， 在整饬吏治基础上创建新型的社会经济组织和新型的乡村治理结构。由此， 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 理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 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 embedded autono-my) 能力的政府。“合作社是兼具企业部门和社会部门功能的组织” 。当前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已不是政府力量“要不要介入” 而是“如何介入” 及“介入到何种程度” 的问题: 若介入过度则会使合作社发展陷入到“诺思悖论” 之中; 若不介入单靠农民合作组织又实难发展。这种“两难” 决定了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关键不是分离政府和社会， 而是需要政府在合作互惠基础上通过一定制度安排， 建立其与社会( 市场) 之间的“制度性关联” ， 并使这种关系制度化、 常规化和公正化， 以达成它们的相互有效嵌入。换句话说， 就是政府必须保持自主性， 同时又要与社会( 市场) 保持适当联系， 两者之间“适当的结合” 即为“镶嵌” ( embedded) 。从这一意义上分析， 两者之间既要有明确职能划分， 又要“努力实现政府行政推动与农民自我组织的有效对接， 政府依法管理与农民依法自治的良性互动”。而要做到这一点， 笔者认为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 政府应当扮演好四个角色: ( 1) 监管者角色。制定相关政策和发展规则; ( 2) 助产士角色。借助补贴、 资助、 减税等措施， 吸引私人企业进入新领域; ( 3)激励者角色。借助于教导、 培育、 激励驱动力量使行为主体更加积极活跃; ( 4) 供给者角色。直接参与和支援私人投资的生产活动， 在其已经相当健全时解除支持。简言之， 就是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政府的真正作用是: 鼓与呼， 疏与导， 培根壅土， 服务协调， 并最终建立起协调、 服务和激励三种常态机制。

　　其次， 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 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乡村社会资本呈现出“多元并存” 情态:既有传统社会资本， 也有现代社会资本， 更有处在新旧杂陈状态中的社会资本。其中， 传统社会资本，交往偏好立足于村落和家庭、 邻里熟人等“强关系” 范围之内的“内倾型关系网络” ， 以及镶嵌在此中的“差序式” 特殊信任， 和奠基于“乡民意识” ( 传统文化、 公社文化) 基础上的“无我” 价值取向; 现代社会资本， 则主要是由农民建立在业缘认同和人际关系日益理性化之上的“弱关系” 倾向下的“自治性社会关系网络” ， 追求利益和效率最大化而成的普遍信任及契约信任， 乃至于权利意识支配下的公民文化。前者亦即“亲熟型社会资本” ， 其信任半径拘囿于熟人范围， 故其带来的合作仅局限在半径狭窄熟人范围之中， 而对此外之人则是少合作或不合作; 后者可称为“公民型社会资本” ， 则有利于走向更大范围的合作。基于此， 对于亲熟型社会资本， 需要进一步整合并引导其发挥正效应， 减少负效应; 公民型社会资本则需要加大培育力度， 两者结合最大可能地拓展乡村社会资本数量。为此， 首先政府、 能人或合作社出面组织多样化和持续性的以文娱为主体的喜闻乐见的社区活动( 村民运动会、棋牌比赛等有特色活动; 组建村民社团组织， 引领村民共同搞好文化娱乐活动; 农闲时节进行扭秧歌

　　活动， 邀请当地剧团为村民演出或播放公益电影等) ， 促进村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增强社区认同感和信任水平的提高; 其次注重利用乡村地域特色文化资源， 像庙会、 游花灯及重大节日仪式来增大和拓展人际之间交往频次; 最后， 各级政府先要改变对“三农” 领域“白眼” 政策， 树立起新价值取向引导下的经济、 效率、 效能与公平等施政观念， 在此基础上促使基层官员或干部利用各种举措动员民间社会组织资源， 发展农民协会、 村民议事会及专业经济协会等新型社会服务组织， 并为其发展提供合法性支持和经费保障。

　　第三， 采取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所谓“公民意识” ( civic - ness) 是指在由公民组成的共同体( civic community) 中， 民众对共同体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 对共同体价值的认同和对公共规范、 公共原则的维护。 公民意识的生成离不开社会实践。其中参与通道的制度化、 充分性和有效性， 直接决定着农民参与的效能感， 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民意识培养的成效。因此， 需要在农村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民社会参与机制: 一要加强农民参与的制度化、 规范化、 程序化建设， 完善农村地区的选举制度、 听证制度、 信息公开制度、 参与立法制度、 社区矫正制度、 陪审制度等。二是强化农民参与的直接、 间接渠道， 如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行政复议制、 民众定期议事制度等。例如一些农村推行的“4 + 2” 工作法( “4 议” ， 即村中重大事情要有农民的提议、 商议、 审议和决议; “2 公开” ， 即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公开接受群众审查) 、“四个覆盖” 社会管理模式( 在农村全面实现维稳组织、 基层民主组织、 经合组织、 基层党组织的全覆盖) ， 其意义就在于拓宽农民参与渠道的同时， 也确保了参与的深度。此外， 加强农村传媒建设， 条件成熟的地方可尝试利用信息技术， 建构网上沟通互动平台或决策信息的手机发布， 实现所谓的“电子民主” ( 可同时让更多人直接了解、 参与、 影响政策制定， 达到民众与决策者双向即时互动) 。三是提高农民参与的自觉性、 主动性， 由动员型向自主型转变， 并建立健全参与机制， 保证公民的监督权， 使得民众能够了解公共事务和自己的利益所在， 并在得知和开始重视他人要求时， 升华自己的公民意识。四是采取各种方式开展对农民的公民意识教育。加大对农村教育投资， 拓展受教育范围， 也应成为公民意识教育形成的重要途径。为此， 可在不断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实现比率前提下， 通过创办夜校、 农闲学习小组等项目， 实施对成年农民的再教育。在观念灌输方面， 可将公民意识作为思想政治课的重要内容纳入到学校教育课程体系当中， 强调学生合作学习、 参与式管理、 课外活动和其它体验的方式以确保学校公民教育目标得以实现; 并通过“孩子带动家长” 方式， 催化农村社会对公民意识的关注。此外， 还应通过农民生动活泼的精神文化娱乐活动， 加强对公民意识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的宣传与濡化。

　　最后， 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 培育社会美誉度。“发扬体量优势， 提高谈判地位” 是合作社的重要的职能和利润来源。一方面， 先要完善合作社的法律体系; 专门开展针对符合条件合作社的税收优惠和信贷支持政策; 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合作社的责任， 采取财政资金引导、 适当减免金融机构向合作社及其成员提供信贷服务的营业税等措施， 形成包括政府财政、 政策性金融机构、 受信农民合作社、 担保企业等多方合理分担风险的机制， 构建金融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平台; 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探索适合农民合作社特点的信贷抵押担保制度; 促进合作社制度创新， 允许发展资金互助组织， 提升合作社自身筹资和融资能力。另一方面， 在有效运作和内部经营管理提升上， 政府出资建立有要求、有经费和有考核的制度化的合作社培训工作体系: 加强对合作社“负责人” 的培训， 培训内容至少要包括市场经济和管理学知识、 网络等信息获取技术、 引入诸如企业家等人员对负责人进行谈判技巧的专门培训。通过此来提高负责人的综合管理、 成本控制、 市场信息获取和谈判四种能力。同时， 还要加大对合作社“技术骨干” 培训， 选择合适的技术和方案; 授课技巧要充分考虑到培训对象的技术基础和接受能力， 注种采用浅显易懂的群众语言; 授课形式宜以实地示范为主; 授课时间安排充分利用农闲季节; 授课技术手段可充分运用各种技术手段， 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培训对象上，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应把乡村两级农业干部纳入。注重在乡村利用歌曲、 宣传手册等对农民进行合作社知识、 作用等方面的传播。

　　总的来说， 诸多举措旨在构筑和营造乡村社会转型期农民组织化所需要的社会基础———信任机制和信任文化: 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 能力的政府， 在于促使政府与社会之间互信; 乡村社会资本再造， 在于改善村落社区内部的信任; 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 在于提升农民的主体性和效能感; 合作社盈利能力和社会美誉度提升， 在于增进合作社与民众之间的信任 也惟有几个方面的交织叠合方能扭转乡村已出现的信任结构失调和信任不足， 进而推进农民自身组织化进行 信任与合作是无法分开考察的， 信任自然导致合作， 而合作中也必然包含着信任 在没有合作需求的人们之间， 无所谓信任的问题， 没有信任的所谓合作， 最多也只是有了合作的形式， 实际上只是互为工具性的 共事 而已这也是中国农民 被合作 而难以走向 真正合作 的缘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