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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科等：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异质性与参与动机
作者：邵科 徐旭初 黄祖辉     来源：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日期：2014-01-26  浏览：449

       摘 要：当前中国的农民群体出现了明显分化，使加入合作社的农民成员在人口统计学特征、农业生产特征和风险偏好特征等方面具有异质性，形成了内部或外部导向、销售或服务导向的差异化参与（入社）动机。通过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合作社成员差异化入社动机的因素发现，持内部动机者比持外部动机者更爱冒风险，家庭农业净收入占家庭纯收入比重较大，规模生产特征更明显；持服务导向型动机者比持销售导向型动机者更倾向于雇工生产，更有可能拥有农业生产设施或设备，更加具有规模生产特征，也更爱冒风险等。

      关键词：合作社；成员异质性；入社动机；

 
过去三十余年，中国的农民群体出现了职业、收入和消费等方面的分化（陆学艺，2006；万能和原新，2009），即使从中剥离那些不再务农群体，剩余的务农者也呈现明显异质性。这使谋求加入合作社的农民无论在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还是在所拥有农地面积与农业生产资料等农业生产特征方面，抑或是在风险偏好特征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化（李卓鹏，1999；林坚和马彦丽，2006；郭熙保和黄灿，2010）。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那些已加入合作社农民成员的参与（入社）动机及其影响因素，探析这些成员为什么入社，厘清其对合作社的功能期望，深化以往关于哪些因素影响农民是否加入合作社的研究。

此外，西方经典的合作社视野问题（horizon problem）研究主要围绕着合作社的产权、剩余索取权、投资收益等展开，讨论成员的投资眼光问题（注重长期收益还是短期利益）（Porter & Scully,1987; Sykuta& Cook, 2001; Olesen, 2007）。但实际上在中国情境下其内涵可以进一步扩充，即可以视为成员的视野问题不但会影响成员对合作社的投资，影响成员与合作社的产品交易，还会影响到成员对合作社的管理参与等问题。而成员的视野问题能集中在其参与（入社）动机上反映出来，这也是考察异质性农民成员参与（入社）动机的另一层价值。

所谓动机，是指直接推动个体行为活动的内部原因，是引起和维持个体行为并将此行为导向某一目标的愿望或意念（车文博，2001）。动机问题是心理学领域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Maslow,1943；Dweck& Leggett,1988），动机理论也被学者应用到了对参与性动机的分析（Sit & Lindner,2006; Gaul et al., 2010）。

这其中内部动机（指人内在的、自愿性的动机）与外部动机（在外在条件的诱导与刺激下产生的动机）的分析视角，被较好地用以解释人们的参与性动机（Richard &Deci, 2000；Bénabou& Jean, 2003），即认为人们参与某个组织或者活动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于人们内在的需要与认同，体现自愿性；另一方面来自于外在因素的逼迫与诱惑，具有强制或诱导色彩（Hars& Ou,2002; Tsorbatzoudis et al.,2006）。
对于成员加入合作社的动机而言，根据笔者大量的文献阅读和田野调查经验，欧美发达国家的农业合作社初始发展主要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自发推动原则，农民当初加入合作社基本是自愿的，农民基于内部性动机加入合作社。中国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既有农民为了能够卖出农产品，提高自身收入而主动组建合作社的行为，具有自下而上的自发发展特征；又有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组织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推动自身组织发展和完成上级考核等要求而鼓励、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特性，具有相当意义上的自上而下的推动发展特征。这就使得有些农民成员加入合作社是出于自身农业生产经营的需要，这些成员看好合作社所能发挥的作用，所以他们自愿性的加入合作社；而有些农民成员选择加入合作社是出于地方政府部门的要求，或者是出自其他人或组织的引导与请求，自己对加入合作社态度并不积极，有些不置可否。本文提出
假设1：农民入社的动机存在着相对消极的外部动机与相对积极的内部动机之分。
进一步而言，对于那些相对积极参与（入社）的内部动机型成员，成员入社主要是为在合作社谋求经济利益，而且他们的经济利益诉求日趋多样化（Reynolds,1997）。特别是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成员加入合作社的经济性动机包括希望在信息技术服务、农资采购、产品营销等方面获得合作社的支持（唐宗焜，2007；黄季焜, 邓衡山和徐志刚，2010）。考虑到农民之间对合作社功能需要可能存在的多样化与差异化情况（王拓和高建中，2009），本文提出
假设2：持内部动机的成员有些希望重点获得信息技术服务等，这部分成员拥有服务导向型的动机特征，而有些成员希望重点获得合作社的产品营销等服务功能，这部分成员拥有销售导向型的动机特征。
 

 

假设3：成员有些持单一的参与（入社）动机；有些持多重参与（入社）动机。

 

此外，基于农民成员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维度、农业生产特征维度和风险偏好特征维度的异质性。本文提出
假设4：农民成员个体特征的异质性会对其参与（入社）动机的差异化有显著影响，这种异质性体现在农业生产特征、风险偏好特征和人口统计学特征三个方面。
本文实证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来自课题组于2009年7月至2009年9月在浙江省和四川省所做的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等的抽样调查。在调研所获357份成员问卷数据基础上，剔除了少量关键数据信息存在明显失真或不完整的样本，最终使用的合作社成员样本数据信息共309份。
受制于因变量的离散特征，关于个人（家庭、组织）等决策主体对是否进行（参与）某些事项的选择（意愿）研究，理论界一般是运用离散选择模型进行分析（比如McFadden & Train,2000; McFadden,2001）。以往的有关农民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需求或参与意愿类问题的研究，有一些学者利用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农户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需求与入社意愿及其影响因素问题（如赵佳荣，2008），但更多的是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的方法分析农民对于加入合作社的意愿等问题（郭红东和蒋文华，2004；朱红根等，2008；史冰清，靳兴初和孔祥智，2010）。本研究将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1. 因变量

 

本文所选择的因变量是农民的“参与（入社）动机”，它主要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次层次的因变量是“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第二层次的因变量是在持“内部动机”的农民群体中，进一步将之区分为“服务导向型动机”和“销售导向型动机”。
简单而言，为了了解已经加入合作社的农民成员他们当初的参与（入社）动机，笔者在调研问卷中询问了农民成员的加入原因（动机），并请他们根据重要性进行选项排序（最多选4个选项）。进一步，计算每个样本中每个动机类型得分总值，其中得分值最高的动机类型也即为该样本的动机类型，将每个样本归类为某一参与（入社）动机中（限于篇幅，具体归类方法和计算过程省略）。其中，在外部动机与内部动机层次，赋值外部动机为0，内部动机为1；在服务导向型动机与销售导向型动机层次，赋值服务导向型动机为0，销售导向型动机为1。
 

 

2. 自变量

 

本文自变量主要体现在农户的农业生产特征、人口统计学特征和风险偏好特征三个方面。
（1）农业生产特征。主要包括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与规模化水平状况。本文首先考察了样本“是否是规模生产大户”。在种植业中，根据张忠根和史清华(2001)、屈小博和霍学喜（2007）等的研究启示，以10亩为标准，大于等于10亩的被认定为种植大户，赋值为1，小于10亩的被认定为小户，赋值为0。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养殖业中，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2009)在《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的饲养业品种规模分类标准则，将生猪年存栏头数大于30头，肉鸡年存栏只数大于300只等的养殖户认定为养殖大户，赋值为1，否则为小户，赋值为0。同时进一步用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是否有雇工生产（包括固定雇工和季节性雇工）”、“是否有农业生产设施或设备”以及“农业净收入占家庭纯收入比重”变量考察农户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的生产特征。

（2）人口统计学特征。依循前人的思路，农民人口统计学特征选择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农民家庭总人数变量(Blandon, Henson & Cranfield,2009; Lu et al., 2010; Jaime & Salazar,2011)。同时，鉴于许多农户家庭可能存在的非农工作经历与非农就业现状，以及由此可能会对被调查参与（入社）动机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又加入了有关户主及家庭成员非农工作情况相关变量（刘承芳, 张林秀和樊胜根，2002；曹建民, 胡瑞法和黄季焜，2005）。在本文中，具体询问了被调查户主“是否一直以农业为主业”，其中户主一直以农业为主业的被赋值为1，否则为0；问卷也询问了“家庭其他成员是否有以非农工作为主业”的情况，家庭其他成员有以非农工作为主业的被赋值为1，否则为0。

（3）风险偏好特征。对于农民风险偏好特征的衡量，主要通过代理测量的方法进行甄别。具体通过询问“您认为自己属于哪个类型的农户？”然后依据农民选择对新事物（想法）的接受程度，判断其风险偏好特征。本题共有6个选项，从选项1到选项6，农民的冒风险倾向逐渐降低。
（4）产业与地区特征。本文将农户所属产业分为种植和养殖两大类，分别赋值为0和1；在地区变量上，以浙江省为参照组，也即将浙江省和四川省的地区变量分别赋值为0和1。在本文中产业和地区变量被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中进行观察。
 
 
表1  自变量名称及其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农业
生产
特征
是否规模生产大户（X1）
规模生产农户=1，小农户=0
是否有雇工生产（X2）
有雇工生产农户=1，没有雇工生产农户=0
是否有农业生产设施或设备（X3）
有农业生产设施或设备农户=1，没有农业生产设施或设备农户=0
家庭农业净收入占家庭纯收入比重（X4）
家庭农业净收入值/家庭纯收入值
人口
统计
学特征
年龄（X5）
户主年龄数
受教育程度（X6）
户主受教育年数
家庭成员总数（X7）
家庭成员总个数
是否一直以农业为主业（X8）
户主一直以农业为主业=1，有以非农工作为主业经历=0
家庭其他成员是否有以非农工作为主业（X9）
家庭其他成员有以非农工作为主业=1，家庭其他成员没有以非农工作为主业=0
风险偏
好特征
风险偏好类型（X10）
户主爱冒风险程度，最高=1，非常高=2，比较高=3，比较低=4，非常低=5，最低=6
产业与地区特征
产业类型（X11）
种植类=0，养殖类=1
地区类型（X12）
浙江、四川（以浙江为参照组）
 
通过样本数据分析可得，持外部动机者样本总数为42个，其赋值为0；持内部动机者样本总数为267个，其赋值为1。持服务导向型动机者为121个，其赋值为0；持销售导向型动机者为146个，其赋值为1。此外，在内部与外部动机层面，有14个样本仅持外部动机，198个样本仅持内部动机；而在服务与销售导向型动机层面，在198个仅持内部动机者中，有22个样本仅持服务导向型动机，28个农户仅持销售导向型动机。由此可以看出，在被调研农民成员样本中：（1）持内部动机者要多于外部动机者，（2）持销售导向动机者要高于服务导向动机者，（3）持多重动机者要多于单一动机者。被调查农民成员的参与（入社）动机总体上呈现出了差异化特征。并且，通过对内外部动机模型所涉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发现，持内部动机农民成员的农业生产专业化水平和规模化水平更高，受教育程度更高，具有更大的风险偏好；通过对服务和销售导向型模型所涉及变量的述性统计发现，持服务导向型动机农民成员的农业生产专业化水平和规模化水平更高，受教育程度更高，具有更大的风险偏好。
进一步，运用二元logistic计量模型分析农业生产特征、人口统计学特征、风险偏好特征等维度的自变量对动机类型因变量的影响及其显著性程度。本文采用SPSS14.0统计软件对被调研样本数据进行处理，数据分析采用默认的强制进入法（Enter）。

1.      内、外部动机模型计量结果

首先对内、外部动机模型进行综合检验（Omnibus Tests），结果显示似然比值等于36.70，在0.001水平下显著，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至少有一个自变量具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通过表2可以看出，在内、外部动机模型的农业生产特征维度，自变量“家庭农业净收入占家庭纯收入比重（X4）”在0.01水平下显著，自变量“是否规模生产大户（X1）”在0.05水平下显著，系数都为正值。在风险偏好特征维度的自变量“风险偏好类型（X10）”在0.05水平下显著，系数为负值。

由于本模型赋值持外部动机者为0，持内部动机者为1，这也就意味着，相较持外部动机者，持内部动机者更为明显的是那些家庭农业净收入占家庭纯收入比重更大的更具有规模生产特征的农户类型；并且持内部动机者往往是那些更爱冒风险的农户。不过本模型在产业与地区特征、人口统计学特征上没有显著差异。Hosmer-Lemeshow检验显著性系数值为0.240（大于0.05）说明，模型预测数据和期望数据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模型拟合较好。
表2 内、外部动机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自变量
B
S.E.
Wald
Sig.
Exp
(B)
农业生产特征
是否规模生产大户（X1）
1.006**
0.500
4.048
0.044
2.734
是否有雇工生产（X2）
-0.380
0.469
0.655
0.418
0.684
是否有农业生产设施或设备（X3）
0.087
0.383
0.051
0.821
1.090
家庭农业净收入占家庭纯收入比重（X4）
2.270***
0.529
18.392
0.000
9.683
人口统计学特征
年龄（X5）
0.023
0.022
1.143
0.285
1.023
受教育程度（X6）
0.039
0.063
0.374
0.541
1.040
家庭成员总数（X7）
0.031
0.185
0.028
0.867
1.032
是否一直以农业为主业（X8）
-0.145
0.433
0.113
0.737
0.865
家庭其他成员是否有以非农工作为主业（X9）
-0.085
0.409
0.043
0.835
0.919
风险偏好特征
风险偏好类型（X10）
-0.337**
0.137
6.089
0.014
0.714
产业与地区特征
产业类型（X11）
-0.476
0.391
1.482
0.223
0.621
地区类型（X12）
-0.030
0.403
0.006
0.940
0.970
Constant
-0.063
1.717
0.001
0.971
0.939
-2 Log likelihood
208.955
 
Cox &Snell R Square
0.112
 
Nagelkerke R Square
0.204
 
Hosmer and Lemeshow Test
0.240
 
注：**表示在0.05 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01 水平下显著。
 
2. 服务导向型与销售导向型动机模型计量结果

对服务导向型与销售导向型动机的模型综合检验（Omnibus Tests）显示，其似然比值等于60.933，在0.001水平下显著，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线性关系显著，至少有一个自变量具有统计学意义。通过表3可以看出，在服务导向型与销售导向型动机模型的农业生产特征维度，自变量“是否有雇工生产（X2）”在0.01水平下显著、自变量“是否规模生产大户（X1）”和“是否有农业生产设施或设备（X3）”在0.05水平下显著，系数为负值；被调研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维度的“受教育程度（X6）”变量在0.05水平下显著，且系数也为负值；被调研样本在风险偏好特征维度的“风险偏好类型（X10）”变量上也在0.05水平下显著，系数值为正。

由于本模型赋值持服务导向型动机者为0，持销售导向型动机者为1，这也就意味着，相较持销售导向型动机者，具有服务导向型动机特征的样本其家庭更加倾向于雇工生产，更加有可能拥有农业生产设施或设备，更加具有规模生产特征；持服务导向型动机者具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且更爱冒风险。
不过本模型在产业与地区特征、人口统计学维度上也没有显著差异。另外，通过Hosmer-Lemeshow检验也说明，模型模型拟合较好。
表3  服务与销售导向型动机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自变量
B
S.E.
Wald
Sig.
Exp
(B)
农业生产特征
是否规模生产大户（X1）
-0.735**
0.324
5.158
0.023
0.479
是否有雇工生产（X2）
-0.878***
0.341
6.637
0.010
0.416
是否有农业生产设施或设备（X3）
-0.664**
0.283
5.505
0.019
0.515
家庭农业净收入占家庭纯收入比重（X4）
-0.547
0.540
1.027
0.311
0.579
人口统计学特
征
年龄（X5）
0.004
0.017
0.060
0.806
1.004
受教育程度（X6）
-0.126**
0.051
6.138
0.013
0.882
家庭成员总数（X7）
-0.095
0.137
0.480
0.488
0.909
是否一直以农业为主业（X8）
-0.184
0.335
0.302
0.582
0.832
家庭其他成员是否有以非农工作为主业（X9）
-0.118
0.316
0.141
0.708
0.888
风险偏好特征
风险偏好类型（X10）
0.267**
0.112
5.655
0.017
1.306
产业与地区特征
产业类型（X11）
-0.464
0.310
2.248
0.134
0.629
地区类型（X12）
-0.247
0.315
0.615
0.433
0.781
Constant
2.303*
1.347
2.925
0.087
10.007
-2 Log likelihood
306.863
 
Cox &Snell R Square
0.204
 
Nagelkerke R Square
0.273
 
Hosmer and Lemeshow Test
0.165
 
注：**表示在0.05 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01 水平下显著。
 
五、总结性评述
通过以上两个模型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1）相较持外部动机者，持内部动机者属于更爱冒风险，家庭农业净收入占家庭纯收入比重较大和规模生产特征更明显的农户类型；（2）相较持销售导向型动机者，具有服务导向型动机特征的样本，其家庭更加倾向于雇工人进行生产，更加有可能拥有农业生产设施或设备，更加具有规模生产特征，并且持服务导向型动机型者具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更爱冒风险。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专业化、规模化水平更高的农民成员更倾向于服务导向型参与（入社）动机的现象，需要对之进行解释。
1.规模农户需要合作社为其稳定产量、提升质量。实际上，那些所谓规模生产农户或专业户，多数在合作社成立之前就已经在从事农业生产，并且其在规模成长的过程中已经掌握了足够的市场销售网络渠道，相较小农户他们并不特别苦恼于产品没有销路，因此也就不特别冲着解决市场销路目的加入合作社。这些专业化规模农户对合作社的功能期望更加倾向于：通过参与合作社，吸引到足够的有生产经验的农民，让其发挥自身的技术经验优势，成为合格的农业产业工人，以帮助专业大户提高生产的标准化水平，提高产品质量，使得大户的产品能够更容易卖和售价更高。同时，大户参与合作社可能是想通过合作社获得更大、更稳定的原料渠道，即通过合作社建立起产品生产基地平台，此类大户往往具有农村经纪人特征。
2.农民成员的入社动机具有多样性。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持服务导向型动机目的参与（入社）的农民成员并不一定没有持有销售导向型动机，他们也可能希望能够通过合作社注册品牌，申请有机、绿色认证，或者投资建立加工线等。也即，正如前文在划分农民功能动机类别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被划分到持服务导向型动机类型的农民，除了持有单一的服务导向型动机类型，也包含持有服务导向型和销售导向型双重动机。
3.小农户需要合作社的产品销售功能提供。相较专业化、规模农户，那些小农户由于其规模较小，并不具备独立的市场营销能力，他们期望合作社能够帮助其解决产品销售问题，帮助其开拓市场销售，以及通过合作社获得更高的市场售价。
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要想入社成员积极参与组织事务，就得考虑在吸纳新的成员入社时选择那些持内部动机者入社；不要没有原则的吸纳农民入社，尤其忌讳拉人入社；要理性认识目前合作社成员所持有的多重入社动机现实，为不同特征的成员制定侧重点不同的差异化服务策略，使农民成员更加忠诚于合作社，以利于合作社的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略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运营模式、治理结构与比较研究（7102010702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研究（10JJD79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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