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团体和工厂为中心的微观领域的工业民主，把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应用到了工业社会，工业民主的落实有赖于组织成员对于组织事务的参与。通过对普通企业、工人合作组织和农业合作社的文献综述发现，国外理论界总体上倾向于认同成员参与对组织所带来的正面影响，但不同的学科存在着不同的研究范式和参与定义，参与管理的价值目标也不尽相同，另外不同的参与形式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率结果。国内的农民合作社等组织应考虑给与组织成员以足够参与权。

    关键词：成员参与；工业民主；合作社；组织绩效

       　Shao Ke¹  

 

Abstract: The industrial democracy in microcosmic field, focusing on groups and factories, has applied the direct democracy of ancient Greek to industrial society.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dustrial democracy depends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members in the organization affairs. From a literature review on general enterprises, worker cooperatives, and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appositive impact of member participation on enterprises tends to be identified by the foreign theory circle. However, different fields have different research paradigms and participation definitions, as well as different value goals of participation. Additionally, alternative forms of participation can lead to different efficiencies. Domestic enterprises and cooperatives should therefore allow participation of the members. As the development of stakeholder departments in China, researches pertained to this issue will be continually developing as well.

Key words: Member participation, Industry democracy, Cooperatives,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民主是个很古老的话题，自从民主一词形成到19世纪中后期的很长时间内，它一直是一个政治概念，也即民主就意味着政治民主，但实际上除了政治意义上的宏观民主以外，还包括着以团体和工厂为中心的小范围的微观民主（萨托利，2009）。这种微观民主以工业民主典型，萨托利（2009）在《民主新论》一书中曾经对其有过较为明确的界定：它本质上是指工厂内的民主，专注于工人自治的工厂单位，可以说，工业民主是把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应用到了工业社会。学者们认为工业民主对于参与者和职场环境等有改进作用，相信工人会在未来的公司决策中扮演更为重要角色（Conlon，1975；Greenberg，1981）。这种工业民主的落实正有赖于企业员工对于组织事务的参与。在Pimbert & Wakeford（2001）看来，民主如果没有公民的审议和参与将在本质上成为空洞的和无意义的概念，参与被视为衡量民主的两个基本尺度之一（Vanhanen, 2000）。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外成员参与及其对组织影响的研究综述，推动理论界更好认识民主与参与理论，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不断发展的公民社会和持续激增的工业民主行为提供理论借鉴，也为促进农民合作社的规范化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对于数量最多的各种公司企业组织，员工参与理论的研究非常丰富与悠久。Cabrera, Ortega & Cabrera（2003）在回顾员工参与的相关理论时指出，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商业战略的员工参与重要性就已经被强调。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由于员工参与在理论上被认为能够给组织带来更高质量的生产与服务，更好的问题解决和组织决策等，也即能够给组织带来更好的绩效（Lawler,1989），也由于左翼思潮的发展，所以员工参与实践兴起，大量的关于员工参与研究文献也开始出现，以至于参与式管理被Preston & Post（1974）认为是引发了“第三种管理革命”。

理论界在对员工参与的研究，除了界定其概念，更为重要的是努力厘清其参与的行为类型，比如按照Hirschman（1970）的观点，员工的参与行为包含了“退出-表达-忠诚”三类主要行为模式(转引自Dandi,2002);按照Strauss (1982)的观点，员工参与是指员工参与到企业事务中的程度和他们的独立水平，其参与行为具体包含了信息交流和分享、决策权、调整和分配任务权（转引自Lin,2010）。进一步，理论界将员工参与和生产率、员工参与和交流与决策过程，员工参与和劳资纠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多研究（Shetzer,1993; Boal,1994; Ben-ner & Jones,1995），并且有学者（Jones & Pliskin，1988）观察到员工参与可能需要多种的参与形式共同作用（同时推行员工决策参与和员工所有权计划）才能对组织绩效有积极影响。

理论界为了确认员工参与对于员工与组织各绩效变量的影响情况，除了常规性的实证研究范式，还引入了元分析（meta-analysis）的方法进行深度研究，但是哪怕如此，其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比如Spector（1986）和Doucouliagos（1995）的元分析研究认为员工参与对于员工工作满意度和组织生产率等有正面效果；Miller(1986)的元分析结论却认为参与影响满意度而不是生产效率；Ledford & Lawler(1994)则倾向于认为参与对绩效和满意度的影响有限，或者说他认为有限的参与必然只能产生有限的影响，他还提出对参与的有限定义可以增加研究结果的可解释性。此外，关于参与对满意度和绩效的影响效果是否会因形式不同而发生改变，Cotton et al（1988）、Wagner（1994）和Cotton（1995）还进行了争锋相对的讨论，双方各自持有不同的观点。此后的时间里，仍然有许多关于员工参与对员工与组织绩效变量影响的研究在推进，他们的研究结论虽然都有肯定员工参与的价值，但是其研究结论仍存有差异性（Freeman & Kleiner，2000；Pun,Chin & Gill，2001）。

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研究者开始改变原来注重关注参与和组织绩效之间主效应情况的研究范式。比如Thomas（2004）和Addison（2005）开始关注工人组织在员工参与和公司绩效关系中的角色和作用；也即在考察关于组织绩效（效率）的影响模型时，员工参与和其他某些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情况越来越受重视被关注（比如Jones，Kalmi & Kauhanen，2010）。

总结目前国外已有的员工参与研究文献，可以认为员工参与对于企业组织有正面的作用。不用担心对员工参与的研究会像打开潘多拉魔盒一样（Shapiro,2000），应该认识和尊重员工在公司决策和行动中参与权（Brenkert，1992）, 视员工参与权和财产权同等价值（Brenkert，1992），并请HR建议基层管理者鼓励员工进行参与（Brown，2008）。

 

作为西方职工持股份计划（ESOP）企业进一步发展形式的劳动管理型企业（简称LMF），这些企业经常生成于职工对面临破产企业的重组（进行股票购买）（Miyazaki,1984），职工在其中往往持有过半甚至全部的公司股份。因此在这些组织当中，工人参与问题得到了较多的关注和讨论。其中，在Fusfeld（1983）看来，工人参与包含了工人所有权结构和工人的决策参与两个方面。就工人参与对于劳动管理型企业的效率影响而言，在Winther & Marens（1997）看来，决策参与是关键性的解释变量，工人所有权和参与决策具有对绩效的协同效果。Rooney（1988）则认为工人所有权是促成持续工人参与的必要条件，并且Bellas、Michael Quarrey和the 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的研究都发现显著的工人参与会促进LMF企业的生产率（转引自Rooney，1988）。

不过，在Steinherr（1977）看来，不同的决策结构会产生不同的效率结果。进一步，Doucouliagos（1995）在界定工人决策参与、委托共同决定、收益分享、工人所有权结构和集体所有权资产等多种参与形式的基础上，通过元分析研究参与对劳动管理型企业和参与型的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时发现，共同决定制度与生产率负相关，但是收益分享，工人所有权，工人决策参与等都与生产率积极相关，他还注意到在劳动者管理型企业当中参与和生产力的正面相关性要强于在参与型的资本主义企业情况。Frohlich，et al（1998）则认为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存在降低了前期田野研究结论的一般意义，而他通过实验方法发现LMF可能在微观层面确实比普通企业拥有效率优势。

另外，对于更为彻底实行成员所有和管理的工人合作社组织，也有不少研究成员参与对组织效率影响的文献。比如Craig et al（1995）的研究发现，工人参与并没有对效率产生好的或者坏的变化；Estrin, Jones & Svejnar（1987）的研究则认为工人参与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是积极的；而Jones & Svejnar（1985）认为如果要以更高的生产率为目标，则合作社需要提供给工人更多的利润、决策和股权上的参与机会；同时，他同意前人的观点，认为如果以生产效率为目标，集体所有权需要被阻止。此外，像Bhowmik & Sarker（2002）的印度案例表明合作社生存的关键需要决策过程中的内部民主维持；但Ng & Ng(2009)香港的案例又表明参与性的民主和效率之间存在兼顾上的矛盾。

因此，现有的研究文献倾向于认为工人参与对于劳动管理型企业（LMF）或工人合作社有着正面效应，只是一方面可能不同的参与形式会产生不同的效率结果，另外可能民主和效率之间的协调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

 

对于国内正处于蓬勃发展期，国外依然兴盛的农业合作社而言，农业合作社的成员参与研究文献也较为丰富。首先，有一些研究者关心关于成员参与影响因素等相关主题的讨论。比如Gray,et al(1990)的研究发现，农业合作社成员的参与行为受到成员农场规模的影响；并且在该主题的后续研究中，Gray & Kraenzle（1998）进一步深化了此前的观点，他除了更为全面观察和分析农业合作社成员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之外，也特别指出了那些大规模农场主成员，往往都雇佣了大量的工人，所以他们更有机会从日常的农事安排中脱离出来参与合作社事务。Laursen, et al（2008）的研究则发现，民主结构和合作社的多样化活动最能对成员参与产生积极影响，他建议合作社领导人应该有让成员参与决策的意识。Hudson & Herndon(2002) 的研究则进一步细化了参与的范畴，将之分为参与可能性和参与频率进行相关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其次，有不少研究者在关心成员参与和成员信任、承诺与忠诚的相关主题研究。比如，Bijman & Verhees(2011)的研究发现成员对合作社的承诺特别受到他们参与合作社治理等因素的影响。Österberg & Nilsson(2009)则发现，成员高的参与程度会产生对合作社的更高忠诚度，而合作社的核心成员也对合作社更加忠诚。Barraud-Didier,Henninger & Akremi(2012)的研究则基于法国的实证数据发现承诺在农民对于合作社信任和他们的治理参与行为之间起着中介效应。Golovina & Nilsson（2009）的研究则发现俄罗斯的成员对于合作社的态度在变差并且信任在降低，而这进一步负面影响了他们对于合作社的各种参与。也即Bhuyan（2007）所说的成员的态度和认知在他们对组织的参与行为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复次，与国外合作社研究整体趋势相类似的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农业合作社的成员参与行为研究也在不断增多。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在关心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合作社成员参与的现状与作用。这其中，虽然Burke（2010）通过巴西案例说明，如果想促进全球公平或者社会转型，合作社必须深植于参与、民主成员控制和自治。但是，伊朗的实证研究（Allahdadi，2011)发现合作社成员的参与水平很低，普通成员对于合作社的发展贡献很小。埃塞俄比亚的研究(Bernard & Spielman,2009)也表明，更穷的农民并不愿意参与到合作社组织中，尽管他们可能通过这些组织获得间接收益，另外，哪怕当他们进行了参与，也经常被排除出合作社的决策过程。此外Deere（1983）的尼加拉瓜案例表明，妇女的合作社参与不如男性，这里既包括了能力因素，也包括了意识形态因素。

再次，学者对于成员参与的研究还关注参与行为对于农业产业、农民收益和合作社绩效等的影响。比如Atmiş, et al（2009）的研究说明，成员参与有助于推动合作社参与土耳其森林产业发展。Blandon, Henson & Cranfield(2009)的研究表明农民参与组织的集体行动会推动农民参与农业供应链。而对于农民参与合作社对农民收益所带来的影响，现有的研究在总体上或者说至少理论上认同其正面价值。比如Bhuyan（2009）认为理论上而言，农民参与对于合作社的成果是必要的。Wollni & Zeller（2007）的哥斯达黎加案例则表明，在合作社里面的参与有助于农民的咖啡收益改进。Mishra, Tegegne & Sandretto（2004）的研究也表明成员参与也有助于成员的小农场效益改进。

因此，现有的研究文献总体支撑成员参与对于农业合作社的正面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中关于农业合作社当中的成员参与对于合作社绩效的影响还很缺乏，需要理论界以后进一步开拓研究。

 

从普通企业到工人合作组织再到农业合作社，总结目前国外已有的成员参与及对农业合作社等组织影响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虽然如Beirne（2008）所言，员工参与的研究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并且由于（1）参与的不同形式；（2）参与管理的目标所代表的多样化潜在价值观和社会哲学；（3）不同学科所使用的不同研究范式所造成的关于参与的不同研究含义；和（4）参与和效果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不确定等使得参与的功效问题很难轻易解决（Shetzer,1993）。但理论界总体上倾向于认同成员参与对组织所带来的正面影响，愿意继续就此问题展开后续研究，理论界也支持实务部门展开成员参与的操作实践。

因此，中国在当下公民社会不断发展和工业民主行为持续激增的情况下，在各类社会经济组织包括农民合作社组织大发展的情况下，实务界应该考虑给与组织成员以参与权，要相信成员参与对农民合作社等组织发展所带来的正面价值。中国的学术界在吸收国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利用工业民主与参与的社会实践展开更多的基于中国情境的科学研究。对于“三农”领域而言，尤其可以考虑利用参与理论展开对农民合作社组织的理论研究，促进农民合作社的规范化建设。相信未来国内关于成员参与对农民合作社等组织影响的研究会持续激增，希望本文能够给其提供有效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