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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科等：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结构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基于组织绩效的感知测量方法
作者：邵科 郭红东 黄祖辉     来源：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4年第1期     日期：2014-03-29  浏览：410

 

 
（1.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北京 昌平 102208）
（2.浙江大学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 杭州，310058）
摘 要：在系统梳理合作社绩效研究文献基础上，借鉴企业绩效感知测量思路提出了符合中国情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感知测量方法并初步验证了其合理性。运用2009年和2011年在浙江省和四川省所做的田野调查数据，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成员参与下的合作社股权、惠顾和治理结构对合作社绩效所可能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成员资本和业务参与下的均衡股权和惠顾结构对合作社绩效的正面影响并不显著,成员广泛管理参与下的治理结构可能会对合作社的绩效产生一些正面作用。
关键词：合作社绩效；感知测量方法；股权结构；惠顾结构；治理结构
   The Impacts of Cooperatives’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n Farmer Cooperatives' Performance—— Based on Perceptual Measures of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Shao Ke1  Guo Hongdong2   Huang Zuhui2
(1.Agricultural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Beijing,102208)
(2.China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Abstract: Based on Cooperatives’ performance research literatures and perceptual measurement method for firm performance, the paper bring forward the perceptual measurement method for farmer cooperatives within Chinese context and examines its rationality. Together with the field survey data at 2009 and 2011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Sichuan Province, the paper evaluates the possible impacts of cooperatives’ ownership structure, patronage,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 on the performance by a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highlight that equally distributed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patronage structure in terms of members’ financial and operational participation are not beneficial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operatives’ performance. However, the governance with wide membership involvement may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cooperatives’ performance.
    Key words: Cooperatives' Performance; Perceptual Measurement Method; Ownership Structure; Patronage Structure; Governance Structure
 
一、问题提出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消息，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已发展到82.8万户，实有成员6540多万户，这些合作社的存在较好带动了农产品销售、相关产业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很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并不规范，比如一些合作社销售的农产品半数以上来自于非成员农户，成员资本参与仅限于少数人（合作社股权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且普通成员管理参与水平有限（比如不积极参加成员大会等），对合作社实际控制力不足。这就可能使合作社通过销售农产品所获得的增值利润以按股分红的形式落入占有合作社多数股份、掌握组织实际控制权的理事长等少数人手中。这些现象的存在使很多合作社虽然经济效益优良，但普通成员从合作社获得的收益十分有限。这种情况引来实践部门对如何全面正确评价合作社绩效的困惑，引来理论界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不规范、不健康的担忧，还引来社会各方间对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道路与成效的争论。
苦于许多农民专业合作社缺乏完整的财务数据报表，或者虽有报表数据但是真实性存疑等因素，国内理论界虽在努力探索合作社的组织绩效，但仍然缺乏足够客观合理的评价标准化解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争议。本文在系统梳理合作社绩效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种新的合作社绩效测度思路，同时，通过对合作社产权、惠顾和治理结构与合作社绩效关系的理论阐述和实证检验，研判什么样的合作社组织结构能带来好的组织绩效，为合作社理论研究者、实践者、管理者提供一种新的观察与实践操作思路。
以往对合作社的研究中，基于财务数据的分析方法和评价标准得到西方理论界的较多应用，比如研究者经常用此方法比较合作社与投资所有者企业之间的绩效与效率差异，研究发现合作社的一些财务绩效指标与普通企业没有显著差异，甚至有些合作社的财务指标要好于普通企业[1-2]。但需要看到的是，这种基于财务数据的评估方法忽略了合作社的一体化（联盟）绩效，忽视了成员收益绩效，此外，合作社作为自愿联合的人们所共同拥有和民主控制的企业，其特殊性还在于具有重要的非经济的社会属性和社会价值[3]。因此，合作社组织作为特殊的企业法人，如果只进行经济绩效的评估，就会低估合作社在社会当中所发挥的实际价值，也就低估了合作社的完整组织绩效。
对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由于发展时间尚短，合作社的财会人才严重不足，现有财会人员业务素质偏低，再加上合作社领导层对财会制度的不熟悉，大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财务制度不完善，财务数据违规、失真等现实问题[4-5]。可以想见，基于客观财务数据对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绩效评价存在着明显缺陷。
本文拟采用基于里克特量表的组织绩效感知测量量表。此量表一方面受启发于Wang等[6]和Tan & Litsschert [7]的企业绩效感知测量构思（企业绩效的感知测量方法得到了管理学领域的较好认可），另一方面考虑了合作社的组织特性。本文拟采用的组织绩效感知测量量表从“合作社自身盈利能力”、“社员凝聚力”、“产品市场知名度”、“为社员服务”、“提高社员收入”、“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和“在当地社会影响力”七个维度，再加上用“对合作社发展总体评价”测量“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样本合作社与省里面其他同产业类型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其测量内容包含了财务绩效、运营绩效、利益相关者绩效等范畴。以期利用感知绩效量表超越狭义财务概念，把握合作社的多功能组织绩效，克服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真实与完整财务绩效数据难以获取的问题。
此外，“对合作社发展总体评价”的回答则有助于整体把握合作社的发展绩效水平，进一步佐证上述合作社感知绩效测量构思。考虑到5点量表有可能使得被访者将打分集中于3或者4的情况，为使题项得分更具有区分度，参照Zhang & Li[8]等的研究构思，本文采用7点量表，其中“1”代表“最低”（在本行业所处位置最靠后）、“7”代表“最高”（在本行业所处位置最靠前）、“4”代表“一般”（在本行业所处位置居中）。
股权结构是合作社与普通企业之间的重要差别之一。西方传统合作社组织的所有权仅限于惠顾者成员，剩余回报权不可转移、估价和赎回[9]。由于合作社产权的模糊定价，使组织存在着产权资本短缺等问题，导致合作社财务绩效变坏[10-11]。西方传统合作社近些年的组织发展革新主要通过产权制度改革等方式推进，其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外部产权、推动股权公共上市等[12]。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理论上也面对公共产权模糊性问题，需要考虑推动合作社的产权清晰[13]，但由于中国合作社组织发展时间不长，组织公共资金提取很少（很多合作社没有公共积累），公共产权弊病并不严重。当前中国合作社发展更需要关注产权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其典型表现为少数核心成员（比如理事长）占有组织多数股份[14]，使合作社在进行盈余分配时，占有多数股份的核心成员能基于入股比例分到多数经营利润，使看似具有合理性的产权结构背离组织发展初衷[15]。为了更好把握此种成员资本参与下的产权结构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非常有必要实证分析合作社股权集中度和制衡度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理论上而言，核心成员持股对于合作社委托代理问题减轻和核心成员能力激励有正向作用。国内相关研究也发现较高股权集中度（理监事会成员持股比例）对合作社的绩效影响具有正向效果[16-17]。因此，就成员资本参与下的合作社股权结构对组织绩效影响而言，本文提出：
假设1a：股权集中度对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绩效有正向影响。
股权制衡对合作社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还较缺乏，根据以往田野调查经验，本文提出：
假设1b：股权制衡度对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绩效有负向影响。
惠顾结构是合作社独有问题。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实践来看，早期合作社的成功发展离不开成员尤其是大规模农户成员的惠顾[18]，但绝大多数成员所拥有惠顾额有限（一般不超过20%），单一成员很难实现对合作社的产量控制[19]。西方理论界有学者认同合作社惠顾返还功效[20]，在合作社绩效评价中也有研究者考虑到了惠顾返还范畴[3]，但此类变量并不是合作社绩效的核心测量变量。
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普通成员扮演着惠顾者角色，在合作社产品交易中居于主体地位。确定合理返利比例也是建立合作社良好利益分配机制、确保成员权益的核心与关键[21]，因此有理由认为合作社惠顾结构对于绩效有重要影响。
国内可以借鉴的惠顾结构测量指标还很少，只有少数研究者[22]将此类指标纳入到合作社绩效变量进行研究。本文认为，就成员业务参与下的合作社惠顾结构而言，理监事会成员占合作社惠顾额比重不高，惠顾集中度也不高；同时，理事长所占惠顾额与其他理监事会成员惠顾额比值较小，惠顾制衡度较高。考虑到成员业务参与下的惠顾结构对合作社利润分配的重要影响，本文提出：
假设2a：惠顾集中度对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假设2b：惠顾制衡度对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具有负向影响。
西方研究者认为，恰当的治理制度安排安排对合作社绩效有正面影响[23]。国内学者也将组织治理作为核心变量引入对合作社绩效的研究（比如牵头人和理事会变量 [17]），并将股权结构等更宽泛的变量纳入“治理”范畴 [16]。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上述治理变量都不同程度表现出了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
就本文所关心的合作社理监事会和成员大会运作情况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也即基于成员管理参与视角的合作社治理结构安排情况，本文提出：
假设3a：成员大会和理监事会召开特征对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有显著影响。
合作社特有的成员参与等民主治理特征并不一定会给组织生产率等带来负面影响 [24]，但考虑到合作社长期以来受到的制度缺陷质疑，本文提出：
假设3b:成员大会和理监事会召开特征对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可能正向（或负向）。
本文实证分析所使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数据分别来自于2009年和2011年在浙江省和四川省所做的田野调查，调查采取了立意（判断）抽样方法。在剔除少量数据缺失或失真的无效样本，以及在排除了部分粮油、花卉产业的合作社样本之后，本文分析所选择的样本合作社包括养殖、水果、蔬菜三类产业，样本数分别为38家和74家（合作社生产成本数据信息为2008和2010年度）。限于篇幅和避免赘述，下文重点对2010年度样本情况进行详细数据报告，2008年度的样本情况只报告最终模型分析结果。
理论上而言，合作社的绩效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关注成员参与视角下的合作社股权、惠顾和治理结构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其理论模型为：
            
其中“”表示合作社绩效，“”、“” 和“”分别表示合作社股权、惠顾和治理结构，“”、“”和“”是股权、惠顾和治理结构的系数，表示误差项，它包含了其他一些影响合作社绩效的因素。
本文使用的合作社绩效感知测量方法使用里克特7点量表，借鉴同类研究先例[6,25]，文章使用多元回归方法进行模型分析。模型计量方程设定如下：
                                                       
    其中和表示股权结构中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和表示惠顾结构中的惠顾集中度和惠顾制衡度变量，和表示治理结构中的成员大会和理监事会特征，-分别是合作社的时间、规模、产业和地区产业特征等控制变量，是模型各自变量的系数，是模型的误差项。
1.因变量
对因变量合作社绩效的分析采用感知测量方法。本文首先对该变量2010年度数据值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其拟合度指标为：RMSEA=0.049（<0.08）、CFI=0.984(>0.900)、GFI=0.943 (>0.900)、NFI=0.903(>0.900)和TLI=0.975(>0.900)，根据Cepeda-Benito等[26]和Moore & Fairhurst[27]的研究经验，该拟合度指标值可接受。其次，对该变量7个题项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检测，计算得感知绩效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值为0.820（>0.800）。根据Terziovski & Samson[28]和Poon[29]的研究经验，此信度值可接受。为进一步确认该方法可靠性，本文还将感知绩效量表7个题项的算术平均值与“对合作社发展总体评价”题项得分值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结果显示该克隆巴赫系数值为0.852，信度值亦可接受。
此外，为克服该方法可能存在的研究缺陷，参照Wang等[6]的研究思路，本文也计算出了样本合作社的资产收益率（ROA）值，它与合作社感知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207（0.077<0.1显著性水平）。考虑到合作社的固定资产要相对弱于普通企业，此相关系数值（显著性水平）虽弱于Bae & Lawler[30]和Wang等[6]的研究报告，但在可接受范围。因此，本文基于感知测量方法的合作社绩效变量值得信任[1]。
2.自变量
（1）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具体用理监事会成员股份占合作社总股份比例、理事长与其他理监事会成员持股比值测度。
（2）惠顾结构：惠顾集中度和惠顾制衡度。具体用理监事会成员惠顾额占合作社总惠顾额比例、理事长与其他理监事会成员惠顾额比值测度。
（3）治理结构：具体用成员大会召开次数、理监事会召开次数的差值（理事会减去监事会的召开次数）测度。
需要强调的是，理监事会召开次数能反映合作社理监事会特征，但两者差值能更好反映出监事会的职能发挥情况，从侧面说明成员管理参与下的合作社治理特征。
3.其他控制变量
参考前人的控制变量安排[31-32]，本文将合作社的时间、规模、地区和产业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分析。具体而言，用合作社的成立年限表征时间特性；用合作社的成员数和固定资产额表征规模特性，并取其自然对数值；用种植和养殖两大产业类别表征产业特征，其中种植业赋值为0，养殖业为1；对于地区特征，本文把四川省设定为参照组。
有关2010年度样本合作社自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合作社绩效模型所使用的自变量均值与标准差
模     型     变     量
均值
标准差
股权结构
股权集中度
理监事会成员股份占合作社总股份比例（X1）
0.53
0.28
股权制衡度
理事长与其他理监事会成员持股比值（X2）
0.71
1.16
惠顾结构
惠顾集中度
理监事会成员惠顾额占总惠顾额比例（X3）
0.33
0.25
惠顾制衡度
理事长与其他理监事会成员惠顾额比值（X4）
0.39
0.81
治理结构
成员大会特征
成员大会召开次数（X5）
2.53
1.27
理监事会特征
理监事会召开次数差值（X6）
1.47
2.94
时间特征
合作社成立年限（X7）
5.85
2.36
规模特征
合作社成员数（取自然对数）（X8）
4.91
1.08
合作社固定资产额（取自然对数）（X9）
4.51
1.56
产业特征
种植类=0，养殖类=1（X10）
0.31
0.47
地区特征
浙江、四川（以四川为参照组）（X11）
0.58
0.50
为确保合作社绩效回归方程的可靠性，本文借助stata软件对2010年和2008年样本方程进行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内生性和异方差的检验。其中，2010年样本方程的VIF均值为1.27，且自变量的最大VIF值为1.67；2008年样本方程的VIF均值为1.79，且自变量的最大VIF值为3.20，说明方程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严重。在内生性和异方差检验中，两个样本方程的统计量P值都大于0.1水平，说明两个方程基本可以排除内生性和异方差问题。
通过stata分析软件对2010年和2008年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表2 的估计结果，表2不但报告了基于2010年样本的绩效模型分析结果，也报告了基于2008年样本的模型分析结果。通过对同一分析模型引入不同来源的数据，可以较好克服可能会有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也可以用之检验方程的稳健性。从表2 可以看出：
 
表2 2010年和2008年的合作社绩效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   型   变   量
2010年样本绩效模型
2008年样本绩效模型
股权结构
理监事会成员股份占合作社总股份比例（X1）
0.760**
（2.36）
0.850**
（2.13）
理事长与其他理监事会成员持股比值（X2）
0.028
（0.38）
0.003
（0.04）
惠顾结构
理监事会成员惠顾额占总惠顾额比例（X3）
0.613*
（1.70）
0.922*
（1.73）
理事长与其他理监事会成员惠顾额比值（X4）
0.169
（1.56）
0.047
（0.29）
治理结构
成员大会召开次数（X5）
0.101
（1.39）
0.010
（0.11）
理监事会召开次数差值（X6）
-0.054*
(-1.81)
-0.028
(-0.37)
时间特征
合作社成立年限（X7）
0.071*
（1.70）
0.070
（0.80）
规模特征
合作社成员数（取自然对数）（X8）
0.111
（1.37）
-0.017
(-0.15)
合作社固定资产额（取自然对数）（X9）
-0.008
(-0.13)
0.170*
(1.94)
产业特征
种植类=0，养殖类=1（X10）
-0.215
(-1.16)
0.008
（0.03）
地区特征
浙江、四川（以四川为参照组）（X11）
0.170
（0.81）
0.070
（0.80）
Constant
3.918***
（6.50）
4.245***
(5.60)
R2
0.244
0.526
Adj.R2
0.110
0.325
F-stat.
1.820*
2.620**
N
74
38
注：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t值；“*”、“**”和“***”分别表示在0.1、0.05和0.01水平下显著。
 
就股权结构和惠顾结构而言，两个年份样本数据的分析结果总体一致，理监事会成员股份占合作社总股份比例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在0.05水平下显著，而理监事会成员惠顾额占合作社总惠顾额比例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在0.1水平下显著，说明股权和惠顾的集中都有利于合作社绩效的提升，但股权集中度对绩效的影响要高于惠顾集中度。理事长与其他理监事会成员持股（惠顾额）比值都不显著，说明股权和惠顾制衡度无法促进合作社绩效的提升。
就治理结构而言，2010年的模型中理监事会召开次数差值系数在0.1水平下显著（变量系数为-0.054），而2008年的样本模型在治理结构的两个变量上都不显著。说明监事会更为频繁的召开可能对合作社绩效有正面影响，但此种影响关系还不是很确定，有待更大样本量数据的进一步检验；此外，召开成员大会可能无法轻易对合作社绩效产生正面影响。
就控制变量而言，2010年样本模型中，合作社成立年限变量在0.1水平下显著（变量系数为0.071），而2008年的样本模型中，合作社固定资产额变量在0.1水平下显著（变量系数为0.170）。这说明固定资产的增加有可能体现出合作社的绩效水平提升，而能存活长久的合作社往往组织绩效较好。
（五）结果讨论
第一，股权和惠顾集中是否有利于合作社绩效水平提升？
实证分析结果说明了合作社理监事会成员的更多持股和产品交售有利于推动组织绩效提升，即集中度会带来高绩效水平。假设1a和2a在本文中得到了较好支持。其深层次含义在于，理监事会成员高水平资本和业务参与，有利于激发其经营管理组织的热情，克服委托代理问题。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可以无止境提高理监事会成员参与程度，更不意味着其可以持有合作社的所有股份或占有所有惠顾额。单个成员应该有股权和惠顾额的占比上限。
第二，结构制衡是否有利于合作社绩效水平提升？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股权和惠顾制衡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假设1b和2b在本文中没有得到支持。这似乎预示着不能削弱合作社理事长的惠顾额或股权占比。也即合作社需要确保普通成员收益，但不能采取平均主义的经营策略，否则可能会因为缺乏对核心能人的正面激励而使组织丧失经营效率。占有一定股份（惠顾）额显然是此种激励的核心要义。如何把握合宜的持股（惠顾）比例，值得后续深入研究。
第三，成员管理参与是否有利于合作社绩效水平提升？
就成员大会召开次数和理监事会召开次数差值而言，成员的管理参与似乎只能微弱改善合作社治理结构，促进合作社绩效水平的提升。假设3a没有得到支持，假设3b则得到了部分支持。不过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与变量的选取情况有关。而在笔者看来，成员的管理参与虽不一定能给其带来直接经济效益，却能使成员通过“当家作主”获得对合作社更高的满意度，在此意义上，成员的管理参与有利于促进合作社的治理结构改善和绩效水平提升。只是未来需要考虑进一步完善管理参与测度指标，以使变量能够更好反映管理参与概念。
五、研究结论与局限性
总体而言，本文倾向于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反思了小农生产的局限性，选择重新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希望它能以服务农民成员为核心，发挥合作社在欧美国家曾经扮演过的经典益贫角色。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纵向产业化发展先于横向合作化，农民群体分化越发明显。使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从初始发展期就必须面对内部的农民成员异质性，更必须面对外部市场的残酷竞争环境。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存和发展特别需要依靠核心成员尤其是理事长的企业家能人作用。
这也就意味着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完全均等化、同质化的持股和惠顾情况，绝对的“一人一票”管理制度，也即合作社完全同质性的组织结构无法给农民专业合作社带来好的组织绩效。本文借用合作社绩效感知测量方法实证分析的调研样本总体支持了此观点，成员的股权和惠顾集中有利于提升合作社的组织绩效，股权和惠顾制衡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成员的管理参与会对合作社的绩效产生部分正面影响。
中国当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不能盲目推行全方位的平均主义，普通成员需要考虑将一部分资本和惠顾权让渡给核心成员享受，以换得核心成员更加愿意投入精力经营合作社，推动组织绩效提升；同时，合作社普通成员需要通过相对广泛的业务、资本参与和管理参与促进和确保合作社的规范化发展，避免合作社成为少数能人牟利的工具。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还存在一些研究局限，比如反映治理结构的变量还有待精确和细化；模型引入的控制变量可能还不够完善，比如未来需要考虑将政府扶持政策等变量进行定量化题项设计和引入；关于合作社绩效感知测量方法的引入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虽然测度结果还不错，但是考虑到样本量有限，该方法在农经领域还属于新鲜事物，不排除其存在系统性测度缺陷的可能性，研究结果的外推效度可能有限。因此，全文研究构思有待后续进一步检验、应用和完善。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运营模式、治理结构与比较研究”（7102010702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研究”（10JJD79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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