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农民政治参与是农民福利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既为农民福利本身所固有,体现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具有工具性价值,影响其他维度的农民福利水平改进。通过对东、中、西三省六县487户农户样本问卷的简单统计和多元选择模型分析显示,现阶段农民的政治参与低,对政治福利的追求目标是为了改善经济利益,而非公民权实现;农民政治参与的层次低、范围狭窄,主要在村级层面、村委会选举和村公共事务;农民政治参与方式被动,以个体化为主。农村政治参与的群体以男性中老年群体为主,青年、女性的政治参与度低。收入水平提高对政治参与产生积极影响,职业对农民政治参与有明显影响,而婚姻状态、文化水平对农民参与选举影响不大。

　　关键词:农民福利;政治参与;政治福利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政治参与是农民福利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既为农民福利本身所固有,体现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参与社会事务的政治权利,体现自我价值的个人自由权利,满足农民个体自我尊重或被尊重、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同时它们也具有工具性价值,政治参与可以直接影响地方公共政策或社区决策的制定,反过来影响农民福利水平改进,并影响到其他福利维度,如经济福利、健康福利、教育福利等。

　　目前国内外政治学界对“政治参与”概念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存在诸多争议,未能形成一个较为一致的定义。从评估农民福利的视角出发,本文将农民政治参与的核心锁定在农民行使基本政治权利的状况,即农民的参政权。它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法律赋予农民的权利,二是农民行使权利的状况。

　　关于法律赋予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在国际方面,1998年我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第25条对公民的参与权规定,包括(1)参与公共事务权;(2)平等的选举和被选举权;(3)在平等条件下,参加本国公务。这也是国际组织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制定政治参与指标中的一个重要参考。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首次提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其中与农民群体相关的、宪法规定的政治权利主要涉及四个方面:(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政治自由权;(3)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及人大代表的监督权;(4)集体经济组织的民主管理权利。本文关于农民行使权利状况的评估指标,结合中国农村现状,主要是围绕法律赋予的基本政治权利展开,并集中在上面提到的第一、二、四项权利。

　　国内目前对政治参与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视角,其中一个研究分支是从工具性与价值性的视角解释农民政治参与。主流观点认为当前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具有比较突出的工具性特征。政治参与以及政治参与权是实现其他公民权利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农民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及寻求经济利益保护的机制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动力和动机。同时,农民政治参与也具有政治和精神层面的利益,即“满足社会主体需要的权力、地位等客观对象”及“满足社会主体需要的声誉、信仰、享乐和自尊、他尊的自我实现等价值对象”[1]。研究发现,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同个人收入水平几乎不相关,而同性别、年龄、文化水平、个人社会政治面貌及社会身份关系等相关[2]。这些研究有助于解释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但从农民权利如何实现的视角的解释还不多见。

　　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的实证研究大多基于某一地方甚至是某一村庄的定性研究[2],鲜有以村民或农户为分析单位的定量分析。郭正林在此方面做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分析了广东26个村近2 000名农民的政治参与动机、价值取向及参与效应[3]。近年来,经济学也介入到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中来。蒯旭光利用南京市5区县30个村分层抽样调查的农户数据,应用有序Probit模型,从农户特征、村集体特征、候选人特征和社会资本分析影响农村居民政治参与的因素[4]。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利用对广东、河南、甘肃3省9县26个乡镇59个行政村1 170户农户的问卷数据,使用SEM模型,对农户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的影响因素做了分析[5]。

　　对近些年国内文献的梳理中发现,基于东、中、西部进行全国农户政治福利状况评估的研究还是个空白,本文试图在此方面做些尝试。

　　二、农民政治参与现状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所用数据来自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农民福利研究”课题组对山东省的邹平和胶州、河南省的西平和伊川、陕西省的蒲城和绥德三省六县展开的入户调查问卷,调研农户样本利用的是所在县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确定的样本农户,他们分布在所在县的10个村,每村10户。经数据处理,本专题的有效问卷为487份。

　　(一)样本农民政治参与状况的问卷统计结果

　　1.政治参与总体水平低,但是自我决策意愿强

　　在364个回答样本中,知道最近一次乡镇人大代表选举时间的,只有17·6%。从选举意愿看,超过半数的农民表示愿意,但有近40%的农民表示无所谓,初步反映出农民对参与政治选举热情有限。与参加乡镇人大代表选举相比,农民行使自治权,参与村委会选举及其选举意愿明显提升,在485个回答样本中,72·6%知道最近一次村委会选举时间,本人和家人参与的比例也达到73·2%。愿意参与村委会选举的农民比例超过2/3。

　　在参与村民主决策方面,知道最近一次村公共事务讨论时间的有116人,仅占有效样本的23·9%。其中,亲自参加的比重为66·4%、家中其他人参加以及家中无人参加讨论的样本所占比重分别为10·3%和19·8%。在亲自参加村公共事务讨论的样本中,有40·2%的农民在会上发言,26·0%的农民参与了投票,反映出村民对村公共事务有了一定的参与度。

　　对于决策方式,近40%的农民认为应当由全体村民开会决定,约四分之一的农民认为由自己的代表(包括村民代表、民主议事会代表以及党员代表等)决定即可。还有近15%的农民认为村干部决定即可。另外有16·3%的农民认为无所谓,说明大多数农民希望自己或自己选择的代表来决定村里的公共事务。

　　进一步地说,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态度也再次反映了这一点。在247个回答问题的有效样本农民中,愿意参加、无所谓以及不想参加的农村居民所占比重分别为64·6%、24·1%和11·3%。

　　2.村干部是农民实现政治参与的主要桥梁

　　样本统计显示,农民获取选举信息的渠道主要是村干部通知,分别占乡镇人大代表选举、村委会选举的44·6%和51·7%;利用村里的传统信息传播工具(广播、公告栏)通告的比例也较高,分别占24·6%和34·6%,而通过听别人说的非正规渠道获得信息的比例则很低,均不足5%。它说明村干部的信息传递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前提条件。

　　3.政治权利行使走向规范化

　　无论乡镇人大代表选举还是村委会选举,流动票箱和专门地点秘密投票两者合计的占比分别达到68·8%和62%,表明现代民主的规范选举方式占主流。而传统的举手表决方式所占比重均不足3·0%,此外请人代投在乡镇人大代表选举中没有出现,在村委会选举中也只有1·8%。

　　但是民主程序的规范性还存在问题,分别有79·1%、58·0%的农村居民不清楚乡镇人大代表、村委会选举的候选人是怎样产生的,反映出农民政治参与的范围、程度有限。

　　4.不同群体的农民政治参与特征明显

　　按照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健康、婚姻状况、职业、收入满意度、幸福满意度和地域分组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在各种政治参与活动中,男性所占比重均明显高于女性;中老年群体是农村政治参与的主体力量,而30岁以下青年群体,平均参与度相对很低,尤其是乡村两级选举,均只有2%。收入水平高的人群的政治参与相对较高;山东发达地区的农民政治参与比例明显高于河南和陕西两地样本农民。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个人幸福满意度对农民的政治参与影响不大,但是对于参与村公共事务讨论则有影响。(二)样本农民政治参与状况的模型分析结果

　　1.变量设定

　　为进一步分析样本农民的政治参与状况,在上述简单统计分析基础上,结合样本数据资料,建立样本农户政治参与的实证分析模型。其中,选择的各变量情况见表:

　　在个人特征方面,根据以往研究预期,年龄越长者,对政治关注和参与的兴趣越高,男性参与政治的热忱较高,而婚姻状况对农民政治行为的影响不确定。此外,农民闲暇时间越多,或者在家居住的时间越多,参与政治活动的可能性就越高。

　　在指标选取上,选择与政治参与关系密切的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两个指标来反映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预期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健康状况越好，参与政治选举和村公共事务的概率就越高。经济方面,预期农村居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概率将随着收入或消费的增长而有所提高。财产方面,拥有人均耕地面积越大,农民发生政治参与行为的概率就越高。就业方面,预期在本村或本乡镇内就业的农民参与政治选举与村公共事务的可能性相对更大,而就业类型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则不确定。模型考虑的其他因素还包括有:对村干部的满意度、对村里环境的满意度、对社会地位的满意度、对生活幸福状况的感知,预期他们直接影响对政治参与的态度。

　　从逻辑上讲,与政治选举相关的各因素,对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具体而言,知道政治选举或者村公共事务讨论时间者,参与相关活动的概率就越高。农村居民在候选人产生方面所起的作用越大,其参与相关选举的积极性就可能越高。至于投票方式对参与行为产生的影响,则并不确定。但根据常理推测,若投票的方式越便利或者保密程度越高,农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概率就可能越高。

　　2.模型选择与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农村居民政治参与程度作为因变量,设定理论模型如下:

　　INLEVEL= f (WINCOME, WEXPE, FAREA, SSTA-TUS,GENDER, AGE, EDU, HEALTH, EMPTYPE, MARRIAGE,EMPPLACE,SATINV,SATPOL,VTIME,GTIME,XTIME,ATHOME,SATLIFE,A(i))

　　运用排序多元选择模型估计方法对于上述多元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从LR统计量的伴随概率来看,该模型整体显著性较高。得出的初步结果如下:

　　1)农民经济水平影响参与行为。人均纯收入对农民的政治参与产生积极影响,表现为:收入越高者,同时参加村委会选举、乡镇人大代表选举以及村公共事务讨论的概率就越大。

　　2)个体特征方面。相较于其他社会身份而言,村组干部参加政治选举和村公共事务讨论的概率更大。年龄越长者,其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越高。

　　3)心理因素方面。对村干部满意度越高的农民同时参与上述三项政治活动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对生活幸福状况感知越好的个体,家中无人参加三项政治活动中任何一项的概率越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现阶段,农民政治参与的工具性功能强于目的性功能,即农民政治参与还没有成为生活幸福感的构成参数。

　　4)在选举相关因素方面,知晓村委会选举、乡镇人大代表选举或者村公共事务讨论的时间,同时参加三项政治活动的可能性就越大。

　　5)在地域差异方面,河南省西平和陕西省蒲城两县农民出现家中无人参加任何一项政治活动的概率较大。这一结论与初步统计结果一致。

　　三、结果分析与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对问卷的简要统计分析及多元模型选择的分析结果,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第一,样本农民的政治参与低,政治参与没有构成农民群体生活质量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现阶段,农民的政治参与主要体现在工具性价值上,即通过政治参与实现或改善经济、教育等其他福利。因此,农民对政治福利的追求更强调实用主义,即给个人带来的好处,而非公民本身的权利实现。

　　第二,样本农民的政治参与层级低下并且参与领域狭窄。农民的参政权主要集中在村级层面,而在乡镇人大代表选举中的参与度明显偏低。农民对其参与结果直接影响经济和其他福利改善的公共事务活动和村委会选举的意愿和实际参与度均高于对自己生活状况改善没有直接影响、行使公民基本选举权利的乡镇人大代表选举。

　　第三,样本农民的政治参与方式被动,并以个体化为主。以自愿结社方式参与政治的农民比例非常低,公共事务的参与基本是通过村两委组织载体。因而村委会向农民传递的信息充分与否,直接影响农民政治参与。

　　第四,按照不同群体分类的分析结果显示,(1)样本收入水平提高对政治参与产生积极影响。(2)农村男性群体的政治参与明显高于女性,尤其是在行使公民权和组织民主决策权方面。(3)农村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度很低,农村的政治参与以中壮年群体为主。(4)农民所从事职业对农民政治参与有明显影响,从事农业的群体参与乡镇人大代表选举的比例明显偏高,参与公共事务的比例相对偏低。而从事非农业的农民群体与之相反。(5)婚姻状态、文化水平对农民参与选举影响不大。

　　分析结果的政策含义是,在现阶段,(1)应当把农民的政治参与和经济利益改善紧密结合在一起;(2)在引导农民参与中,注意树立社会性别意识和青年意识,引导青年、女性更多地参与,应当考虑为以在外地就业为主的青年群体和留在家中的妇女群体提供有效的利益诉求的途径;(3)有效发挥村委会在引导发动农民政治参与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