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发挥其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引领作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充分发挥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在农业机械和科技成果应用、绿色发展、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引领功能。”按照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着眼于转方式、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的要求，适度规模经营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以及现代生产要素向农业集聚的重要载体，在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效率方面，需要充分彰显四大引领作用。

　　理念引领

　　传统分散分户经营，受限于不发达经济，受制于狭小规模，受困于单一产业，自给自足的经营理念占据主导地位。发展现代农业，土地集中式的规模经营，随着生产范围扩大，关注的是聚焦各类生产要素形成最大产出效益；服务式的规模经营，随着对象及作业范围增加，关注的是聚集众多主体释放最多的溢出效应。因此，实施规模经营的地区或主体，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供需关系，要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最大的“创新”是制度创新，“三权分置”框架下，从让渡经营权到共享经营权，从土地流转到土地托管、土地入股，从租赁契约式到股份合作式，要引导多元模式多元主体健康发展。“协调”的目标是促使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形成多种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产业格局。“绿色”的实现靠转变农业生产模式，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效益提升，从多方面多环节入手降低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开放”的视野让规模主体在“四化同步”背景下，通过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寻找新的增长点，拓展现代农业发展空间。规模经营所实现的“共享”，是促使农业现代化发展实现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发展，让城市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让农业留下越来越少的人，让农民分享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好处。同时，鼓励和支持各类“新农人”通过发展规模经营进入农业领域，践行并丰富现代农业经营理念。

　　效益引领

　　其一，是通过扩大土地经营规模，降低土地单位面积生产成本；或通过增加服务对象，减少购买生产性服务成本，带来的经营主体内部规模效益。其二，是发挥比较优势，通过提供中高端或差异化农产品产生的附加效益。规模经营主体通过“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品牌价值)”，提高商品附加值，实现品牌溢出效应。其三，通过在“微笑曲线”两端的品牌研发、市场营销、质量管控活动带来的外部效益，使上下游各环节建立紧密的利益联接，各主体相互依存度更高、交易行为更活跃。其四，在优化区域布局中实现的结构调整效益，通过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丰富和完善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供给链和生态链，实现产品增值、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主体引领

　　据初步统计，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达到近250万家。家庭经营模式下的家庭农场，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持续显示出强劲生命力，有利于提高农业集约化和组织化水平；合作经营模式下的农民合作社，在生产合作和服务合作方面具有显著且难以替代的规模效益；各类农业企业产权关系明晰、治理结构完善、管理效率较高，有显著的引导示范效应。在农产品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双重压力下，各类主体开展了大量有益实践与探索，通过提供就业岗位、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开展股份合作、进行示范带动等方式，成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拉动农户增收的有生力量。珠三角地区的土地股份合作，四川崇州的“农业共营”、上海松江的“家庭农场”、山东河南的“土地托管”，安徽宿州的“粮食生产联合体”等多模式实践，充分表明规模经营主体与其他经营主体形成了相互共生共赢关系。

　　绿色引领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生态文明建设关系民族大业、关乎子孙后代，是十分紧迫且必须完成的重大任务。发展生态农业，实现绿色引领，一方面，从节约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出发，规模经营主体具有有强烈的动力。在土地集中式规模经营的地方实施“一控两减三基本”，控制用水总量，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资源化利用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和农膜等，能显著减少生产成本、提高效益。另一方面，通过规模经营主体实施生态补偿项目，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加强草原生态建设等，能降低管理成本，增强执行效果。例如，上海、湖北、甘肃等省市在扶持培育家庭农场工作中，都明确提出示范性家庭农场要注重生态效应，开创了规模经营践行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发挥好规模经营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引领作用，着力点是搭建一个着眼于供给侧改革改革目标，着眼于提升规模经营主体竞争力，系统完整的政策扶持体系，最大程度释放和彰显规模经营的优势及活力。