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时候，在各大城市建了不少“平民新村”，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廉租房社区。

　　这些廉租房社区被统一规划，建筑布局和物业管理都照一个模式来，里面都有公共厕所、公共礼堂、公共洗衣池，也都会有一个“平民合作社”。

　　平民合作社这个名字比较怪异，换成现在的说法，应该叫作社区超市才对，因为那时候的平民合作社都是卖东西的百货店，零售粮油蔬菜，零售日用杂货，给租住廉租房的房客提供了不少方便。

　　为什么不叫百货商店，而要叫作平民合作社呢?因为“平民”指的就是贫民(国民党政府认为“贫民”一词涉嫌歧视，凡跟贫民有关的东西都冠以“平民”帽子，如平民食堂、平民住所、平民福利会、平民读书处、平民救济所等)，租住廉租房的理应是贫民，以“平民”开头显得亲切，表明这种商店专为穷苦弟兄开设。另外“合作社”一词在民国时代特别流行，给百货商店挂上合作社的牌子，正是追赶潮流的一种表现。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从上至下掀起了一股合作风潮，该风潮的推动者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共产党学习苏俄，国民党学习欧美，当时欧美各国的合作社如火如荼，非常红火，确确实实为人民生活提供了很多好处，国民党为了改善国内千疮百孔的局面，也跟着大搞合作运动。蒋介石说过“合作事业是我们推进民生政策的基本方针”，还说“要建立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要恢复国民经济，要增进国民福利，非从合作社努力不可”。

　　但是蒋介石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中国各地的合作社倒是多起来了，国民经济并没有恢复，国民福利并没有增加。为啥?我总结出四条原因：

　　第一，当时的国民素质太低，不适合搞合作社。中国老百姓在专制社会生活了几千年，缺乏选举意识和参与精神，不敢投票，也不愿投票。合作社开社员大会，不去参加。合作社年底公布账目，不会监督。合作社里有集体资产，多数社员把那些资产当成便宜去占，能偷就偷，能拿就拿，全民皆贪，一盘散沙。

　　第二，国民党政府急于事功，步子迈得太快。省主席说我们要搞合作社，县知事就立即定一个三年计划，要求三年内必须成立多少个合作社，而各局各科的小头目又马上把指标分解下去，分片包干，强行推广，无论需不需要，每个工厂和每个社区都得成立至少一个合作社，不然罚款或者逮人。欧美的合作社都是人民自发成立的，政府只提供服务，中国的合作社却是领导们自上而下强制推行，当成政治任务来抓，结果自然是粗制滥造，流于形式。

　　第三，官方对合作社的管制太严。本来合作社只是民间组织，不是机关单位，但国民党制定的《合作社法》却规定每个合作社都得挂靠在某个政府机关名下，接受官僚的指导和监管。众所周知，官僚是这颗星球上最懒惰最无能最愚蠢最自私的族群，让他们来指导合作社，他们自然要安插私人，胡乱拍板，甚至把经营良好的合作社当成自己的私人提款机。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专制体制留下很多漏洞，使官商有空子可钻，使合作社变成贪腐基地和逃税法宝。抗战后为解决房荒，国民党要求大城市必须成立住宅合作社，并为这些合作社提供资金和土地。结果呢，大小官僚纷纷变成住宅合作社的社员，他们打着平民的旗号从救济署申请大笔的建房补助，从市政府获得免费的建房用地，建成一幢幢小别墅，然后分掉或者卖掉。

　　早在抗战前，南京人满为患，房地产开发异常红火，全市房产公司不下两百家，其中将近一百家公司挂着“房屋合作社”的牌子。为什么要挂这种牌子?一是当时正狠抓合作社指标，每挂一块合作社牌子就等于新增了一个合作社，等于是帮助领导完成任务；二是因为政府对合作社给予政策优惠，普通公司得缴很多苛捐杂税，一旦变成合作社，税费少了一大半，何乐而不为?

　　国民党政府有规定，成立合作社并不是光挂一块牌子就行，必须有七名以上的社员发起申请，必须向民政部门报批，报批通过后还必须接受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督，不能把公益性的合作社变成营利性的企业，更不能打着合作社旗号偷税漏税。但是我们都知道，专制社会的规定都是摆设，只要给有关领导送上白花花的银两，想违反规定还不容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