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来自山东的实地调查表明，农户对农业科技服务的需求十分强烈，需求内容和层次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但技术指导类服务最为急需。Probit回归分析表明，农户的支付意愿主要受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周围农户的支付意愿以及是否加入合作社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农业科技服务；需求；支付意愿

　　0 引言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其中农业科技必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关于农业科技服务的供给现状及成因，国内学者的研究比较集中且基本一致。胡瑞法(1998)认为，农业技术推广投资总量少和投资强度低，是影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根源；这一点也得到了黄季焜、胡瑞法(2000)的印证，他们发现，国家财政对农业和农业科技的投入不足并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与国际比较，我国农业科研政府投资强度远低于世界最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数，农业技术推广的投资强度也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步伐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廖清成(2004)则认为，我国农业技术推广受重视程度不足，政府投入少、农技队伍不稳定是制约农技推广供给不足的主要因素；袁康来(2004)认为，虽然我国政府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投资力度总体趋势递增，但投入总量仍然不够，而且投入结构也不尽合理。由于县乡一级的机构改革，中国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出现了危机。同时，与农技推广配套的农技教育发展落后，农民接收农业科学技术的能力较低；商五一，梅方权(2006)的分析也得到出了相同的结论。

　　而关于农户对农业服务的需求以及农户对农业科技服务的支付意愿，国内学者对其的关注程度则明显不如对供给的关注。胡瑞法等(2000)根据在浙江省的调研，发现农户的年龄、耕地面积、作物类型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农业科技服务的需求。徐金海(2009)利用在江苏的调查，发现农民年龄、文化程度与农民家庭收入水平、农户兼业化程度和种养规模化程度、政府农业科技服务供给体制、区域工业化水平等因素影响农民的农业科技服务需求。熊鹰(2010)以成都市为例，运用单因素分析方法，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农户家庭人口数、家庭收入水平、耕地面积、是否接受过农业科技服务、投资农业科技服务的机会成本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户对科技服务的支付意愿。张永升等(2011)的调查也发现，农户对科技服务的需求强烈而多样，有着较强的支付意愿，建议应构建多元主体供给模式，加大政府对农业科技服务投入力度。

　　笔者认为，要保证农业科技服务的有效供给，实现供需均衡，首先必须了解农民的需求，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山东省的实地调查数据(表1)，分析当前阶段农业科技服务的需求特征以及农户对农业科服务的支付意愿与影响因素。

　　1 农业科技服务的需求特征

　　调查中笔者发现，当前农户对农业科技服务的整体需求十分强烈，但需求内容和需求层次呈现多元化态势，总体而言，技术指导类服务最为急需(见表2)。

　　(1)整体需求强烈。调查发现，当前农民对农业科技服务的需求普遍比较强烈。不管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还是行对贫困的农村，也不论是以经济作为为主的地区，还是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地区，都表现出了对农业服务的强烈需求，特别是对农业技术指导、农产品市场信息等服务的需求，尤为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农业制度改革，释放了经济活力，给中国带来了连年的丰产丰收。但随着时间的演进，这种制度创新的所产生的推动力逐渐放缓。未来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除了依靠国家政策的推动和制度创新以外，还必须依靠农业科技的推动。这一点，已经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实践所证明。

　　(2)需求内容、层次呈现多元化。根据调查发现，当前农业科技服务的需求呈多元化趋势，这种多元化不仅表现在需求的内容上，也表现在需求的层次上。一方面，经济落后地区的科技服务需求侧重于市场信息和技术指导，分别占42.88%和68.72%，而经济发达地区则在农业政策法规方面比献出了较强的需求(21.75%)。另一方面，种粮为主的农户更看重政策法规和产品研发，选择这两类的农户分别占23.45%和14.85%，而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户，则更偏好需求农业技术指导和市场信息，选择这两类的农户分别占63.22%和41.45%。

　　(3)技术指导服务最为急需。从调查中可以发现，尽管不同地区对不同的农业科技服务类型都表现除了需求，但总体来看，技术指导类服务最为急需，在所有受访农民中，有一半以上(53.82%)的农民都选择了需要此类服务，远远高于产品市场信息、农业政策法规等服务。

　　#p#副标题#e#        2 农户对农业科技服务的支付意愿分析

　　2.1 农户支付意愿的描述统计

　　表3说明的是农户的支付意愿，从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在问及“是否愿意向接受的农业科技服务支付费用”时，有61.79%的农户选择愿意支付，这说明当前阶段农户对农业科技服务的需求程度较高；有 15.09%的农户回答不愿意支付费用；另外还有23.11%的农户选择“视情况而定”，说明部分农民对科技服务的效果还存有一定的疑虑。

　　在问及“农业科技服务支付方式”时，有近一半的农户(49.28%)选择根据成果收益进行分成，有四分之一以上(26.02%)的农户愿意采用一事一议的方式付费，还有17.39%的农户接受根据按时间收费的方式。从中不难发现，农户对农业科技服务的支付始终保有一种谨小慎微的态度，这或许是对前几年坑农事件频发，农民投诉无人受理，只好自认倒霉上当，自己承担后果的一种本能自我保护反应。

　　在“农户对农业科技服务费用的意愿支付金额”上，绝大多数农民选择了较低的水平，有超过80%的农民愿意支付的金额在100元以下，其中62.90%的农民愿意支付的费用不超过10元。这一方面可以说明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还处于较低状态，另一方面或许也可以反映出农业科技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还较低。

　　2.2 农户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笔者认为，在农户做出支付意愿的决策过程中，农户的个人特征和农业生产特征应是重要的影响变量。一般来说，农户收入水平越高，支付能力越强。农户年龄越低，越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他们在从事农业生产中也希望接受新的种植技术与生产技术，从而愿意为农业科技服务支付费用。同时，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认同并接受农业科技，从而支付意愿也比较强烈。

　　另外，已有农业科技服务的供给和利用状况也将对农户的支付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之前农户能充分利用农业科技服务，并且从中得到切实的利益和好处，则他们一定会更加认同农业科技服务，从而支付意愿也会较强。但如果之前农户对农业科技服务的利用不多，或者在接受政府或其他组织提供的农业科技服务后并没有获得明显的利益改进，则支付意愿往往较低。

　　最后，由于中国农村具有典型的“熟人社会”特征，农户之间的信息比较对称，且容易相互影响，因此，还必须到“熟人”、信任等农村社会资本在农户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我们提出如下假设，并利用调查数据进行验证。假设1，农户年龄越低，支付意愿越强。假设2，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支付意愿越强。假设3，农户的耕地面积越多，支付意愿越强。假设4，农户的收入水平高，支付意愿强。假设5，农户之前对农业科技服务的利用次数越多，越愿意支付。假设6，农户对农业科技服务的支付意愿，受周围居民的影响较大。

　　2.3 变量设置、模型选择和回归分析

　　为便于分析，我们选取“农户对农业科技服务的支付意愿”作为因变量，将愿意支付的定义为1，而将其他选项都视同不愿意支付，定义为0。为充分反应农户个人及其和生产行为的影响，我们引入受访农民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营土地面积以及家庭年收入作为解释变量。为说明之前农户获得技术服务的次数以及质量情况，我们还引入农户获得的农业科技服务次数和农户的满意度状况作为解释变量。最后，为分析农村社会资本对农户决策的影响，我们还引入周围邻居是否支付，以及农民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解释变量。

　　所有变量设置见表4所示。

　　由于本文所定义的因变量“农户的支付意愿”是一个二分离散变量，我们这里选用probit模型进行，即

　　P(y=1|x)=Φ(xβ+ε) (1)

　　其中Φ(.)为一个标准正态分布函数，x和β分别表示1×n、n×1的向量。

　　根据上述定义变量，笔者建立如下模型：

　　P(y=1|x)=Φ(β0+β1*age+β2*gender+β3*education+β4*land+β5*income+β6*service+β7*satis+β8*neiber+β9*cooper+ε) (2)

　　根据伍德里奇的分析，不能简单将probit中的回归系数的估计值等同于OLS的估值值，因为probit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并不具有实际意义，仅仅是说明该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而为了准确分析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还必须计算probit的边际效应。

　　运用stata对上述方程进行回归，并计算相应的边际效应，就可以得到如下的估计结果(见表5)。

　　#p#副标题#e#         3 结论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1)农民的支付意愿与其教育程度正相关，验证并支持了前文设置的假设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教育的投入力度，“普九”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本项调查发现，受访农民的平均年龄44岁，平均教育年限为8.9年，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受访农民均接受了比较完整的9年教育。教育水平的普及与提高，有助于开拓农民的视野，使新时代的农民能对农业科技的作用给予清醒地认知和接受。

　　(2)农民的收入水平与支付意愿正相关，印证了上述假设4。这一点很容易解释，农户的支付意愿与收入水平息息相关。但从回归方程的边际分析发现，农户收入水平对支付意愿的边际影响微乎其微，这又说明，收入水平并非农民支付意愿的最重要因素。

　　(3)农户的支付意愿受周围邻居影响较大，验证了上述假设6。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释。其一，中国农村地区的生产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各个地区的农业生产，其面临的土壤气候等自然特征基本一致，农民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或农业种植作物也基本完全一样。其二，农户之间的信息对称程度较高，许多农民都是世代在一起生存、生活和生产，相互之间十分熟悉，信息几乎完全对称。

　　(4)农户的支付意愿与合作社身份负相关。加入合作社的农民，支付意愿不高，这或许是因为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个“俱乐部”，对内部成员可以提供比较完备的生产信息服务，从而产生了一种“替代效应”。而且可以预计，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越来越普及，这种替代效应会越来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