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职业经理人任建忠

　　崇州市青桥村农民罗万才，已许久未操心过家里的4亩多地。即使什么都不做，每年大春结束后，他仍能从土地上收回两三千元钱。

　　罗万才的收益，源于崇州市近年来探索的一种新的农业经营体系——共营制。

　　罗万才以参股方式，把地交给青桥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由合作社出面聘请农业职业经理人管理田间大小事。这种以“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现代农业服务体系”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农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对耕种不失“话语权”、“收益权”；受聘的职业经理人，通过利益联结，与农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成为目标一致的共同体。

　　确保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首要任务，也是保证农民增收的关键环节，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回答“谁来种田、怎么种田”。

　　崇州市依靠这种农村内生动力，推动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了经营主体、经营收益、经营目标“共营多赢”的局面。目前入社土地面积21.33万亩，占全市耕地面积的44%，耕地适度规模经营率达60%、农民组织化率达69%、农机化率达70%。

　　据悉，今年暑期，全国农业现场会将在崇州市召开。“共营制”这一农业现代化路径，或将就此向全国推广。　　

　　合作社PK流转大户

　　农民为何舍弃略高一筹的流转费？

　　微薄的收益、枯燥的劳动，让年轻人对耕种失去了兴趣。

　　罗万才算了账，一亩地一年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除去买化肥、打农药和投入的劳动力成本，“不亏本就不错了。”他的儿子儿媳都在城里打工，两人一天工资大约就有三四百元，也不愿意回来倒腾这几亩地。

　　不想种田，又不想让土地荒着，通常的办法是土地流转。罗万才所在的区域，土地流转费大约在每亩每年1000元左右，而不算各类种粮补贴，罗万才去年从合作社每亩分了620元，收益赶不上流转，他为什么还选择入股?

　　崇州解决农业适度规模种植的问题，起初也是从鼓励流转入手的。“流转费虽然可观，但一些不确定因素让很多农民心存芥蒂。”崇州市农发局副局长刘波说，曾有一家公司在该市隆兴镇杨柳村流转土地搞现代农业，但因经营状况不佳，出现毁约退租情况。

　　农民不愿收回被退的承包地，困局之下，崇州“被迫”动员当地农技中心一位工作人员接手，并以一定比例与农民分成当年的收益——这就是崇州市土地股份合作社经营模式的起源。

　　据记者多年调查结果，社会资本通过土地流转介入到农业种植，往往面临高企的劳动力成本和难以预料的市场风险。崇州桤泉镇的土地流转曾经热闹一时，有30多家业主汇聚那里种植蔬菜，如今仅剩1家还在坚持。

　　此外，刘波说，流转背后还有不少让农民顾忌的地方。

　　比如流转的期限一般都较长，农民一旦签署合同就意味着较长时间内对土地失去了话语权；多数业主流转土地后进行的是非粮产业，一些产业对土地破坏性不小，“比如种植花木，就容易破坏土地结构，一旦业主毁约，农民收回土地后还需花费较大精力去恢复。”

　　作为10万亩粮食高产稳产高效综合示范区，崇州更希望农民种粮——土地合作社模式因此更受重视。

　　“以前的流转方式下带动的规模化经营是外力推动，而现在我们是以农民为主体形成内生动力，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刘波说，崇州已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225个，入社农户9.46万户，占全市农户的52%，2011年至今还没有出现失败案例。　　

　　利益联结灵活多样

　　三种方式寻找利益平衡点

　　土地股份合作社成功率高，一个关键因素是合作社对职业经理人实施竞聘上岗，那些水平不高的“CEO”，难以在票选中获得连任机会。

　　换句话说，职业经理人水平高低，决定了农民土地收益的多寡。但要合作持久，需要一套明确的利益联结捆绑机制。

　　学武术出身的魏涛，受聘于桤泉千丰土地股份合作社，手中管理着几百亩土地。从一名大学生村官，转型为一名职业经理人，他对自己的转型很满意。“去年一年干下来，不算政府补贴，收入7万元左右，相比过去，翻了好几倍。”

　　农民与职业经理人找到利益平衡点，则是协商的结果。目前，土地收益分配主要有三种方式。

　　最普遍的，是保底二次分红。以魏涛服务的合作社为例，魏涛承诺给社员每年每亩500元的保底收入，超出部分则采取2:3:5进行二次分红，20%作为合作社公积金、风险金和工作经费，30%归社员分配，50%归魏涛——这个具体比例由大家协商确定，不同合作社可能不同。

　　隆兴镇杨柳土地股份合作社，则对除去成本的纯收入直接分配，采用的是1:2:7的比例：纯收入的10%作为公积金、风险金和工作经费，20%用于职业经理人的佣金，70%用于社员土地入股分红。

　　江源镇邓辕土地股份合作社运行的则是“佣金+超奖短赔”方式。“经理人管理每一亩地，我们会支付一个基本的管理费，比如大春15元/亩，小春10元/亩，然后我们制定了一个目标产量，水稻田产目标产量1100斤/亩，小麦田产目标产量650斤/亩，超过这个产量的部分，全部归经理人所有，相反的，如果低于这个目标，经理人要负责赔偿。”合作社理事长张洪成介绍。

　　据统计，2012年，崇州职业经理人每亩收益在150元左右，平均年收入4.5万元；入社农户在收回生产成本后，每亩直接增收约525元。

　　对于农民而言，收入的改变还不止于此。罗万才把土地交给合作社后，自己常年在合作社打工，“每年光是工钱可以拿到差不多2万元，比起以前自己种田好太多了。”

　　去年，四川省市政府大幅提高了规模化种粮的补贴标准，规模达到500亩以上的，每亩最高补贴标准可以达到500元。这个补贴，以不同比例被合作社、社员、农业职业经理人分享，这又为农民增加了一份收入。

　　职业经理人呈年轻化趋势

　　没有种植经验可否胜任？

　　去年，36岁的农业职业经理人杨建放弃了自己的服装生意，转而做起了农业职业经理人，管理500多亩土地。但杨建坦承，自己的种田知识，是从去年开始恶补的。

　　据统计，崇州1624位职业农业经理人中，35岁以下的80后和90后占比达到了13.1%，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不少人和杨建一样，没有农业种植经验。

　　但杨建是有底气的，“我最主要的责任是做好管理和调配，而不是亲自去田里插好每一根秧苗。”他的底气也来自崇州市为规模化农业生产方式提供的多个服务体系。

　　遍布在崇州乡镇的农业综合服务超市，是农业职业经理人最爱去的地方。农资、耕田、插秧、施肥、打药、收割——在这里，可以购买到所有明码标价的服务。“有什么需要，给农业超市打个电话就行，省了很多事情。”杨建说。

　　这些农业综合服务超市由崇州市政府引进一家农业公司建立的。目前，公司整合农机专业合作社(大户)22个，拥有大中型农机具320套、专业从业人员662人；整合农资供应商(企业)15家，每年可提供肥料8000余吨、种子100余吨；整合劳务合作社6个，从业人员1000多人；整合植保专业合作社(植保机防队)16个，拥有植保机械700余台(套)；整合专业育秧公司、育秧合作社，建成工厂化育秧中心2个、水稻集中育秧基地25个，年供秧能力10万余亩。

　　根据农业产业布局的实际，公司已在桤泉、隆兴、燎原、王场等基层农业综合服务站建立农业服务超市10个，服务全市25个乡镇(街办)、231个行政村(涉农社区)，农业服务超市服务面积达20余万亩。

　　现代化的种田模式下，效益明显提高。据崇州市农发局对2014年由现代农业职业经理人管理的土地股份合作社种植水稻产量调查统计，该市土地股份合作社水稻亩产平均570公斤，明显高于四川省、成都市的水稻平均单产水平，比崇州市水稻平均单产高出28公斤。

　　合作社生意瞄准产业下游

　　社会资本介入从哪起步？

　　去年，除了4亩地的保底分红外，罗万才还有一笔2000元的分红。这笔分红，缘于青桥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在业务上的拓展。

　　为彻底解决湿稻谷的烘干问题，青桥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积极争取国家财政补贴，再向合作社内部成员筹资，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烘储中心，不但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还面向其他合作社提供服务，收取服务费用。

　　出资3万元的罗万才作为股东，在年底获得了2000元的分红。

　　5月6日，记者看到，在烘干设备的对面，又有一个厂房在抓紧搭建，厂房里摆设着一套崭新的粮油加工设备。

　　原来，烘储中心的业务在今年又有了延伸。“我们准备推出自己的大米品牌，增加大米的附加值，让社员的收入再提高一个档次。”青桥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理事长罗巡虎说，下一步烘干中心还将尝试拓展业务量，“比如说尝试烘干中药材等。”

　　在延长的产业链上获取更多收益，不仅合作社看到了前景，不少社会资本也加入进来了。

　　在成都做了多年贸易的杨光，已成功加入到经理人大军，目前他手上管理的土地达到了5000亩。为了管理好这5000亩土地，他从自己的贸易公司调来了很多伙伴。

　　如此大张旗鼓，杨光看中的不是种田环节的收益，而是后期的加工销售、品牌运营，“现阶段我们肯定是投入，以后我的预期，是能做到每年1000万元的收益。”

　　加工企业参与到种植环节的并不鲜见，但相比过去直接流转土地的方式，杨光更倾向于与土地股份合作社合作。

　　“若直接流转，我们要支付大笔的流转费用，而且还要直接面对几千家农户，现在我以农业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加入，收益与农户共享，依托合作社与农民沟通更顺畅。”杨光的计划是，尽快建立起加工场地，然后收购受聘合作社的粮食进行加工包装和销售，“稻谷是自己亲自种出来的，我还可以把控质量。”

　　刘波认为，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公司，以这样的方式，参与到农业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