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针对“三农”及小微的贷款难问题备受关注，“贷款难、贷款贵”已经严重困扰着我国农业及农村的发展。近日，笔者走访了粤北欠发达地区，调研并充分感受到上述问题的存在，且对于相关问题深层次的原因做了如下探究与分析。

　　总体来说，农村金融的供给相对于需求来说是不充分的，这种不充分表现在“量”的不充分和“质”的不充分。所谓“量”的不充分主要表现在农村金融机构针对“三农”的总体的信贷投放不够，而且，在县域的商业银行可谓参差不齐。一般情况是，信用社针对“三农”的信贷投放所占的比例较高，而诸如邮储、农行、工行等金融机构充当的角色基本上是“抽水机”，这个现象在欠发达地区尤其明显，有的县域金融机构的存贷比竟然都低于10%，而部分信用社的存贷比接近“红线”，总体信贷投放量严重不均衡。

　　从供给方“质”的不充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结构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时序性的问题。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针对“三农”金融支持存在“垒大户”的问题，缺乏针对小微企业、专业合作社以及农户需求的信贷产品及服务；时序性的问题表现在，由于农业的特殊性，诸多资产难于确权，往往在“三农”主体创业初期，提供不了抵押物，也就获得不了贷款支持，而当其发展较好的时候，银行的贷款又在追着跑，金融机构充当的不是“雪中送炭”的角色，其更乐于“锦上添花”。

　　与此同时，供给方与需求方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此类问题一般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信用评估问题。笔者走访粤北期间，发现针对需求方的信用调查手段传统、落后，一笔5万元的信用贷款的发放还要当地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人签字担保，而这5万元对于要投入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农业生产者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人民银行在做征信的工作，信用社也在做信用环境建设，可是，大部分信贷的发放还是要“抵押”。甚至已经在全国推广开来的林权抵押贷款，在部分欠发达地区还没有落实。

　　其二，相关政策得不到有效落实，仍存在行政“不作为”的现象。国家为了鼓励发展“三农”经济，出台了诸多的惠农政策，但是部分政策很难落实到真正有需求的生产主体上。一方面，惠农政策存在被“锁进”柜子里的问题，很多农户并不知情；另一方面，受惠对象的评估程序繁琐，财政兑付缓慢，落实程序冗长。

　　此外，农村金融的供给方在产品及服务上缺乏创新，信贷服务还缺乏公开化、透明化，工作推进趋于保守。除了银行类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问题，还有诸如保险、担保等金融主体缺失，直接融资渠道匮乏等因素影响着县域“三农”经济的发展。

　　从市场角度来看，供给与需求是一对相伴而生的因素。就目前需求方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农业生产的总体水平偏低，由于农业本身的脆弱性，其风险偏高。这是供给方最为担心的部分，笔者此次在调研中，与农户和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座谈时，充分感受到上述问题的严重性。一些农户和合作社生产方式传统，生产水平不高。或者是从事高风险的养殖业(如小规模的养猪合作社)，或者是缺乏科学规划，流转了不少土地，前期投入了设备设施，但是缺乏后续发展资金和能力。

　　其二，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缺乏协同及规模化生产能力。中小规模的农业生产主体大量存在，合作社从3至5名社员到几百人同时存在，关键是从事的生产内容又是雷同的。这样的情况下，中小规模的生产主体将很难有发展空间。只有走融合及协作的道路，才能在市场中占据主动权。

　　其三，资源闲置、浪费严重，不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一些地区，公路、铁路已经修到家门口了，但还是抱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思想，无休止地攫取宝贵的自然资源，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及利用远远不够。笔者此次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在部分地区发展“小水电”的结果是，本来可以用于长期发展的旅游资源，因为没有认真保护，一段很好的水资源被切割成多个小水电项目，最终的结果是水源枯竭。当然，以当地著名的“石头”为主要发展方向的结果是，绵延10几公里的公路两侧都是从山里挖出的大石头待价而沽。试想，且不说这种涸泽而渔的采挖方式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就说石头总有被挖完的时候，挖完了怎么办呢?

　　毋庸置疑，中国的农业总体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低的水平，这就对于农村金融的供给方和需求方都提出了较为严峻的挑战。日前，马云先生又和福建省政府签署了一个全面的战略协议，“互联网+”将在福建的土地上落地发展。马云解决的是平台、渠道和交易问题，但是，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能力的改善是要脚踏实地地去做。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到来自互联网的推动，但是实体经济的内在驱动力缺乏，即使有了很好的平台和渠道，也很难从根本上改观。也就是说，如果想改变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的错位问题，需要两方共同完善自身，让自己更加强大起来，政府及监管机构要鼓励和促进两方的发展，给予更有利的发展空间，这才是农村金融良性发展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