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日益恶化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表明，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体，在面对外源性风险时将变得十分脆弱。而只有通过扩大内需来强化经济体的内生增长能力，才能产生稳定而均衡的经济增长。所以中央政府在“十二五”规划和201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一再强调指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但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调整三大需求结构必须重视拥有6.71亿人口的农村地区[1]。虽然农民收入水平低且增长缓慢的问题制约着农村内需市场的快速发展[2]，但可以充分发挥农村经济主体的企业家才能，通过促进农村经济的分工演进并借助于引致需求和乘数效应的作用机理，来提高农户家庭的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水平。同时通过扩大对优质农产品的有效需求，来改善农民生产经营投资的积极性，实现农民总体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快速增长，农村内需市场也将因此而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二、农村内需市场的发展现状及特点

　　(一)农村消费市场发展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逐年提高。主要是收入水平从1978年的116.1元增加到1990年的584.6元，继而从2000年的1670.1元快速增加到2010年的4382.0元，到2011年时则迅速增加到6977元，这期间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了36.7倍。从总量上看，按当年价格计算，2007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24122.0亿，2008年又增长了13.98%，2009年达到了28833.6亿，2010年在此基础上又增长了7.1%。从消费结构来看，食品类支出方面，2007年为9998.7亿，2008年突破万亿大关，2009年继续增加到11732.0亿；医疗保健方面，2007年为1571.6亿，2008年与2007年相比增加了309.3亿，2009年又比2008年增加了25.5%；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方面，2007年约为2200亿，2008年比上年增加了78亿，2009年小幅下降为2242.5亿。

　　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方面(见表1)，1990年时洗衣机仅有9.12台，2000年时增加到28.58台，到2010年时几乎增加了1倍，但与城镇居民相比仍然偏低。家用电脑方面，2009年时为7.5台，到2010年增加到10.4台，而同期城镇居民家庭却拥有65.7台和71.5台；2009年和2010年的电冰箱数量分别为37.1台和45.2台，2011年增加到61.5台；照相机的数量就更少了，2009年只有4.76架，2010年略微增加到5.17架。总体来看，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数量仍然十分欠缺。

　　(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现状

　　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来看，2001年为7212.3亿元，仅占同年度全社会投资额的19.4%。其中农户投资额为2976.6亿元，占农村地区投资总额的41.2%。到2005年时，固定资产投资额虽然增加到13678.5亿元，但此时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却下降到15.4%，19.5%的增长速度也低于26.0%全国水平(见表2)。到2010年时，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了36691.0亿元，其所占份额进一步下降到13.2%。由此可见，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不仅绝对值很小，而且在全社会投资总额中的比例也越来越小，速度也在逐步下降，投资需求缺口日益扩大。

　　从农村居民固定资产的结构来看，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01年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拥有小型和手扶拖拉机只有17.41台，到2005也只有20.24台，2010年甚至减少为19.45台。在所有生产性固定资产中，役畜和产品畜占有很大的比重，而农机具比例很小。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拥有的机动脱粒机、农用水泵增长速度非常缓慢。事实上，农村居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质量较差，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还有非常大的差距。

　　(三)农村内需市场的基本特点

　　从总体趋势来看，农村消费正在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出现了生存型、温饱型、小康型和富裕型等消费形态同时并存的现象[3]。而农村投资需求缺口还在逐步扩大。

　　1.农村消费总额虽逐年递增，但规模偏小、水平偏低。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来看，1998年至2010年期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由3159元增长至9968元，增长了2.1倍，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只增长了1.58倍。2009年，全国县及县以下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0210.0亿元，仅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35%左右[4]。

　　2.农村居民消费以必需品为主，劳务性消费比重偏低，消费结构不合理[5]。虽然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已由1998年的53.4%下降到2011年的40.4%，降低了13.0个百分点，但与城镇居民2011年的恩格尔系数36.3%相比，农村居民仍属于温饱型消费。从发展与享受消费的比重来看，2008年时就已达32%，意味着消费结构开始向发展享受型过渡[6]。

　　3.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日益扩大。2001年至2010年期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绝对差距从5192元增加至11452元，相对差距则持续稳定在3.6～3.8之间。2009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3.41%，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只有全国的23.8%，城镇居民的31.23%[4]。

　　三、制约农村内需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农村内需市场存在的问题

　　1.有效需求不足是农村内需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长期以来，企业经营的重心大多重城市而轻农村，忽视农村市场的结果使得企业无法设计和生产适合农村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而只能将为城镇居民生产的功能复杂、能耗大、使用环境要求高的产品强行在农村市场销售[7]。较低的农民收入水平及其缓慢的增长预期是市场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1998年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2162.0元，2004年才缓慢增加到2936.4元，而此时城镇居民的人均纯收入高达9421.6元。到2010年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只有5919元。以至于在1998年至2007年期间，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比仅有10.0%的全国年均水平还低2.5个百分点。在消费规模方面，至2009年年底，全国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8833.6亿元，仅占全国的23.80%。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等指标均落后城市约15年。

　　2.消费环境不利于农村市场需求的快速发展。长期以来，政府在公共投入和公共资源的利用上采取“城市偏向”战略，农民很难获得足够的公共产品，由此导致的短缺造成了生产消费的分散、粗放和低效，生活消费也难以实现升级换代[8]。远未成熟的农村市场体系也阻碍了自身的发展，商业网点的分散化经营和监督机制的缺失，致使71.66%的问题日用品中有67.33%的假冒伪劣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初步建成，也实现了全覆盖，但保障水平仍然很低，还无法改变农民先储蓄后消费、过渡节俭、求廉消费、储备性消费等行为。这种情形极大地抑制了农村内需市场的发展。

　　3.生活性消费与生产性支出此消彼长。在收入有限的前提下，生活性消费支出的增加，就意味着生产性支出的减少，并降低下一年度的收入预期。而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优质种苗、化肥、农药以及大型农机具的购置等，势必要求生产性支出的快速增加。在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时，这种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尤其突出。

　　4.农村居民消费的非理性。许多农村居民仍然沿袭着固有的生存和消费方式，特别重视住房建设，人情消费泛滥、婚嫁丧葬大操大办以及节假日过度消费等现象比比皆是[7]。农村地区的炫耀性消费也很盛行，农村居民因羡慕城市的生活品质而时常模仿城市消费潮流，追求烟酒消费的高档化、衣着的名牌化、交通工具的摩托化或汽车化等，但这种炫耀性消费非常不利于农村市场的健康发展[8]。

　　(二)制约农村内需市场发展的主要原因

　　1.农村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农村居民较低的收入水平、缓慢的增长速度以及不稳定的收入预期。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12年之后的199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有686.3元，10年之后的2000年也只有2253.4元，2010年也不过5919.0元(详细数据见表3)。1990年至2010年期间的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增加值仅为5233.0元。

　　从农民收入的结构看，家庭经营性纯收入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75.6%，下降到2010年的47.9%，几乎仍然占有纯收入的一半左右。但经营性收入增长潜力有限，2004年～2008年期间，水稻、小麦和玉米平均每亩总成本各年分别是395.45元、425.02元、444.9元、481.06元和562.42元，相应的净利润分别是196.5元、122.58元、154.96元、185.18元和186.39元，每亩成本利润率分别为49.69%、28.84%、34.83%、38.49%和33.14%。5年时间里，三种粮食生产总成本提高了42.2%，而净利润却降低了5.2%[1]。

　　工资性收入在2009年达到总收入的40.0%以后，2010年只增加了1.1%而逐渐趋于稳定。事实上，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致使农民无法分享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果。如果再考虑到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同工不同酬、农民工工资拖欠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等因素，工资性收入增加的潜力就更有限了。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也都出现了增速停滞的趋势。即使是在中央财政支农资金达到7161.4亿元的2009年，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也只有398.0元。

　　总体而言，农民人均纯收入很难在短期内有较快的增长，增速缓慢且不稳定的收入预期无法支撑农村内需市场的快速发展。

　　2.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限制了农村内需市场的发展。政府虽然不断加大投资力度，但财政资金的“城市偏向”惯性，致使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依然突出。到目前为止，全国还有2.3亿多农村人口存在饮水安全隐患，3.7万座水库处于病险状态，约1000万农村人口用不上电，还有部分乡镇和4万个行政村的道路建设不达标[1]。农村商品流通设施普遍不足、商业网点布局不合理甚至缺乏，混乱的市场秩序、泛滥的假冒伪劣商品致使一些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抑制了消费需求。另外，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地区电力供应不足、电压不稳定、电费价格高和农村供水设施不配套等原因，致使农户家庭的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有12%以上处于闲置状态。

　　3.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不能为农村内需市场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服务。这主要是因为：①政策性银行业务收缩减少了信贷资金的规模，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无法满足；②商业银行为减少运营成本，纷纷裁撤和精简基层网点，减少了信贷资金的供给来源；③对农村信用社的政策约束致使信贷资金供应不足，抑制了消费需求[9]。这些原因最终导致了农民建房、购置家电、子女上学和婚丧嫁娶缺乏正常的信贷渠道，不断萎缩的信贷供给还使得贷款条件日益苛刻，致使农村内需市场的流动性约束越发严重。

　　4.有待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制约着农村内需市场的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滞后和不完善，使得农民在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负担沉重，农村居民的远期支出增加而不得不压缩即期消费。近年来，国家先后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等制度，使农村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有所缓解。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开展新农合的县(市、区)达到2678个，参合率达96.0%，补偿受益人数达10.87亿。新农合虽然已经覆盖全国，但保障水平低、覆盖面窄的问题仍很严重，以农村养老、医疗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工作进展缓慢。农村居民在短期内尚无法从“看病贵、上学难、存钱养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9]。

　　5.农村市场有效供给的欠缺也是农村消费不足的原因之一。考虑到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其消费能力等因素，城镇市场需求规模远大于农村，工商企业的理性选择自然是“重城市、轻农村”[4]。虽然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正在逐步提高，农村市场规模和潜力也正在日益显现，但这种惯性思维致使众多工商企业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消费结构、消费习惯、消费特征、购买心理等方面都没有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市场调查，致使农村市场上真正能满足农民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产品非常缺乏。

　　四、促进农村内需市场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市场过程理论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冯·米塞斯认为，市场是生产工具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分工的制度体系；市场不是一个场所、一件物品或者是一个集体，而是一个过程，由在劳动分工条件下合作的个体行为的相互影响来驱动[10]。米塞斯吸收了亚当·斯密和门格尔的思想，强调在一个以劳动分工与交换为特征的经济中，市场是通过相互合作而获利的基本手段。在哈耶克看来，在劳动分工的经济中，市场只能是获取和传递知识的过程[11]。在强调米塞斯关于时间与不确定性的市场过程观的基础上，柯兹纳进一步指出，市场和竞争只是学习和发现知识的过程，表现为永不停息的知识流[12]。

　　事实上，市场不是处于均衡状态的一组折中的价格、质量和数量，而是以时间、知识和不确定性为背景，不断协调劳动分工和知识分工的动态过程[13]。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才能的发挥至关重要。正是基于个体所拥有的知识片段和对其活动环境中信息的持续性警觉，才能发现并利用环境中的这些机会来改善他的不适之感。但那些对个体适应至关重要的信息和知识，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被特定的个体所意识到，因此每个人的企业家才能发挥都是特殊的、个人的和不可重复的[14]。不能忽视任何人的企业家才能，即使是那些社会地位低下、那些最缺乏正式知识的人，都至少拥有点滴的知识或信息来改善他们的处境。

　　(二)分工与市场的互动

　　经济活动是一个持续不断且没有终点的演变过程，表现为不间断的、由内在力量驱动的市场过程[15]。这种内在的驱动源于分工与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与知识分工的市场协调观，正是把握两者之间矛盾互动的关键。

　　在分工网络中，个体行为以获取持续满意的适应水平为目标[16]。正是那种消除不适之感的冲动、改善自身处境的目标驱动和利润的激励，不断地促使行为主体去寻找新的专业化水平，从而提高生产的迂回程度，增加中间产品及最终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并促进了市场规模的扩展以及交易活动的分工与专业化。在理想的情况下，分工演进与市场扩展之间将形成动态的良性循环[17]。但两者的变化并非同步，而是存在着从市场扩展到实现与之相适应的分工水平之间存在着时滞。也正是这个原因，分工演进与市场扩展不仅为各自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还使得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首先，分工演进可以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展。分工演进在个体层面表现为生产或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在不断提高，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个体参与从生产到消费之间的众多环节，个体劳动的结果既表现为最终产品，也可能更多地以中间产品为主，于是分工演进导致了市场交易活动的种类和数量的增加——市场扩展。同时，辅助生产部门的分工演进，如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进、通讯手段的进步和数据处理技术的创新等，也为市场扩展创造了条件。其次，市场扩展将为分工演进创造条件，因为市场扩展也就是市场容量的增加，意味着市场交换能力的改善。前者源于市场空间的延伸，后者则主要基于市场中介组织之间的专业化来加速交易知识的积累，通过创新交易制度来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无论是那一种情形，都将为基于专业化的产品创新提供有效的市场协调。这种激励相容将成为一种示范，从而诱导更多的创新和更高的专业化——分工演进。需要指出的是，分工演进与市场扩展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现象，都有各自的演变过程，但彼此的发展过程又难以分开[18]。

　　五、农村内需市场发展战略

　　基于本文的理论分析可以发现，市场规模虽然与人口数量有关，但主要还是取决于有效购买力，而购买力与收入成正比，收入由生产力决定，继而依赖于分工的水平，这样个体收入水平、市场规模和分工水平之间就可以产生良性的互动。本文将以满足良性互动的条件为核心，提出促进农村内需市场快速发展的战略措施。

　　(一)充分发挥农村经济主体的企业家才能

　　企业家才能是用来提高农村经济主体收入水平的基础和源泉。对农户家庭而言，虽然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低下，拥有很少甚至没有正式的知识，但他们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拥有其活动环境的点滴知识或信息，并基于其本能的警觉来发现和利用机会，甚至可能对社会实践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安徽小岗村农民企业家本能的持续性警觉，通过不断的寻找、发现和创造，最终通过塑造新的目标—手段框架体系来感知和发现了“星星之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农户家庭企业家发挥其才能，可以通过引种新的作物品种或良种，或使用新的栽培与管理技术等措施来提高自己的经营性收入水平；也可以利用社会资源实现农闲时或长期的外出就业，以提高农户家庭的工资性收入水平；还可以使用外出就业所积累的知识、技术和信息等资源，回到家乡创办企业，促进农村经济的分工演变，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实现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对农业企业而言，可以通过开发新产品或引进先进的生产工艺，还可以拓展原料或半成品的新来源，开拓新的销售市场特别是新的出口市场；甚至可以创设新的农村经济组织，如各种专业合作组织、农村金融合作组织等，来创造和利用具体情境中各种潜在的利润机会。

　　从企业家才能的内涵及其实现的途径来看，每个农村经济主体都能基于其本能的持续性警觉，来创造和发现各自环境中的利润机会，但也特别需要政府为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提供有效的制度或法律保护，从而使每个农户家庭都能够把握、理解和运用基于各自情境中排他性的信息和知识，来改善和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二)促进农村经济的分工演进

　　分工演进是农户家庭实现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收入稳定增长的源泉，也是农村内需市场发展的基础。农村经济的分工演进，不仅有赖于农业技术的创新与推广，还要不断创新农村经济政策，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化服务等方面的建设。

　　1.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科教兴农战略是农业生产专业化和现代化的根本保障，也是农户家庭实现经营性收入递增的基础。在农业生产方面，要开发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作物新品种，通过疫病防控、农业节水等科技创新，实现大宗农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和病虫害的专业化防治。在农产品加工及流通方面，要促进其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发展农业信息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信息化水平。

　　2.改善农村人力资源的质量和结构。积极发展农村学前教育，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和均衡发展水平，推进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免费进程，全面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扩大农业技术培训的覆盖率。同时要建立完善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标准和农民受益水平，并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和体育设施建设。

　　3.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增强农村公路建设的财政投入，改善通达通畅率和管理养护水平；完善农村邮政设施，推进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继续增加投入，强化管护机制。加强农村饮水工程建设，推进集中式供水。

　　4.不断完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尽可能提高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的覆盖范围，大力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供销合作社、农民经纪人、龙头企业等提供多元化的生产经营服务，改善农产品流通服务，加快建设流通成本低、运行效率高的农产品营销网络。此外，政府要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同时促进农村小型金融组织和小额信贷的发展。

　　(三)将持续稳定地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发展农村内需市场的主要措施

　　在影响农村内需发展的因素中，农民收入水平偏低且增长缓慢是最为根本的制约因素。只有持续稳定地增加农民收入才能促进农村内需市场的发展，因而要求继续贯彻落实2004年、2008年和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综合施策、多措并举，通过巩固、完善和强化强农惠农政策，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1.要不断地巩固并提高农村居民家庭的经营性收入。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家庭经营收入仍然占总收入的50%左右。这就意味着要通过完善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来稳步提高重点粮食品种的最低收购价格。同时鼓励农民优化种养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利用农业景观资源发展观光、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拓展收入渠道。还要鼓励通过开展专业化生产和培养新型农村合作组织，以获取农产品加工、储运和销售等环节的增值收益。

　　2.要努力增加农户家庭的工资性收入。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工资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增长最为迅速且潜力最大。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已达到2431.05元，占当年纯收入的41.1%。因而要求不断促进农村经济的分工与专业化演进，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来发展现代农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工业，为农村服务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农村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实现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水平的持续性增长。同时，要在促进城乡居民平等就业和同工同酬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工就业信息平台，开展劳务输出对接，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正常流动和有效就业。

　　3.要在政府财力许可的条件下，不断提高对农户家庭的转移支付水平。继续完善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实施对种粮农户的直接补贴，以增加和维持农民收入的稳定。2002年，美国农民所获补贴占其收入的54.7%，日本农民和韩国农民分别为52.8%、18.8%[19]。而同年中国政府按照WTO组织的协定可以发放的农业补贴为2328亿，而实际只有780亿，农民所获补贴占收入的比例为0.067%。即使是2009年，也仍然只有1230.8亿元，农民人均所得仍微不足道。这就需要政府继续加大直接补贴的力度，使政府转移支付逐渐成为农民收入中稳定且持续增加的重要来源。同时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加大改革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使农户家庭可以通过入股、出租、转让、抵押等方式，提高他们的财产性收入水平。

　　4.创建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以降低自然灾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考虑到农业的自然属性和在社会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势在必行。据统计，我国多年平均的农作物受灾面积约为30%左右[20]，从而导致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而抑制即期消费。创建政策性农业保险将为农业收入的稳定性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政府应在2008年中央财政拿出60多亿元用于保费补贴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力度。在保险产品设计方面，应将强制性保险和自愿性保险结合起来。前者作为基础性的保障手段，主要用于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性投入的补偿；后者作为较高水平的保障手段，不仅包括生产性物质性投入补偿，还涵盖人工及家庭基本生活费用[21]。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自然灾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四)完善农村市场流通体系与金融服务

　　农村市场基础设施是构建商品流通体系的前提和基础[19]。完善的农村市场流通体系应包括逐步降低的流通成本、农村流通服务的专业化与信息化、农产品流通的保值和增值以及多元化的农村流通业态等方面[22]。鉴于改善农村交通运输条件、构建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农产品仓储及保鲜设施等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因而只能由政府来完成。特别是农村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滞后，尤其需要政府加快培育各类行业、专业协会和经纪人队伍。为了稳定农产品市场价格，也需要政府在农产品期货交易方面投入更大的财力和人力资源。在促进多层次的农村流通网络建设方面，需要政府制定各种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企业开拓农村市场，通过“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措施来增加农村市场的有效供给。政府要鼓励和促进县市流通企业的快速发展，构筑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农村销售网络。在坚持行之有效的传统营销办法的同时，积极探索符合农村市场需求特点的新型营销方式。充分发挥连锁经营、代理配送等现代物流体系的作用，加强农村地区商业网点的建设，建立以农贸市场为中心，以购销网点为补充的多层次市场网络体系，使之成为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

　　政府要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化解农村居民消费的流动性约束。在农民收入和消费日益货币化的情况下，应不断改革和完善农村金融机制和机制、创新信贷产品、积极开展农民消费信贷[23]。这就要求将农村信用社办成真正的合作金融机构，实现“农民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为入股社员服务”的管理制度[19]。同时要充分发挥农信社点多面广的优势，扩大存款来源，并积极争取人民银行的支农再贷款。在服务产品设计方面，不仅要发放生产经营性贷款，也要提供消费信贷服务，如农机具消费信贷、住房消费信贷、家庭耐用品消费信贷、教育信贷等。在条件具备的前提下，还可以开展金融租赁业务，如农用机械租赁、建筑器材租赁、辅助性农业生产资料租赁以及运输工具租赁等。通过以上措施最终可以化解农村消费市场的流动约束，促进农村内需市场的快速发展。

　　(五)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发展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释放农村居民储蓄的主要手段，也是促进农村内需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基本策略。随着我国农村地区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全覆盖，下一阶段就要不断地完善和优化农村社会养老、合作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这三项基本制度，特别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完善。目前比较紧迫的是要探索建立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的社保制度；建立和完善农民基本生活救助、供养救助、医疗救助、灾害救助等社会救助体系。

　　从长远来看，随着农村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要逐步树立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理念，协调城乡社会保障的兼容与互补，积极探索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与城镇社会保障的衔接通道，同时加大国家财政对农民社会保障的倾斜力度，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反哺农村的功能。

　　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对促进农村内需市场的发展也十分关键[24]。虽然政府近年来加大了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但与城市相比仍然十分薄弱。因此政府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城市偏向”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资本投入和政策力度。目前来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应集中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村电网、道路、自来水、通讯以及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体系的建设等方面，促进农村经济的分工演进。同时要加大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转移支付，减轻农村居民的教育负担，释放农户家庭的保障性储蓄，提高农村市场的有效购买力。

　　(六)协调农村市场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比例关系

　　分析投资与消费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发现，要扩大消费需求，必须保持适度的投资率。农村经济的投资主体主要有农户家庭与政府，总的投资率应维持在较为理想的36%-40%之间[25]。统计数据显示，由于农户家庭的资金积累有限，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仅有7786.0亿，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与2009年相比，也只增长了6.1%。由此可见，政府作为农村经济的主要投资主体将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考虑到发展农村内需市场的需要，政府应加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为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提供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并通过提高农户家庭的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收入水平，来促进农村内需市场的发展，最终实现农村消费与投资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