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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祖辉等:农业合作社的分析主题、 理论框架与研究视域:一个文献进展述评
作者:邵科 黄祖辉     来源:《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2 年03期     日期:2013-06-27  浏览:893

  摘 要: 被理论界视为企业、 联盟或者契约集的农业合作社, 在最近几年时间里又取得了新的研究进展。就分析主题而言, 国外主要关注合作社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组织变革与合作社的绩效评价, 国内则在关注制度环境、 组织制度以及社员收益等问题;就理论框架而言, 国外仍然侧重在以新制度经济学框架分析合作社, 国内在大量应用新制度经济学框架的同时也在尝试其他多学科地探索;就研究视域而言, 国外开始将视野水平拓展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国内则不但坚持借鉴国际合作社主流经验, 还更加聚焦于基于实践驱动的研究问题。

  关 键 词: 农业合作社; 文献综述; 新制度经济学

  对于农业合作社的理论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上世纪40 年代经济学家用一般经济理论去分析合作社行为的形式模型开始, 其后的几十年时间里经济学研究者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献。对于这些合作社理论研究, Staatz( 1989)基于“垂直一体化的形式”、“企业” 和“联盟” 的三个维度进行了系统综述,随后, Cook,Iliopoulos & Chaddad( 2004)进一步沿着 Staatz 的分析思路, 重点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到本世纪初的农业合作社文献分别基于“企业观点延伸”、“联盟观点延伸” 和“契约集观点延伸” 的思路进行了新的综述, 很好地梳理了上世纪后半叶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经济学文献, 并总结认为研究合作社的理论方法已经从更为形式化的新古典主义模型转变为更为行为学假设的契约和联盟思想。当前欧美国家的农业合作社发展已经放缓了脚步, 开始面对深刻转型, 但最近几年, 国际上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理论研究仍然在稳步向前。与此同时, 伴随着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蓬勃发展, 国内理论界的研究热情也是不断增长, 尤其是2007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之后, 合作社的研究论文更是持续激增, 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以合作社为主题展开硕、 博士毕业论文的研究设计。本文尝试对新近几年的国内外农业合作社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 以期进一步解读当前农业合作社分析主题、 理论框架与研究视域进展,也为实践部门提供理论参考。

  一、 农业合作社的分析主题

  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 国外的学者既关注到了合作社组织在全球化市场条件下、 在供应链整合加剧情况下所面临新挑战; 又关注到了成员异质性所带来合作社发展挑战。面对这种双重挑战新环境, 学者们自然会去关心当前影响合作社成功的因素, 合作社的效率与绩效也依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领域之一。并有像Soboh,Lansink & Dijk( 2012)等研究者在比较合作社和投资者所有企业之间的效率。只是亦如Rafat, et al( 2009)所言, 农业合作社的绩效依赖于他们的商业目标, 被定义成了不同方式, 关于合作社财务绩效的实证研究被分成两种类型: 基于企业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强调会计技术的研究; 以往的关于合作社绩效的实证研究文献并没能完成对合作社目标的陈述, 合作社的绩效测量仍然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差距。

  对于国内而言, 合作社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学者的研究主题仍然有相当大的比例在关注合作社的制度环境。门炜和任大鹏( 2011)在文章中特别指出了外部资源对处于发展初期的合作社的重要性; 刘婷( 2011)基于ANT 视角指出了不同区域环境会造就不同行动者, 使得合作社具有差异化形成路径。不过, 学者们对于合作社的关注也在不断地向组织内部推进, 比如近些年来关于合作社治理结构、 合作社的效率以及绩效的分析也不断增加。

  同时, 除了关注合作社层面的制度与行为, 基于社员层面的研究在不断深入。根据中国合作社特有的核心与普通成员间的差异化特征, 郭红东,杨海舟和张若健( 2008)实证分析了影响社员对社长信任的因素; 王军( 2011)讨论了社员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机制问题, 特别指出了该约束机制对于防范合作社经营者侵害普通社员利益等方面的作用; 黄胜忠和徐旭初( 2008)更为明确指出了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所鲜明的成员异质性特征以及其对合作社组织结构的影响。进而学者们开始基于农户视角关心农民参加合作社给其自身收益所带来的影响问题, 伊藤顺一、 包宗顺和苏群( 2011)的研究发现合作社对小规模农户经济效果明显, 但对大规模农户效果不显著, 不过更多的研究者比如孙艳华,周力和应瑞瑶( 2007)和蔡荣( 2011)发现合作社能够给农民增加收入。这些社员层面的研究推动了理论界更好地看清合作社的发展带给社员的影响, 也有助于解答实践部门的困惑, 即社员在合作社当中有着怎样的行为状态与实际收益。

  二、 农业合作社的理论框架

  首先, 仍然有不少学者在沿着“一体化”、“企业”、“联盟” 或者“契约集” 的观点在研究合作社。比如 Gall & Schroder ( 2006)把合作社分为传统、 新一代和学习网络三种类型, 然后聚焦于把合作社视为成员间联盟的研究, 同时讨论了合作社间的联盟问题。Terreros & Gorriz ( 2011)在关心垂直一体化对效率的影响, 并尝试在合作社和投资者所有企业之间进行比较。Salazar & Gorriz( 2011)在关心下游纵向一体化差异的决定因素, 研究发现更有效率的合作社是那些下游垂直一体化水平更高的类型。Fousekis( 2011)则把合作社视为一个企业, 研究合作社间的空间价格竞争问题。Hendrikse ( 2005)仍然将合作社视为一个契约集, 进一步将 Hendrikse & Veerman( 2001)当中的讨论进行深化, 在那篇文章中不完全契约能够被视为一个简单的长期合约, 也就是并不允许在或有的环境条件下进行权威分配,或有的长期合约在 Hendrikse ( 2005) 当中进行了考虑, 这使得陈述关于农业合作社的内部重建不同问题变得有可能。

  其次, 仍有大量研究者在基于合作社领域最常用的新制度经济学范畴的产权、 代理和交易费用理论等展开理论分析, 比如关心经典的社员搭便车问题。不过, 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尝试将其他学科范畴诸如成员承诺以及社会资本等概念引入到对合作社问题的研究当中,进一步拓展了合作社的研究思路。

  国外的这种理论分析框架进展也在影响着国内学界。一方面, 国外合作社研究运用较多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等也开始被国内学者大量应用到了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中。比如崔宝玉( 2011)以及谭智心和孔祥智( 2011)在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进行合作社研究, 张雪莲和冯开文( 2008)在通过博弈理论分析合作社的决策权分割。另一方面, 像管理学、 社会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分析框架也在被引入到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中, 比如董晓波( 2010)在运用因子分析和路径分析方法研究合作社的高管团队问题,樊红敏( 2011)在关注合作社的组织内卷化问题, 由卫红,邓小丽与傅新红( 2011)运用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思路。

  三、 农业合作社的研究视域

  在最近的几十年时间里, 合作社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带动了学者们去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社发展情况。如 Calkins & Ngo( 2010)基于加纳的实证研究发现合作社组织的存在确实对于收益、 健康和生产者福利有积极影响, 这些收益还传播向周围的社区。Hellin, Lundy& Meijer( 2009)的研究发现包括农业合作社在内的农民组织为当地穷人创造市场工作机会上起着关键性的因素。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证明农业合作社对于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所带来的显著变化, 比如 Bernard,Taffesse & Gabre- Madhin( 2008)的埃塞俄比亚研究就发现, 通过成为合作社社员的方式并没有给农民谷物销售的总体商品化比率带来显著的提升, 不过, 这个平均结果隐藏了家庭之间相当程度的异质性。对于近年来较受关注的全球公平贸易问题, Valkila & Nygren( 2010)以尼加拉瓜的咖啡农民为例, 研究了公平贸易认证对当地农民、 合作社和劳动者的影响。

  随着近年来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关于中国合作社的理论研究也越来越多的出现于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其中, Garnevska,Liu& Shadbolt( 2011)和Zheng, Wang & Song( 2011)分别关注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成功因素和组织绩效等合作经济领域的 核心主题。Jia & Huang( 2011)关注到了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异质性存在, 及其对于合作社决策的影响。针对中国最近几年频发的由于农药残留超标等原因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 Jin & Zhou( 2011)讨论了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食品安排和质量标准的可行性。

  对于国内的研究者而言, 为了能够学习到国际合作社主流经验, 国内学者仍然在关注诸如丹麦和日本等国的合作社发展情况, 这些国家的合作社与政府关系以及合作社的组织形式等演变是国内学者比较关心的主题。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域主要还是聚焦于自身蓬勃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有明显的实践驱动导向。

  一方面, 黄季焜,邓衡山和徐志刚( 2010)在关注合作社的功能及其影响因素, 崔宝玉和陈强( 2011)注意到了当前面临资本控制的合作社对功能弱化的可能影响。孙亚范和王凯( 2010)在关心合作社的运行机制情况, 其中对于在中国非常鲜明的公司领办型合作社组织以及公司主导、 合作社参与的农业产业化模式, 研究者给与了较多的关注, 以郭晓鸣,廖祖君和付娆( 2007)为典型, 学者们较为认同未来的农业产业化模式中合作社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 合作社一体化将会更加明显。

  另一方面, 郭红东等 ( 2009 ) 以及王勇( 2010)在关心合作社的成长, 包括分析了影响合作社成长的因素及其成长机制。随着合作社的发展, 不少地区的合作社出现了进一步联合的情况, 这自然也引来了研究者的关注。对于合作社发展极为重要的信贷问题以及实践中出现的融资难情况, 郭红东,陈敏和韩树春( 2011)以及马丁丑等( 2011)也基于各自的视角在展开分析研究。对于合作社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而进行的资金互助探索, 学者们也在观察。

  此外, 针对农业部门为解决卖菜难等问题而推出的“农超对接” 计划, 胡定寰, 杨伟民和张瑜( 2009)以及李莹等( 2011)也进行了相应的分析, 并认为“农超对接” 能够实现多方利益共赢,但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 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对于更为根本的农业产业链整合加剧现实, 学者认同应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产业链上的角色,合作社需要进行制度变革以适应产业链革新。对于合作社的利润( 盈余) 归属与分配问题, 夏冬泓和杨杰( 2010)以及郑丹( 2010)都认同该问题的重要性, 同时也认识到目前合作社的盈余分配情况不甚理想, 需要改进。

   四、 总结与讨论

  总体而言, 由于国外合作社理论研究的起步早、 学科理论积累深厚并且分析工具不断创新, 使其在最近几年无论在分析主题还是理论框架上,都依然保持着前沿性与先进性; 并且近些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社实践不断发展, 他们的研究视域也不断拓展到了发展中国家, 这其中也包括中国, 这种研究视域的水平拓展给合作社界提供了新的宝贵资源可以进行深入开发, 给国际合作社的学术生命注入了新的活力。

  对于国内合作社研究者而言, 一方面他们看到了国际合作社理论界的发展轨迹, 最近几年正在努力追赶其理论步伐, 但由于国内学者所受的先期理论训练水平差异, 再加上与国际合作社界的交流依然不足, 国内理论界仍然与主流学界有着较大的水平差距。另一方面, 中国特殊的“大国小农” 状态下正在蓬勃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给中国的合作社学者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让其有机会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社理论, 去极大丰富和完善国际主流的合作社理论体系。

  为此未来的中国合作社理论界, 既需要加强与实践部门的沟通合作, 使得其能够帮助实务部门解决当前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棘手问题, 又需要更加加强与国外合作社一流学者的合作, 在引入国外先进理论更好武装自己的同时, 能把基于中国情境的合作社研究成果介绍给全世界, 使得中国的合作社领域能够融于国际主流理论体系之中, 并且争取有机会引领世界合作社运动发展。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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