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是农业产业中非常重要的组织,自诞生以来,在许多国家的经济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众多合作社中的一种,是我国特有的称谓,它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组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1]。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20世纪80年代为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而出现并日渐发展。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打破了其发展的法律瓶颈,得到了空前发展,理论界、管理层及农业实践工作者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也随之逐渐展开,诸多学者对其作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研究方法和视角日益丰富,这些研究对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指导意义。我们利用“CNKI学术期刊总库”和“万方数据资源系统”(2007—2012),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题进行检索,选取被引频次较高、发表时间较近的82篇代表性文献,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现状、发展模式、金融问题、农户参与意愿、成员素质、政府定位、治理、绩效等方面对其进行核理总结,以期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借鉴。

　　1.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现有文献在全国层面上对其发展的研究较少。除邓衡山等运用全国代表性的大样本调查数据,从组织服务功能的视角分析我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现状,并讨论其制约因素[2]外,研究者多基于某地区或某一农业生产领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现状进行实证调研。张民省等的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快速增加,但规模偏小、地区发展不平衡;服务内容逐步扩大和深 化,但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产业分布广泛,但主要集中在种植业、畜牧业中的蔬菜、水果、养蜂、家禽、生猪、养蚕等商品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开展业务多停留在科技含量较低的生产与销售环节[3~7]。总的来说,农民专业合作社分布广泛,多类型并存,发展中不断出现新趋势和新动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农民内生力量不足、服务功能不完善、管理不规范、缺乏科学的利益机制、人才和资金匮乏等问题的存在[8~9],令其发展不尽如人意。如樊红敏认为我国农民专业社出现了内卷化的现象,农业产业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和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没有出现预期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变革过程,小农户经济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没有出现农业现代化的革新和演变[10]。

　　2.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模式

　　现有文献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的研究视角呈现多样化,不同研究者根据各地区合作社的发展实践提出了多种模式,并对其进行了理论诠释与比较分析。李燕萍等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模式进行了详细的归纳分析,并构建了市场调节资源(市场拉力)与政府宏观调控(政府推力)的二维度模型,提出了双低驱动型、市场驱动型、政府驱动型、双高驱动型四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模式[11]。其他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郑丹、黄钢从科技角度着手,前者通过对中国农村科技合作社(科技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创建方式的归纳,总结出科技能人型、科技入股型、依托外部技术力量型、龙头企业型等创建模式[12];后者总结出“科技企业带农户”、“科技专家带农户”、“专家大院带农户”、“科技园区带农户”、“科技合作社带农户”和“科技农场带农户”等农民合作组织模式[13]。张怡然等将合作社组织经营模式分为生产要素合作(以土地经营权、劳动力、农用设备、设施、技术、资本入股)、股权单一、股份混和、股权转租以及股份参与5种,加以统计分析[14]。

　　在多种模式中,“能人带动”、“村负责人带动”、“合作社+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以“领头人”或“牵头人”划分的模式为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可。但总的来看,该方面研究多是对实践的简单总结,从理论上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进行最优验证与分析的较少。

　　
3.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问题

　　近些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与农村组织发展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服务需求相比还有明显差距。现有的金融渠道,以及依靠社员、农户融资都无法满足合作社的资金需求,融资难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基于实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多[15~17],研究者多从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筹融资能力、外部金融支持,以及政府政策环境等方面分析融资现状和应对策略[18~19]。如戎承法等对影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信贷可获得性的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能力、银社关系、社长背景与其信贷可获得性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无形资产、外部政策环境对其信贷可获得性有较大的正向影响,而财务管理情况对其信贷可获得性的影响不明显[20]。还有不少研究者从信用角度探析合作社融资难问题,如张承杰等认为融资难问题究其根源是“信用”问题,优化农村信用环境、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是解决融资难问题的有效途径[21~22]。

　　在具体对策上,杨凤敏通过剖析广西3个合作社典型案例,探讨了借助外来资本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路子[23];朱玲等提出运用“征信+信贷”模式创新央行金融服务方式[24];王海燕等借助信息经济学及博弈论理论,尝试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与金融机构间信贷融资的动态博弈模型,提出引入惩罚——补偿机制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破解合作社信贷融资难题[25];戎承法等基于对全国68家开展资金互助业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提出应当积极推广在专业合作基础上开展资金互助的融资模式[26];王仲远提出农村资金互助社主要与产品型专业合作社配伍,村镇银行、农村小额贷款公司主要与要素型专业合作社配伍,以及创新多种农村金融产品(如“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贷款方式、“五位一体”的综合服务方式、订单农业质押贷款)等措施[27]。还有研究者建议赋予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职能,以改善合作社的金融生存环境[28]。

　　4.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参与意愿

　　对农户参与意愿的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相关文献多是基于对较发达地区的调查而言,针对欠发达、不发达地区的调查研究较少。概括而言,研究者们较普遍的认为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因素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户主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认知能力等;二是农户的生产经营特征,包括兼业化程度、生产的农产品种类、生产规模、农业劳动力供给、生产经营风险等;三是农户对合作社的认知程度;四是政府对合作社的支持程度。农户对合作社的认知程度、政府对合作社的支持程度与农户的参与意愿正相关,而农户个体特征、农户的生产经营特征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者持不同观点。多数未运用模型分析的研究者,如郑适等认为,男性、受教育程度高、粮食作物占种植结构比重低、产品销售难的农户参与意愿强烈[29~31];而运用模型分析的研究者,如张红云等认为年龄、受教育程度、生产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不显著,也有人认为价格波动、销售市场的完善程度、专门投入等变量的估计参数不显著[32~34]。

　　此外,王克亚等基于对河南省欠发达农村农户的调查,提出了地形环境特征因素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认为山地和丘陵地区农户参加合作社意愿较弱,而平原农区农户参与意愿较强[35]。张美珍等提出,参与合作能否受益的预期心理对农民的合作行为与意愿有着显著影响[36],庄海静等基于对京郊延庆和通州区合作社的调研分析,提出相对于经济方面的需求不明显而言,社会因素导致的外在动机对社员的参与行为有更重要的影响,表现在农户受“社会取向”的群体行为压力、某些社会压力,以及政府资金支持的吸引而加入合作社[37]。张启文等利用冲量过程原理构建了波动分析模型,认为农民是否愿意参与合作社,除了市场和合作社因素外,主要取决于对他人的模仿[38]。

　　5.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素质

　　现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存在着人才瓶颈。一方面,合作社“天然地”具有益贫性,本身是弱者的联合,缺乏经营管理骨干和市场开拓、财务管理、农产品经纪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许多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青壮年农民多进城务工,造成了合作社成员素质偏低[39~41],使得合作社缺乏对长期利益的追求,其发展难以跟上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的步伐。

　　有关研究的关注点多在合作社“带头人”身上,并多采用实证分析。如,郭红东等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从社员对社长信任的角度分析得出,社长的素质(能力、人品、与社员的关系等)越强,社员对其越信任[42]。刘文凯等构建了优化的农民合作社带头人胜任力模型,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的选拔和培养提供了理论依据[43]。胡同泽等引入冰山模型,着重探讨了带头人素质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从外显技能(知识技能)与内在素质(动机、态度,个性、品性,社会角色、自我认识)两方面分析了带头人素质不高的原因[44]。

　　我国合作社教育极为缺乏的现状,多从政策层面着眼,提出要构建科学的合作社教育体系[45~46]。也有研究者从合作社社会功能着眼,提出合作社自身就是提高农民素质的场所,如李龙珠等认为合作社成员在农业新技术推广、市场营销、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培训锻炼,可为农民提高素质开辟新课堂[47];肖富群对广西贵港市农民问卷调查数据的研究认为,专业合作经营是锻炼和培育农民合作能力的重要途径,只是开展专业合作经营的时间较短,其锻炼、培育农民合作能力的社会价值尚未完全显示出来[48]。

　　6.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政府定位

　　各国合作社发展的实践说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需要得到政府的扶持,研究者普遍认同这一观点。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我国政府存在干预过多的情况;与此同时,对合作社的扶持力度不够,对合作社的扶持原则性的规定多,可实施的具体政策少,政府应从财政、信贷、税收、保险、教育、立法等方面着手,做好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工作[49~50]。研究者提出,应当明确政府的职责定位,把握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度,政府支持做到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在市场经济刚起步阶段,政府的支持是合作组织发展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未来的政策扶持和支持,要以增强合作社自力更生的能力为基点,政府介入的程度要逐步降低。赵国杰等引入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命周期分为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分化期,认为政府扮演的角色随之也从最初的引路人走向协调者[51];苑鹏从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得到启示,认为政府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重点是为其独立、自主发展建立公共服务平台,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而不是采取行政手段推进[52]。

　　7.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

　　农民专业合作社特有的产权制度安排,以及激励、监督等机制的缺陷,使其治理难免出现“内部人控制”、“搭便车”、民主决策机制的弱化与丧失、内部权力分配不平衡、监督被虚置、利润分配的资本化倾向等失范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成员利益[53~55]。规范合作社治理和纠正合作社失范问题有赖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共同作用,尤其正式制度的保障是合作社健康发展的基础。学者们近几年的研究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现有的各种正式制度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如对如何提高成员素质这一问题,研究者针对肖湘雄等提出应规范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关系、完善农地产权结构[56~57],骆清从投资者、管理者、社员三方面对激励机制进行了分析[58];谢霓泓通过对决策机制的分析,提出坚持“社员大会制”、引入理事回避表决制度、构建“能人”治社与民主管理相协调的运行机制等改进措施[59];黄敏等对社员入社行为监督机制的探讨表明,完善信息沟通渠道可使监督效果加强,加强信誉体系的建设可降低合作社运行的管理成本[60];刘君提出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合作社的分配方式应集权一些,而处于成长阶段的合作社的分配方式应由单一的按交易额分配转变为按交易额与按股分红二者相结合[61]。

　　委托—代理理论是分析合作社治理问题的常用理论。如马彦丽等提出,合作社内存在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表现为对中小社员利益的侵害与合作社整体价值的损失[62];张雪莲等从委托代理关系入手分析,认为来自于社区和社区外的荣誉和政治地位、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可能对管理者的激励效果更大[63]。谭智心等构建了“委托—代理”理论模型,分析得出,合作社代理人努力行为的激励与其自身经营的农产品占合作社经营农产品总量的比重、对互惠关注的敏感性程度和占有合作社盈余分配的比例等因素存在正相关关系,并建议从信号传递和信号甄别的角度对合作社内部的相关契约加以改进[64]。其他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也日渐增多。如高海运用集体行动理论和经济法的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提出了完善合作社核心成员兼任管理者的约束之“责”(积极的“责”、消极的“责”)和激励之“利”(人力资本之“利”、剩余索取之“利”和资本转让之“利”)的框架[65];张滢运用风险管理理论,对合作社的风险识别做了实证分析[66];黄珺等运用博弈方法对农户成员承诺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67];董一眉等采用复制动态的分析框架,对合作社内的搭便车现象进行了分析[68];韩国明等借鉴顾客满意度指数(ACSI)构建了基于满意度的治理绩效评价模型,并对农民自主成立的合作社与“支部+合作社”两种西部合作社模式的治理绩效进行满意度测评,认为从整体来说,社员对前者所提供的各项服务满意度均不如后者高[69]。

　　8.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

　　作为一种新型农民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明显的绩效优势,它既获得了组织自身的经济效益,又使加入该组织的农户增加了收入;它不仅具有经济效益,还有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近些年来,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绩效评价指标或体系构建、影响绩效的因素分析两方面。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指标的构建,研究者多以合作社的实际数据加以检验,指标多集中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方面。如:刘滨等构建了内部治理机制、社员收益、组织收益、发展潜力和社会影响五个方面的指标[70];徐旭初构建了基于行为性绩效和产出性绩效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体系,界定了组织建设、运营活动、社员收益、组织发展和社会影响五个方面指标[71];程克群等构建了组织运营、经营活动、社员收益、企业规模、社会效益五个方面的指标[72];而赵佳荣则增加了生态指标,构建了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的“三重绩效”评价模式[73]。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多方探寻影响合作社绩效的因素。如孙艳华等研究认为,与市场交易和合作社相比,加入生产合同的农户获得更高的单位养殖净利润[74];黄祖辉等通过KruskalWallis检验方法,发现不同产品类型的合作社,不但在成员和资本规模上有着明显区别,而且在年总收入、总盈余和相应的利润水平上也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75];董晓波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的结果显示,高管团队集体创新与合作社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都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合作社的社会绩效与经济绩效是相互正向影响关系,高管团队集体创新对合作社社会绩效的影响是直接的,并非通过经济绩效起作用[76];廖媛红的研究表明,个体社会资本和集体社会资本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均有不确定性,分别受到个体与合作社利益的一致度性及合作社治理结构明晰度的调节[77];由卫红用多元线性Matlab拟合得出,内部网络关系对盈利绩效影响更大[78];伊藤顺一等运用日均劳动收入进行测算的结果表明,合作社对小规模农户效果明显,对大规模农户效果不显著,认为农民对合作社的不理解和入社条件的限制,让相应小规模农户失去了提高收入的机会[79];徐旭初等分析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变量与治理变量紧密相关,合作社的股权结构、牵头人情况和理事会结构三大因素对合作社绩效具有较大的影响,其中以股权结构的作用最大[80]。

　　9.有待深入研究的主要问题

　　关于未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走向,研究者们认为在以下几个领域有待深入开展研究。一是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问题。金融问题是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瓶颈,针对此问题的研究必将持续下去。二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的政府定位问题。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其经济影响力与政治影响力不断壮大,可能与原有乡村治理结构发生冲突,因此如何实现合作社与政府的和谐相处、协调发展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三是合作社教育培训问题。提高合作社社员,尤其是领头人的素质,是合作社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实践中怎样将教育培训工作落到实处需要探讨。四是农民合作社联社问题。不少研究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具有更大的优势,更有利于实现社员利益最大化,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走向联合的有效组织形式[81~82],因此有必要对其必要性、联合条件、联合形式、法律地位等进行探讨与研究。五是合作社的企业化和股份化倾向。发达国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走向企业化和股份化了,我国研究者也对国内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企业化和股份化展开了探讨,目前主要集中在“以地入股”的法律问题方面,对此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