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是与资本博弈、保护农民权益的有效形式；合作社理论是社会主义理论的经典内容之一。时至今日，全世界合作社的直接受益人口接近30亿；在许多国家，合作社经济已经成为仅次于私有制经济、公有制(国有制)经济的第三种经济力量。

　　我国一直重视合作经济的发展，但在实践中，合作经济特别是合作社的发展不尽人意，甚至困难重重。5月6日，记者采访了青岛农业大学合作社学院院长李中华教授。这是全国唯一一个同类学院，而李中华是这一专业的留日博士，国内知名的合作社领域学者。

　　“利小窄低散，缺少非盲慢”，合作社让人“越看越伤心”

　　李中华是合作社的热心倡导者。但外出调查的状况并不乐观，他说：“看了失望，不是股份公司、家族企业，就是夫妻店、小作坊，越看越伤心。”

　　人才是事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2008年，他组织对青岛市农村合作经济进行了调查，总结当时农民专业合作社人才的“四少”，即：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优秀带头人较少；了解合作社知识，甘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农民社员较少；行业指导部门中通法律、懂政策、会监管的指导人员较少；理论深厚、善于理论联系实践的教学科研人员还较少。

　　2013年，他再次组织对青岛地区农业专业进行调查。时过五年，成绩显着，但问题依旧：农民专业合作社面临内部发展的“四低”困境。一是带动能力低。年销售收入最高的不到1000万元；二是服务能力低。能统一提供生产资料、生产技术服务和统一销售产品的不足20%.三是规范化程度低。全市有盈余返还的合作社不超过200家，不足总数的5%.四是管理者素质低。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不足30%.

　　他将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总结为十个字：“利小窄低散，缺少非盲慢”。

　　每个字都是一方面的表现：比如“利”，是说很多合作社的负责人，功利心很强，社员和消费者的钱都想赚；“小”，是规模小实力弱；“窄”是业务范围窄，能按《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的7种业务做到的很少；“低”说的是组织层次，很多合作社基本上都集中在一个村里面，有的一个村里有好几个同类的合作社；“缺”是缺资金，“少”是人才少，“非”是不规范、似是而非，等等。

　　“10万个合作社、10万个品牌，而日韩只有一个品牌”

　　品牌是现代经营的核心。李中华关于合作社内部成员对于品牌建设的态度所进行的调查，深刻解释了合作社发展中的困境。

　　这项名称为“合作社社员对共建品牌的意愿分析”的调查，以问卷的方式调查胶东地区17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240名社员，其中核心成员52名，普通成员188名。核心成员包括合作社的理事长、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占股比例大幅超过平均值的农户，普通社员为合作社中占股比例较小的一般农户。调查表明，合作社成员共建品牌的意愿差异明显，这不仅表现在核心成员与普通成员之间，核心成员之间也有差异。

　　李中华将调查对象的差异概括为“异质性”，尽管都是农民、合作社社员，但在对待自身利益和共同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效益上的态度差异比较大。所带来的影响不只是合作社内部，就全国层面，10万个合作社会有10万个品牌，而日本的合作社只有一个品牌：JA(日本农协的英文缩写)，效仿日本农协发展起来的韩国农业合作社也只有一个品牌：NH(韩国农协的缩写)。

　　这种“异质性”让人联想到“小农意识”，两者内涵非常接近。“小农意识”在现实中，也经常是导致单个合作社的发展壮大陷于困境的原因。但是，恰恰是“小农”的这种特点，正是合作社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因为合作社是农户之间的联合，而且，国际上特别是东亚一些小农社会的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也证明了由“小农”到“合作”之间并无鸿沟。

　　日本“农协”可借鉴的究竟是什么经验?

　　李中华原来是学语言的，毕业后进入辽宁省农牧厅外事外经处工作。后来专门从事合作社研究，起源于这段经历。

　　他回忆说：当时一些来访的日本学者经常会提出要求“看看农村”，参观后，对方往往很高兴，说“找到了孩提时代的感觉”。这话第一次听像是赞扬，再听就产生了疑问：那些年迈的学者的“孩提时代”，不是20世纪30、40年代吗?中国农村和日本农村差距就这么大?

　　后来，他赴日留学，专攻合作社经济，选择的导师是日本的合作社权威山田定市教授。在备业的时候，山田教授特别为他补授经济理论课，讲授的是《资本论》。

　　他考证说：所谓的“日本农业协同组合”，词源是日文汉字，就是“日本合作社”。“协同组合”不只存在于农业领域，还涉及消费生活、水产业、林业、中小企业、金融保险等领域。在求学期间，李中华先后参加了三个消费合作社。

　　日本农业合作社的合作事业内容主要分为六大项：指导事业，包括农业经营指导、农村生活指导和农民教育；经济事业，包括供销、仓储和加工事业；信用事业，为社员提供储蓄和贷款服务；保险事业，提供互助保险；保健事业，提供农村医疗和保健服务；利用事业，为社员购置或建造个人无法拥有的大型机械和设备、设施。

　　基层的，即设在市、町、村的农业合作社要承担上述的所有六项合作事业，因此被称为综合农协，即综合农业合作社，全部农民基本都加入农协。

　　但在综合农业合作社之上，与行政体系对应，还有省一级(都、道、府、县)组成了中央会和联合会，在全国也设立了中央会和联合会，全国中央会主要负责指导和协调工作，没有经营职能，而JA全农、JA全共联、农林中金、JA全厚联等几大经济、保险、金融和医疗福祉等联合会都是能代表日本的大企业，经营额在国际合作社联盟成员中一直高居前列。

　　日本农业合作社，几乎涵盖了农业和农村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形成了强大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与中介体系。既把分散经营的农民与全国统一的市场紧密连接起来、为农民解决了后顾之忧，又使广大农民越来越离不开农业合作社，保证了农民的高度组织化。韩国农协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农会主要是参考日本农协经验发展起来的，其做法和功能与日本农协相似。

　　“站”起来，需要“顶层设计”

　　反观现实，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一家一户的农民是一个个土豆；但现实中的合作社不过是大些的土豆。尽管不乏成功的个案，但就整体而言，怎么能够“站”起来呢?

　　李中华说，要加强顶层设计。

　　他认为，如果没有联合社体系，一个个单个的合作社是难以发挥作用的。山东省2013年合作社发展到9.7万家，参加农民20-30%,行业自律、标准、政府支持都做不到。

　　离开信用功能，对东亚小农社会的合作社来说是缺腿的，日本农协的利润主要来自金融、保险和深加工领域。而开展信用合作，等于吸引城市资金下乡，既能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也推进了城乡一体化建设。

　　人才队伍是保证。日本从事合作社研究的人才比中国多，中国开展培训不少，但一个星期能学会什么?只培养一个人就能更加带动一个村?合作社人才培养应纳入政府的计划；合作社工作人员逐步实现资格认证，要吸引大学生投身合作社事业，建立职业队伍。

　　政府应发挥的作用，是指导、教育和“公助”。合作社立法，应配套详细的实施细则；要营造扶持合作社发展的大环境，对重大项目要给予支持；合作社要有退出机制，可以采取重新选举、强令解散、兼并重组等多种办法，而不应该只是让其自我摸索、自生自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